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城市的兴盛

北京真正成为“天下之中”，这种政治地理位置的巨大变化，对沿边、沿海商贸城市的兴盛产生了深远影响。张家口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城堡演变为北方重要的“旱码头”，直接受益于清代版图的北扩，但同时也造成了另一座城市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那就是宣化。而天津则属于北京政治地理位置变化的间接受益者，受清代中期海运代替漕运和长芦盐业兴盛的影响。

一、张家口的繁盛与宣化的相对衰落

清军入关并统一中原后，长城作为军事防线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民族交流融合成为历史趋势。明代的卫所制度尽管在清政权建立后又存在了八十多年的时间，但卫所的军事价值在逐渐地减弱。清康熙帝在位期间，“一方面保留了卫所名称，另一方面又继续了明后期的势头，把部分卫所改为州县”[102]。明代“九边”之一的宣府镇就是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被废置的，改为宣化府，领三州、七县，治宣化县府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化府所辖七县分别是宣化县、赤城县（今河北省赤城县）、万全县（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龙门县（今河北省赤城县龙关镇）、怀来县（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旧城，已没入官厅水库）、怀安县（今河北省怀安县）、西宁县（今河北省阳原县）；所领三州分别是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保安州（今河北省涿鹿县）、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区）。

宣化府城在当时是很繁华的，从街道的命名上可窥见一斑，如米市街、菜市街、盐店街、油店街，等等。城内人口数量也不少，据清乾隆年间《宣化府志》记载：“镇城人烟凑集，里宅栉比，不独四门通衢为然，虽西北、西南两隅僻街小巷，亦无隙地。盖驻防官军既不下二万，而宣府前、左、右三卫，兴和一所，自指挥以下官八百余员，合计官军户口不下三万有余。而绅衿、士民、商贾杂处其中，尤不可数计。”[103]这还是在描述明末清初的宣府镇城，但宣府镇原有的驻屯军在清代一部分被吸纳进绿营军，调动迁徙到外地，大部分就地改换户籍成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104]据此可以推论，宣府镇改置宣化府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了较为繁华的景象，只是后来由于张家口的强势崛起，宣化府的地位才一落千丈。那么，张家口在当时的行政地位如何呢？张家口归属宣化府万全县管辖，置县丞分驻于此。尽管张家口的行政地位不高，却因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内外贸易的发展逐渐繁盛起来。

张家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赋予其良好的资源禀赋。张家口所在地区不是农业发达的区域，物产也不丰富，但作为军事城堡和交通要冲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口外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茫茫蒙古大草原，口内是农业、手工业相对发达的广袤富饶的中原各省，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跨区域贸易成为时代的趋势，因而张家口成为华北地区进入蒙古地区以及远至今俄罗斯的交通要道。因此，随着汉蒙贸易与中俄贸易的发展，位于特殊交通区位的张家口适应了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需要，故而从军事要塞发展成为商品集散地的商城也就具有历史必然性。清顺治元年（1644年），为方便长城内外沟通，来远堡附近长城开豁口建造大境门，此后三百年间成为张家口内外交通的标志性建筑。清初庞大的军需供应也刺激了张家口的发展。作为平定西北叛乱的后勤中转站，在转运军需的同时，往来张家口的商贾往往夹带手工业品赴军营贸易以牟取暴利。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甚至出现了“弃恒业，鬻田庐而为之”的现象。

但是，对张家口商贸活动影响最大的还是张库大道的兴盛。平定准噶尔以后，为加强和完善驿道的管理，清政府重点整修元代开辟的以北京为中心，由张家口经兴和（今河北省张北县）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官马大道，成为官马北路三大干线之一。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政府批准以经由伊尔库茨克—库伦—张家口的商道（开始称“张库商道”，后改称“张库大道”）作为俄国商队往返的官道，张库大道初现雏形。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恰克图条约》，开辟了中俄恰克图互市，张库大道向北延伸到了恰克图。[105]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禁绝了俄商人直抵北京的通商贸易，张家口成为中俄贸易的必经之路。

在张库大道上活跃着的是被称为“旅蒙商人”的一批汉族商民，其中以山西商人为主。他们大多懂蒙语、通蒙俗，了解蒙民草原市场。他们使用骆驼，或驼车、牛车，沿着古驿道，走向草原深处，用茶叶、布匹、瓷器、绸缎等生活用品和喇嘛佛事用品，交换蒙古族牧民的皮张、绒毛、药材等物品，形成了张家口当时最大的产业——旅蒙业。[106]《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贸易迅猛发展，中俄贸易的商品也是种类繁多，经由张家口输出的商品，主要为丝绸、棉布、茶叶，且各时期所占比例不同。互市最初阶段，各类丝织品为中国输俄的主要货物。随着贸易不断向民间发展，价格低廉、经济实用的棉织品逐渐取代丝织品，成为对俄输出的主要商品。乾嘉之际，茶叶输俄数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1830年英法大战封锁了欧洲海路之后，张库大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大陆贸易商道，由此刺激了张库大道茶叶贸易的迅猛增长，整个19世纪，张库大道几乎可以称之为“茶叶之道”[107]，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从武夷山贩运茶叶到恰克图的场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俄罗斯经由张家口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以毛皮为主，这反映出中俄贸易的互补性特征。

贸易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是商号的繁荣和金融业的发达。清康熙初年，张家口旅蒙商号有30多家，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发展到90多家，到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增长到了190多家，至道光年间，旅蒙商号共280多家，规模也更为庞大。[108]而张家口的金融业也开始兴起。清乾隆元年（1736年），山西商人王荣廷出资四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祥永发”账局，经营存款和放款业务，成为张家口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最早的一家金融机构。随后又出现了“大升玉”“大全玉”等规模较大的账局，张家口成为中国金融业的起源地之一。为了弥补账局不经营汇兑业务的局限，清道光初年，山西商人又创办了票号。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张家口已有锦泰亨、日升昌、日新中、协同庆等票号总号或分号12家，不同银号、不同地区间资金往来活跃。[109]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张家口的城市人口构成和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原先以军人及随军家属为主的人口构成逐渐转变成以商人、劳动苦力等非军事人口为主的人口构成，据估算，清康熙年间约有商人500人，雍正年间增加到约4500人，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商人总数已经超过1.1万人。[110]从居民的职业构成上看，张家口已经从一个军事城市转变为商贸城市。

张家口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更能体现出张家口城市性质的变化。大境门修筑以后，使以堡子里为中心的下堡和以来远堡为中心的上堡逐渐连成一片[111]，慢慢形成今天的张家口市桥西区。上堡逐渐演变成为街市，又称市圈，俗称“买卖城”，是张家口最主要的商业区，也是对俄贸易的集中点，往来于张家口与恰克图、蒙古草原北部之间从事贸易的商贾大都将商行和货栈设在这里。乾隆后期，下堡也逐渐发展为张家口的另一商业区，东门外纵贯南北的武城街店铺鳞次栉比，汇聚了大批的商行、钱庄、票号，成为张家口最繁华的街道。[112]大境门以北至元宝山下为口外，也是商业区，多汇集晋商和京商开设的店铺，主要供应张家口居民日用所需的肉类、面粉、燃料等。俄国商人的住宅和茶叶堆栈也多集中在这一区域。元宝山和大境门之间是牲畜贸易市场，因市场设在一条峡谷间，在峡谷西侧筑有一条堤坝，商人们便称之为“坝岗子”。[113]“坝岗子”交易的牲畜主要是骆驼，因张家口对俄国长途运输贸易主要依靠骆驼。

随着张家口由军事城堡向商贸城市的转变，原有的军事管理体制已不合时宜，需要设置新的行政管理机构。清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置张家口、独石、多伦诺尔厅，通称“口北三厅”。张家口厅负责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钱粮，旗民之户婚、田亩、殴斗等案，稽查盗匪事务以及口内、蔚县等七州县旗民之互讼人命等事。另设张家口理事同知，主管逃盗治安，催征旗民地亩钱粮等政务。张家口厅和张家口理事同知等管理地方事务官厅的设立，标志着张家口正式完成了由单纯军事堡垒向社会性城镇的转变。[114]

二、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

天津的经济职能得到加强和发展，标志之一是行政建制的设立。清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将卫原辖一百四十三屯就近并入武清、静海、青县、沧州、南皮”5个州县，“又归拨武清、静海、沧州三州县地凡二百六十七村庄入天津州”[115]。这样，天津就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堡垒转化为一级行政区域。但这时候的天津州还只是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属河间府管辖。同年九月，升天津州为直隶州，辖武清、青县、静海三县，成为府一级的行政区域。建制如此变化的好处是“经界整齐，设施便利，既无鞭长不及之虞，亦无邻封掣肘之患”[116]。清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又将天津直隶州升为天津府，“天津由州升府，是天津已经成为封建的工商业城市的重要标志”[117]。天津府治天津县（今天津市），领六县、一州。天津府所领的六个县分别是天津县、静海县（今天津市静海区）、青县（今河北省青县）、南皮县（今河北省南皮县）、盐山县（今河北省盐山县）、庆云县（今山东省庆云县）；所领的一个州为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

天津经济之所以在清代中期以前获得大发展，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

第一，漕运的发达带来了南北商货贸易的兴盛和天津人口结构的变化。

清代，天津继续承担着首都和北方驻守官兵粮饷转运和囤积的任务，有常年负责漕运及屯留的兵丁144500人，运船万余只，运送漕粮400余万石，还拥有数百座仓廒贮藏漕粮，其中运到北京的有330万石。[118]

为保证漕粮顺利运达北方，官府对漕运人员非常体恤，允许漕船在运载漕粮北上的同时，可以带运一定数量的南方土特产，即“土宜”，沿途售卖以资用。这些土宜不仅沿途免税，并且其数量一再增加。清初，每条漕船允许带运土宜60石，后来又有增加，每条漕船允许带运土宜的数量增加到180石。清代每条漕船载运量一般为500石左右，而官方允许其带运的土宜竟占36%。[119]除了官府政策允许漕船带运的土宜外，漕运人员往往还违法额外私带土宜，数量也很多。此外，漕运人员往往还在运河沿途口岸、码头、市镇等地方揽载商人货物，收取运费，而商人为了逃避关税盘剥也很乐意利用漕船带货。以上三者合计，漕船从南方带运到北方的货物数量相当可观。

清代对漕船的行程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果违误，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漕船带运的货物在中途无暇发卖，大多是被带到指定或终点口岸后再售卖。天津是运河北端的漕粮转运中心，漕船不仅全部从此经过，而且大量漕船经常在此停留，这就为漕运人员售卖土宜提供了理想的地点。因此，大量南方土宜源源不断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市场的繁荣。天津商业的发展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如餐饮业、娱乐业、杂货行、粮米行，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商业区域。

漕运在带动天津商业发展的同时，还改变着天津的人口结构，因天津的繁华吸引了很多人纷纷选择寓居天津。清代，寓居天津的主要有以下几类人：（1）因经商而移居天津，这可以从当时在天津建造的各省会馆得以印证；（2）不愿入仕的人寓居天津；（3）仕途不得意的人寓居天津；（4）致仕后寓居天津；（5）很多著名的文人也曾经寓居天津。[120]上述寓居天津之人，其家眷或者仆从都不可避免地会随其一起来到天津，因此，清代进入天津地区的人口相当多，从而使得天津成为“五方杂处”之区。

第二，海运的发达扩大了天津对外贸易的地理范围，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经济腹地。

元代，南粮北运全部走海路。但“由于漕粮海运损失大，又常遭海盗骚扰，为确保安全，在天津——通州段运河疏通后，即停止海运，漕运全部由运河承担”[121]。整个明代，南粮北运主要为里河漕运。清初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但对天津海船驶往辽东则特别予以照准，因天津人稠地薄，而辽东粮豆充盈。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下令开放海禁，天津有贩运辽东粮豆商船300余只，往来津奉间，以济民食。到清嘉道年间，从事津奉粮豆贸易的商船已有600余只，每年往返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122]这就更增加了天津船只和人口的集结速度，从而带动了旅馆、饮食、新旧衣、粮行货栈业以及银钱兑换业的发展。

海禁开放后，天津在北方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天津至闽粤的航线亦被开通。闽粤帮的专业船队出现于康熙年间，有海船30艘，每艘载重200吨，水手50余人。至道光中期，船队已拥有海船300艘，停泊于东门外风神庙至皇船坞之间，人数达万余人。[123]初时春来秋返，至咸丰初年，已有5000余名闽粤商人在天津落脚生根。

另一只来自南方的船队是宁波船队。宁波船队以航向划分行业，北上船队称“北头船”，共70余艘，其船体较小，载重70余吨，水手10余人，停船于紫竹林一带。所运商货主要有茶叶、毛竹、绍酒、江西瓷器和福建杉木等，回程货除天津的药材、干鲜果外，有牛庄的高粱酒、龙口的粉条、营口的豆油豆饼、青岛的花生与花生油、烟台的海货。[124]至天津开埠前，宁波帮亦在天津商界扎根。

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但不是商品的终端市场，而是作为中转集散地，将运到这里的南货销往北京和内地。当时天津通往内地的河道有四条：一是由北运河道，以天津为起点，北至通州张家湾；二是淀河道，以天津为起点，西至保定县（今河北省文安县新镇）张青口和清苑县；三是西河道，至衡水县小范镇、任县邢家湾、宁晋县白沐、邯郸；四是南运河道，至大名县龙江庙。[125]夏秋两季各河道各式各样民船穿梭不息，天津码头千帆林立，一派繁华景象。正因为天津与内地有着如此好的水路交通，才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经济腹地。

第三，盐业的兴盛大大加强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实力。

明代天津卫城百里以外，北起山海关，南至山东利津500多千米的海岸，均为天然的海盐产区。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朝廷曾在沧州设立“长芦都转盐运使司”，此为长芦盐区的正式定名。天津是长芦盐区的盐业中心，长芦盐政、巡盐御史均于清康熙年间移驻天津。长芦盐行销直隶130多个州县及河南开封、彰德、陈州、怀庆4府50多个州县。清初长芦额引719550道，每引配盐225斤，总计约1.6亿斤。此后不断加增，乾隆中叶长芦正引96万余道，余引5万，每引增至305斤，总计达3.36亿斤。[126]这些引盐很大一部分是在天津集中，经运河南下，分销直隶南部诸府及河南4府。盐业的兴盛催生了大量腰缠万贯的盐商，著名的“天津八大家”中即有4家是以盐起家。康熙年间长芦盐商在津建立“芦纲公所”，筹办通纲公益，协调钱债纠纷。不少大盐商引地在直隶、河南各县，但总店却设在天津。

盐商们除了自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还将大量资金投入钱庄业、典当业，促进了天津金融业的发展。乾隆年间，天津有当铺40多家，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在北门外建立当行公所；东门外的宫南、宫北大街为银钱市场。盐商王文郁开有益得、益兴恒、益源恒3家银号，李士铭开设有瑞恒、瑞牲等5家银号，天成号韩家既有当铺，亦有银号。[127]银号公所也于道光初年成立。金融业的发展，使得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更加稳固。

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城市人口的增加上。明代天津卫设立之初，卫城和附近地区有近两万人。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天津县有8.3万多户居民，44万多人，城关一带即有居民3.3万户，近20万人。[128]当时的天津已经形成了由都市中心区——周围15乡镇——附郭351个自然村组成的严密的都市层次体系，而人口、财富、商业店铺的集聚趋势，也是沿着小村——村——镇——都市中心区逐步递进，大致情况列表如表2-1：[129]

表2-1　天津人口、财富、商业店铺分布情况（清代前期）

在市区，各个部分的发展都是自发形成的，往往随着商业店铺的数量多寡而决定居住人口的多少。影响以至于决定商业集中某一地域的重要因素，是最大量地吸引消费者。而消费者和市民所要求的服务业的适当位置，则是以尽可能地节省时间为原则。所以，那些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即三岔河口与卫城交接的地区，便最先发展起来。市内的基础设施也是随着人口聚集程度兴建的，具体情况见表2-2：[130]

表2-2　天津市区基础设施分布情况（清代前期）[131]

从上面表2-2中可以看出：（1）县城内为官衙署廨的驻地，天津镇、道、府、县及长芦盐运使署均驻城内，府学、县学、义学亦建于此；（2）城内街巷密布，并有水井25眼；（3）县城北门外为最繁华的地区，街巷密度超过县城，著名的针市街、估衣街、锅店街、归贾胡同、金店胡同、北门外大街和侯家后均坐落于此；（4）县城东北角繁华度居第二，这里是南北运河与海河合流之所，街巷近百，又有以贾家大桥、锦衣卫桥命名的村镇；（5）县城西北角，地枕南运河，为粮船北挽过天津关必经之地，夏秋间帆樯云集，负缆者邪许相闻，为稽巡之要地；（6）县城东门外，海河亘其中，米舶盐艘往来聚焉，故河东多粮店。天津的城市格局与北京明显不同，显露出商业城市的独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