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都”承德的兴起

承德这座城市兴起很晚，“承德”名字的出现则更晚。在明代和清初，承德还是蒙古人的牧马场。到清康熙初年，这里只有两个小居民点，即热河上营和热河下营。“热河”是蒙古语“哈伦告鲁”的汉译，因这里地处燕北山地、滦河之北，古称滦阳，也是扼东北、西北和华北的交通孔道。

承德的兴起是北京真正成为“天下之中”的直接后果。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北方，准备解决东北、漠北和西北的边防问题。为了提高满蒙八旗军的军事素质和骑射技能，加强对漠南、漠北蒙古的管理，在“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旗敬献牧场”的基础上，设置了“以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东西长150多千米，南北宽100多千米，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千米。[92]康熙皇帝在围场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秋狝”，这么做的目的有二：其一，为了防止八旗之众承平日久，耽于安乐，骑射渐至生疏。要求八旗子弟习武木兰，重拾尚武之风。木兰围场地处塞外，与蒙古所居之地环境相同。八旗军借行围之机，不仅可以严肃军纪，凝聚军心，还能使军队适应塞外气候和地形，如若战事突发，可以迅速应战。其二，清政府实行“以蒙古为长城”的边防政策，对蒙古恩威并济。一方面，需借狩猎之名，行威慑之实。即通过操练八旗军队，张扬大清军威，对存有异心的蒙古王公进行心理上的震慑。另一方面，在行围时通过对蒙古王公进行赏赉，以怀柔手法拉近蒙古与清帝的感情，从而起到柔藩的作用。[93]

我们觉得，前面所揭示的清康熙帝设立木兰围场的两个目的中，第二个目的更具有意义。当1930年瑞典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往游承德，在评价康熙皇帝修建热河行宫的动机时，他这样写道：“他这么做，是为了将蒙古王公们纳入视野范围之内，能够通过规模盛大的接见、豪华的狩猎活动、令人生畏的大型军队操练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而热河自身作为最北部的城市也保护着大清的辽阔疆土。”[94]

自康熙帝始行“木兰秋狝”，逐渐成为清政府的定制，后代帝王效法遵守，于是热河成了清帝经常巡幸之所。皇帝每次北巡，夏初启程，秋末返京，逗留少则三月，多则半年。期间皇帝不但在此避暑行围，处理朝政，还要在此接待蒙、藏上层王公、活佛及外围使节，热河行宫的设置成为必然。康熙北巡，在热河修建了多处行宫，其中以避暑山庄最为重要。避暑山庄兴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到康熙四十七年初具规模，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竣工，前后历时89年，成为清代北方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占地总面积564万平方米，宫墙长度为9322.2米。[95]在这里不仅能供养成千上万人的扈从食宿，还能日秩皇城，方便柔藩。

随着避暑山庄的建立，清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系列政治机构，为宫廷服务的仓库、皇庄和商业活动也发展起来。清雍正元年（1723年），设热河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改为承德州（“承德”名字自此始定）；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升承德州为承德府，治承德府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领3县、1州、1厅。承德府所领的3县分别是滦平县（今河北省滦平县）、丰宁县（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今河北省隆化县）；1州是平泉州（今河北省平泉县）；1厅是围场厅（今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避暑山庄自建成后，遂成为仅次于北京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而承德这个城市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个政治中心服务的。这是承德城市发展的一大特点。”[96]以研究北京史知名的历史学者王玲则将承德称为清帝国的政治分中心，即是指为北京分担一部分政治职能。在探讨承德政治分中心的形成原因时，王玲列举了三个方面：

第一，和北方民族的社会结构及生活习俗有关。辽、金、元、清几代都是北方牧猎民放建立的王朝。在中原地区，他们采取秦汉以来的传统郡县制度，对塞外地区的游牧民族却常采取兵民一体的部落制。为适应这种社会组织，这几个王朝在北方常有陪都之设，这是为适应北方人民习俗，采取的“因俗而治”的方针。清政权建都于北京，又以盛京为陪都，但对北方草原仍难以全力控制。为了加强对满、蒙人民的统治，清帝设立了木兰围场。清帝每年到塞外避暑，一般农历四、五月从北京出发，九月才返回京城，在塞外时间长达半年。这样长的时间不能不处理政务，但行宫帷幄处理政务多有不便，承德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也可以说是自辽金以来在草原上设置政治分中心传统的继续。

第二，承德的兴起与清初的民族关系和北方形势有关。蒙古问题一直是清初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虽然康熙朝成功地粉碎了准噶尔部叛乱，但并未完全消除民族分裂的因素。为防止民族分裂，加强中央集权，遏制沙俄侵略，康熙帝以武力平叛的同时对蒙古各部采取怀柔政策，代替历代用长城进行民族隔离的办法。把避暑山庄作为处理民族事务的场所，一则是怕蒙古贵族前来朝觐不适应关内的炎热气候，二是为专门建立朝觐之所，以示对蒙古各部的“恩遇”。同时，清政府在长期处理民族事务的过程中发现，虽然蒙古各部矛盾很多，互不统属，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信仰喇嘛教，故特意在承德修建了许多大型寺庙。这样大面积的建筑放在首都北京显然不便安排。另外，每年蒙古王公觐见，都携带大量随从和兵丁，进京也有不便，这才选择了承德这一特殊地点。承德历史上就是各民族的结合部，清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个传统特点。

第三，承德不仅风景秀丽，景色宜人，而且距北京很近，只有两百千米，信使可朝发夕至。皇帝在塞外期间，军机大臣、各部官员都有一部分随同前往，以便随时处理政务。清帝从这里发出指令，直达全国各省份。省则按期奏报本地情况，寻常报告三日一次由北京递送热河，重要情报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飞马奏报，也不会误事。[97]

王玲的分析涉及民族特性、民族生活习俗、民族关系和承德的区位优势等诸多方面，不可谓不完整。但我们认为，出于处理民族关系的需要，才是承德成为政治分中心的主要原因。清政权本起自于东北地区，而后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后方，才问鼎中原。满蒙民族间的关系远比满汉民族间的关系亲近，故而清政府才对蒙古各部落主要采取羁縻政策，再加上东北地区是清朝贵族的“老家”，他们必须要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木兰围场初建时期，是由蒙古各旗王公分片管理的，而且每年“木兰秋狝”都有蒙古王公陪伴。为了加强蒙古各部落的宗教信仰，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避暑山庄东部、北部呈半圆形陆续修建了12座寺庙，因其中8座寺庙住有喇嘛，归清政府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在京师设有八处“下处”（办事机构），而承德的八座寺庙地处塞外，故称“口外八处”或“外八庙”。[98]其余各庙不住喇嘛，由八旗兵丁看守。斯文·赫定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座充满宗教色彩的城市里建起气宇轩昂的庙宇群，其实是有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利用宗教信仰和庙宇金顶串成的黄金锁链，把这些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与有着世俗权力的皇帝紧紧联系在一起。”[99]

承德从清初一个人烟稀少的村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成古北口外一大都会，纯粹是政治功能使然。单一的城市功能，必定造成人口结构的单一和城市经济的脆弱。从人口结构上看，兵丁、官吏、僧侣所占比重最高。清初，热河常年驻兵达3000人以上，常驻官员、吏卒不下千名，各大庙宇的僧侣共有858名。至于流动人口则更多，每年皇帝来此地，仅扈从卫兵就达千人以上，亲王、嫔妃、各部臣僚、役从也有一两千人。而各族王公、随从朝觐人员也有很大数目。至于修建避暑山庄的临时工匠就更加可观，有时一处用工即在万人以上。[100]这里的人口还有这样几个特点：短期增长过速、高级消费人口多、突来突去极不稳定。

单一的人口结构造成承德城市经济的脆弱，主要表现在：（1）经济结构单一，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为皇室服务开展的，不能形成生产性行业和居民服务业；于是（2）经济活动非常不稳定，尽管每年都会在山庄外围形成一种流动性的商业街道，但所有商业活动都属于夏秋来、冬天走的性质，无法形成稳定的经济活动；（3）对外依赖性极强，宫室、庙宇的修建自然要从全国调运物资，皇室需要的高级宝玩与奢华食品也要靠全国贡纳，即使是官员、兵丁的日常消费品也难以从当地获得充足供应。

单一的城市功能，还造成承德的城市规划杂乱无章，离宫（避暑山庄的俗称）、园林与居民区严重失调。“承德是先有山庄，后有城市，故不像其他封建城市那样事先规划，布局有序，这在当时就和它实际上的陪都地位极不相称。”[101]承德这座城市内在的缺陷，注定了它在政治资源丧失后必定走向衰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