序言

一　官僚帝国体制的观察视角

本书叙述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所谓“前期”，指的是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夏商周的国家，有的学者称为“方国”，也有的学者称为“王国”。“方国”之“方”，显示了那些形成了“国”的各个政治实体各据一方，“王国”之名则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称“王”，存在着王权的情况。此阶段历时约十六七个世纪。自战国变法以降到秦汉王朝，则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候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呱呱坠地了。这种政治体制，从政治学上说应属“官僚帝国”。战国到秦汉的这个历史转型，确立了两千年各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构。帝制的终结，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呢。

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一般是要通过官僚组织来贯彻的。就历史上大多数情况看，在存在专制、集权的地方，往往也存在着一大批官员。官僚组织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若干骑马民族也出现过一些以严酷著称的首领，但不好说那是一种“专制体制”，因为那里不存在官僚行政组织。当然，对传统中国政治是否是专制的，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传统中国存在相权、存在科举考试、存在士人，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帝制中国不是“专制”的；还有人认为，技术条件限制了传统皇权，使其达不到专制和集权。这问题该怎么看呢？我们觉得，概念的界定，应以能更好地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别为原则。不必过分拘泥“专制”一词在西文中的原初所指，它在中国史研究中使用已久，约定俗成了。从世界史的范围看，中国皇帝的巨大集中化权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现象。这种政治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邓小平也承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甚至认为，由于儒学传统影响，东亚社会将走向一种“亚洲新专制主义”。不同的“专制”用法虽然所指各异，但总归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治集权传统是最具典型性的，它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部分人不愿采用“专制”一词，是出于对祖宗的“温情和敬意”，但正如林达先生的《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一文所说：“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像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方应断然拒绝专制。从历史的比较和现实影响看，把传统中国政体称为“专制的”，由此与其他不同的政体区分开来，在研究上是比较便利的。

在面对两千年传统官僚制度时，我们的基本视角有三：第一，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复杂的行政组织一旦演生出来，那么行政的合理化，就必然作为一种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比如说，它推动人们采用科层式的分官设职架构，依照选贤任能的录用程序，严格遵循法律和充分利用文档，等等。古代政治家在“分官设职”的时候，逐渐体察到那些规则并日益娴熟地运用着它们。那些规则也常遭破坏，比如皇帝超越法制而狂悖专断，或官贵们出于私利而要求特权，等等。但从长时段看，它们仍是支配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则之一，并构成了制度进化的动力。理性化了的行政还是官僚组织之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之一：皇帝个人的为所欲为，不能过分损害理性行政，他不能自拆台脚。宰相所谓“相权”的制度支持，就是官僚行政的相对自主性。

第二，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皇帝和各色官贵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构，也是一个安排身份、分配权势的架构。权势的分配一般采用“官本位”，是通过品阶勋爵来实现的。官僚的位阶有如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资本。从理论上说，皇帝至高无上，集政权、法权和军权于一身，在权势和利益的分配上皇帝占大头儿，同时各种政治势力也各有其份额。君权不仅仅存在于保障其“作威作福”的制度条文之中，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是君臣“博弈”而达到的动态平衡。周代贵族世卿世禄，拥有重大的传统权势，这时的周天子就不好说是专制君主；战国变法中君权的强化，以削弱和打击贵族为先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官贵的形态及其与君主的关系，也是塑造君权的因素之一。

王朝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官僚权贵，如文法吏、士人、士族、军功官僚、外戚、皇宗、宦官，在异族政权中还有部落贵族，等等。他们所来自的社会阶层不相同，其向皇帝分割权势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各色官贵的政治角逐会造成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文吏政治、士人政治、门阀政治、军功贵族政治、宗王政治，还有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异族统治等。文法吏与皇帝的结合，很容易导致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儒生士大夫与皇权的结合，则将促成一个弹性的皇权。在王朝初年，军功集团可能拥有较大势力，但随后又可能被文官群体逐渐取代。皇宗、外戚、宦官都是皇权的附属物。在历史前期，外戚、皇宗拥有较大参政空间，到历史后期则大受限制。宦官势力有助于君主独裁，但也会导致皇权的恶化，并使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出现裂痕。异族政权中存在着民族冲突的张力，这时部落显贵通常是皇权的坚强支持者。当然，部落因素也会使政治斗争呈现出无规则性。士族门阀具有“贵族化”的性质，而在官僚“贵族化”了的时候，皇权往往就比较低落，二者呈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说，当门阀只凭门第就能占有官位之时，皇帝予取予夺的权力就被分割了。这里所谓“贵族化”是一个过程。一些时候官员会趋于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这种演化的最终结果是贵族化，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或浓厚或轻微。总之，在皇权与不同政治势力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皇权会呈现不同的面貌。甚至，当官员发生贵族化时还会出现专制和集权的弱化。

说到士人，轮到第三个视角了，即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在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候官僚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或说士人。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帝国统治所需的文化知识，维系着正统意识形态；他们还发挥着制约皇权（通过谏诤等活动）、整合社会（通过教化等活动）的特殊功能，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较富弹性。由此，中国官僚政治就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士大夫政治”。当然，士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仅仅取决于其文化观念，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甚至演化为封闭的政治集团，例如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是灼然可见的。例如，它催生了那些培训和录用士人的制度，如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他们的文化理念也影响着制度的样式。王莽的“复古改制”就是一个好例子。总之，“士大夫政治”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