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皇帝—官僚统治阶级

西周春秋时天子称“王”，到了战国，列国君主纷纷也称“王”了，甚至一度有称“帝”的尝试。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约合齐盡王，二人各称“西帝”“东帝”。嬴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采三皇五帝之名而成“皇帝”之号。“皇帝”之号今天人们耳熟能详了，当时却是个很新鲜的词儿。

秦始皇建立了一系列尊君卑臣的制度。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甚至皇帝的死，都必须使用与众不同的说法，如大行、殂落、晏驾、山陵崩等等。臣吏向皇帝上书，则使用“愚憨”“粪土”“草莽”等等自称，使用“昧死言”或“顿首死罪上尚书”及“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之类语词，以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和臣下的卑微可怜。刘邦及其战友本是一群草莽英雄，但有个儒生叔孙通为汉廷定朝仪，刘邦于长乐宫试行其礼，其时百官毕恭毕敬，没有敢欢哗失礼的，这便给了刘邦一个从没品尝过的惊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暴发户的得意跃然纸上。

与各个古代帝国相似，帝国的一切荣耀，都归于皇帝。其大功大德被铭诸金石：“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御用的艺术家们献上了最美好的颂歌：“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生存、收获、安定，甚至牛羊草木的生长，都被认为是皇帝的伟大英明所致。这就养成了两千年的思维定式，以致今天的电视历史剧，仍把一切繁荣和进步都归功于“大帝”们的正确领导。其实我们知道，“自然的经济增长”会自然地使大多数人受益；得把自然增长的部分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作用；得把政府的义务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功劳。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只要朝廷不过分榨取、扰民，人口和财富就会自然地快速增加。中华民族自是勤劳智慧的，他们的生生不息，岂是皇帝所赐？（依葛剑雄先生推算，照西汉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到公元75年人口就应突破一亿了；之所以未能达到，是天灾、更是人祸之故。）当然也可以认为，人民是以赋役的代价来换取朝廷的公共管理产品的；可其间并不是平等交易，皇帝和官府是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强买强卖的，而且其所提供的经常是劣质品。可是话语权总在强者手中，臣民当久了，就会以为自己真是皇帝养活的。

皇帝自称“受命于天”，利用“君权神授说”来自我神化。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自认为“方今水德之始”，以此改正朔服色度数，更名黄河曰“德水”；甚至把“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的政治原则，也说成是“合五德之数”的。但“法律神授”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却没有出现。在这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渊源。立法、司法、军权、财权等大权，皇帝一手抓。秦始皇事必躬亲，“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天批阅公文有定额，不达定额不休息。后代的皇帝，像秦始皇那么勤政的还真不算多，可秦始皇“亟役万民”，也造成了“天下苦秦”的局面。

皇位之继承，嫡长子继承制被认为最为合理。汉文帝时有司请求早立太子，汉文帝起初还装腔作势，说能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但有司据“理”力争，申明“立嗣必子”乃是“天下之大义”。汉文帝不再推辞，以刘启为太子。“家天下”就不能“贤者为帝”。“贤”无定准，如果几个儿子都认为自己“贤”，非咬起来不可，还不如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以避免皇位纷争呢。不过按儒家思想，皇帝理应是，但却不必然是圣人或贤者，皇帝不是神，完全有可能出现昏君甚至暴君，所以应在储君时就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以保证未来皇帝的贤明。于是，汉廷为太子设师傅。在昭帝、宣帝后，太子太傅、少傅往往选任硕儒名士。太子宫中的官职设置，是与朝官相比拟的，宛如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朝廷。比如太子率更令，职比光禄勋；太子家令，职比大司农、少府；太子仆，职比太仆，太子门大夫，职比中郎将；太子中庶子、庶子、洗马、舍人等侍从之官，职比侍中、郎中。太子侍从往往用官贵子弟或名士担任，由于他们跟太子亲近，未来仕途是很光明的。

被臣民热情讴歌的皇帝，其实是臣民的最大役使者和剥削者。唐人《阿房宫赋》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秦爱纷奢，人亦恋其家！”大家都是人，都想过好日子，然而谁能跟皇帝相比呢！他拥有雄伟的宫殿、巨大的陵寝和繁多的祠庙。秦始皇帝为了修骊山墓、阿房宫等，曾动员了数十万上百万的劳动力，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西汉元帝时，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藏钱40万万，而属皇室财政的少府藏钱18万万、水衡都尉藏钱25万万，后两者合计43万万，多于大司农。皇家的“私奉养”，竟如此巨大。皇族子弟照例是要封王封侯的，公主、后妃则有“汤沐邑”，他们在封国、封邑中享受着“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征收渔税、盐税、铁税、商税等。西汉哀帝时，有人建议限田限奴婢，诸王占有奴婢不要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吏民30人。这个建议，恰好显示了不同社会等级的特权之差。东汉明帝在分封自己的儿子时，自以为不好跟先帝之子比肩，所以定制每年只给2千万。然而那依然是一笔巨款。按汉代一夫百亩年产150斛计算，再依东汉粮价折合为15000钱；那么2千万钱就相当于1333户农民的年收入。汉顺帝时的诸侯王国共20个，有户179万余，有口1090万余，竟占到了编户的四五分之一。

庞大的官吏队伍，是皇帝“家天下”的屏障、治天下的臂膀，他们的权益，皇帝不能忘在脑后。按东汉学者桓谭的记述，汉宣帝以来，朝廷每年赋敛40余万万，“吏俸用其半”，国家赋税的一半用来养官儿。丞相月俸350斛，相当28家农民的全年收入之和；最低的佐史月俸就只有8斛了，丰薄相差43.75倍。除俸禄外，高官还经常得到巨额赏赐。东汉的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低级吏员俸禄虽比较微薄，但他们可以贪污受贿，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所谓“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酷吏杜周早年当廷史的时候，财产只有一匹马；后来官至三公，“家訾累数巨万矣！”官僚凭借权势巧取豪夺，强买田地奴婢，绝不是稀罕事儿。名相萧何，就曾在关中“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通过权势占有财富，“升官就能发财”，是官僚帝国最突出的现象之一。

王朝依照官爵高下，向官员授予各种特权。例如六百石以上官吏，拥有免役权；二千石以上官吏拥有任子权，即任职三年后，可使子弟一人出仕为郎；六百石以上官吏，还拥有“先请”权，即犯罪后不能径直绳之以法，司法机关须先向皇帝请示，得到特批方能治罪。五大夫以上爵位及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在有罪拘系而应加械具时，皆“颂系”，即免其械具之苦。法家“不分亲疏，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政治理想，到了现实中就走了样。

西汉末年，宗室人口已繁衍到了10多万人，加上功臣、外戚约达12万，比汉初增加了100倍。西汉末的王朝吏员，自佐史到丞相有12万多人，连其家属估计有100多万人。二者合计，占总人口的2%。此外还有边兵20余万人，再加上官贵的皂隶奴仆等等。有学者估计其时的非生产性人口占5%到10%左右，就是说每两三户劳动者，就要负担一位非生产性人口的消费。这个估计也许偏大了，但无论如何，皇族、贵族和官僚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消耗者。他们所凭借的官府，是社会之上的“巨无霸”。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官本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