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媒体转型背景下媒体人的职业困境

一、传统媒体的发展困境与转型压力

（一）传统媒体的用户迁移与人才流失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人，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见图1-1）。

新网民的不断增长，让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基础更加坚实。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新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手机，使用率为71.5%（见图1-2）。

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见图1-3）。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日益丰富网络生态，各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的需求被不断开发，从基础的信息服务到网络金融再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移动互联网已潜移默化地融入网民生活。借此契机，依托技术优势和用户基础，以互联网、手机终端等为载体的新兴媒体发展势头迅猛，不断“入侵”传统媒体固有领地。

据《2015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显示，用户流向移动终端趋势明显，与此同时，新闻读者越来越多地通过移动设备去寻找和消费新闻。就纸媒来看，读者对移动终端的偏好尤为明显（见图1-4）。

有46.8%的用户每天使用移动终端的时长超过3小时，占总人数的近一半，可见移动终端已经发展出大量的高黏性用户，而且这些高黏性用户的占比未来仍会增加。

新媒体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催化新媒体扩张，受众对新媒体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加快了新媒体创新步伐，同时新媒体也带来了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传统媒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培养和储备了不少优秀的新闻采编和经营管理人才，而新媒体往往利用其资本优势和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不惜成本地从传统媒体挖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平台的掌门人来自传统媒体。同时，还有一些传统媒体人自立门户，经营自媒体。国内知名猎头公司锐仕方达猎头表示：传统媒体人才流失严重，如果不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很多昔日的传媒巨头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人才是一个组织最具有竞争力的资源。优质人才的流失，尤其是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的流失，将直接解构传统媒体的人力资源队伍，扰乱人才资源配置规划，给传统媒体发展带来现实困境和长远威胁。

（二）用户需求重塑媒体内容生产模式

1．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容生产

与过去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最大的变化是以受众（用户）为中心，这就意味着受众（用户）主动获取信息，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必须转型，锁定受众（用户）需求，实现精准传播，以适应分众化、个性化、定制化的受众（用户）接收方式；受众（用户）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之中，受众（用户）的反馈、爆料、转发、评论、加工、上传内容都在一个开放、互动的系统中完成，传统媒体的转型路径即从媒体转型为平台，如固守单向传播模式则无法存活；另外，受众（用户）的信息来源已经多元化，受众（用户）希望从更多渠道了解对同一题材的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报道，自行拼接“信息地图”，传统媒体必须构建新的专业优势，整合信息，掘进深度，拓宽渠道，并与新兴媒体形成融合传播的格局。

2．以分享为目的的内容生产

技术改变媒介环境并作用于受众。传播渠道与传播载体的变化必然引发传播内容的变化，传统媒体已经开始重塑文本生产与表达模式，同时更加注重互联网链接属性带来的分享式传播内容。2005年，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创制内容的传播模式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用户利用各种新技术和平台生产及分享原创的内容。UGC内容通常分为三类：非新闻类原创作品（视频、摄影等），目击现实（现场实拍等），原创思想（观点评论等）。欧美学界倾向于把读者来信这一传统形式视为新闻界对UGC使用的开端。读者把其看到的事件内容通过不同的方式记录下来向媒体传递，突显其即时的在场感。传统媒体也开始利用链接带来的多层信息分享，延伸相关新闻背景、充实新闻内容、开展事件讨论，从而又可以激发用户的转发和分享。

3．以融合为模式的内容生产

媒介形态越来越丰富，信息的呈现方式越来越丰富，媒介使用与社交分享之间的边界打破了。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变革方面所面对的新形势很复杂，新挑战很多，只有顺势而变，主动转型，才能打造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融合生产模式是当前媒体转型的主要路径，即把面向不同媒体终端和表现为不同媒体形态的信息采集、管理、加工和发布整合到一个平台上，针对不同用户的需求，形成多元互动、协同分享的集约化、智能化新闻生产流程。在编辑室内部，编辑、记者、用户之间共同参与，即时沟通，动态调整和完善内容信息及其形式，实行多媒体生产、多样化编辑、多渠道发布、全天候传播，并形成用户连接、用户沉淀、用户价值。

（三）传统的盈利模式在新环境中逐渐失灵

1．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断崖式”下滑

自2012年以来，中国报业开始出现经营下降的态势，据CTR的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报纸广告下降7.5%，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整体性下降的情况。而据iResearch发布的《2012中国互联网年度数据报告》显示，2012年互联网广告收入高达753.1亿元，同比增长46.8%，超过了报纸和杂志的广告收入之和。2013年、2014年、2015年中国报业广告持续下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认为，报纸广告收入连续4年下降，2014年下降幅度更是达到15%（见图1-5），与此同时，网络广告收入首次超过电视广告，收入规模超过1500亿元。

根据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数据中心和CTR媒介智讯最新的统计数据：2015年，报纸广告降幅高达35.4%，资源量（广告占版面积）降幅达37.9%，在传统媒体中是降幅最大的。所以，2015年，不少媒体将报业广告的下滑称为“断崖式”下滑。

报纸广告收入下滑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读者的流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认为，2015年报纸发行量下降了25%左右，有的市场化程度高的都市类报纸降幅更大。其次，是报纸为了控制成本而减缩版面，内容供应能力下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2015年7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报业物资供应年会上了解到，从中国报业协会对全国93家用纸量大的报社2014年、2015年用纸量的调查数据来看，2015年全国报业用纸量约为221万吨，相比2014年的270万吨减少49万吨，约下降18%。再次，是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扩大，不断挤压报纸的广告市场，而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差距仍在拉开。报纸的生存状况愈发不容乐观，尤其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都市类报纸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更为突出，广告和发行量双双折戟，经营颓势难挽。必须指出的是，不仅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下降，报纸的利润和利润率更是锐减，一些报纸甚至出现亏损，经营难以持续。2014年，全国休刊、停刊的报纸基本上是市场类报纸，如《新闻晚报》《上海商报》《天天新报》《生活新报》《长株潭报》等。除了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和受新兴媒体的冲击之外，报业的整体衰落也与产业层级低、产业链条短、不善于资本运营、融资渠道单一等因素有关。

2．传统媒体盈利模式难以持续

传统媒体在盈利模式方面遇到的挑战更大。以报业为例，报纸的读者流失较快，受众规模减小，尤其是年轻读者，在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上，已经将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兴媒体作为首选的信息渠道和媒体平台。新兴媒体在供给信息的即时性、丰富性、开放性以及与受众的交互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报纸的内容生产与供给方式还处于艰难的变革之中。更令传统媒体行业担忧的是，传统媒体由权威性、专业性所构建的影响力格局也被颠覆。2016年的一项针对我国大学生媒介信任问题的实证研究显示，受访者对网络媒介的信任（47.2%）高于电视（42.1%）、报纸（39.3%）、杂志（18.3%）、广播（12.5%）等传统媒体（见图1-6）。

所谓媒介信任（media trust）是一种感觉，即认为新闻信息正确反映了事件本身。查夫等学者区分了媒介信任和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这两个概念。媒介信任针对的是作为机构的媒介整体，而不只是对一个媒体或另一个媒体信息的相信，而媒介可信度则关注独立于其他媒体的某个新闻机构。对新闻媒介的信任基于我们对专业主义和新闻实践的信仰，要使媒介信任起作用，新闻媒体必须提供符合其用户期望的产品，否则就会破坏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我国新闻主管部门乃至中央高层也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习近平在“2·19”讲话中指出，“面对媒体格局、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适应步伐还不够快，一些主流媒体受众规模缩小，影响力下降”。“一些主流媒体”存在的问题显然不是单个媒体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体现象与趋势。事实上，传统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下降，新兴媒体的信任度上升，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趋势，而不仅仅在中国如此。

正如在电视出现之时有人惊呼报纸将面临死亡一样，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也有人开始计算报纸的死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菲利普·迈耶根据报纸的读者信任度和读者数的下降趋势建立的模型，计算出美国“到2043年第一季度晚些时候，日报就没有读者了”。他这样说的初衷是针对报纸报道质量的下降和新技术对于新闻业经营模式的颠覆，给报业敲响一记警钟，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拯救新闻业的商业模式是“影响力模式”。

为什么形成了传统媒体的媒体信任度下降而新兴媒体的媒体信任度上升的趋势呢？在新兴媒体不断崛起的环境中，很多传统媒体对自身的转型力不从心，一方面，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新媒体领域却并未取得建树；另一方面，对内容生产的投入越发不足，深度报道越发减少，直接降低了传统媒体的内容质量和影响力。报业“寒冬论”持续飘散，传统媒体裁员减利的现状让更多媒体人对报业未来的发展丧失信心和勇气，他们的个体潜能难以激发，队伍萎靡势必影响组织活力，进而影响媒体的内容质量。相反，新兴媒体的信息来源更为多元、广泛，被遮蔽的信息很快能够被用户挖掘和揭露出来，用户的广泛与深入参与又使新兴媒体具有信息“自净”的生态特征，故而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中最终能够取得用户的信任。

传统媒体的盈利模式被概括为“二次售卖”，即先将媒介产品卖给用户（读者、听众、观众），然后将用户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或广告主。第一次售卖的是信息，第二次售卖的是用户的注意力。“二次售卖”理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越来越失效了。首先，用户的注意力更多地迁移到新兴媒体上。其次，传统媒体的用户呈现出老龄化特征，用户的活跃度不高，用户的社会购买力也不足，在广告主的眼中价值不大。再次，传统媒体“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以报纸为例，当天的内容信息和广告都呈现在一份报纸上，而新兴媒体却细分了内容，细分了用户，细分了市场。显然前者遭遇的是整体性的风险危机，后者却获得了一个长尾的利基市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媒业要寻求新的盈利模式，就应该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融合起来，既注重大众传播又注重分众传播，既增强传播力又增强影响力。

3．盈利模式决定媒体转型的出路

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体现着资本运行的价值规律。资本主要包括资金、技术、品牌、设备、人才等，它具有配置劳动资源、消费资源、生产资源的功能，是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报业作为高投入的产业，规模经营是其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规模形成依赖资金的支持，而大多数报业机构资金来源过分依赖广告收入，并且广告经营仍未走出粗放经营的阶段，以出售版面为主，缺乏整合营销、策划营销的手段和能力。为了控制成本，大多数市场类报纸减少版面，减少发行量，减少新闻生产的投入，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读者流失更快，广告流失更快。

集团化是我国报业机构走规模经营之路的第一步战略。自从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至今，各地报业机构纷纷组建集团，在扩大经营范围、增强传媒产业功能、提高综合实力等方面做了不少探索。集团化的结果有可能是大而不强。互联网兴起后，报业的强，必须体现为在新的竞争格局中能够不断创新发展。2005年起，中国报业开始提出数字化转型思路。2005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在《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5》中首次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报业”，将数字报业作为未来5到10年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2006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确定了数字报业发展战略，提出“‘十一五’期间，信息技术革命将导致报业市场多元化传播格局加快形成：数字报业将得到大发展，数字内容生产、传播和增值服务能力普遍提高，数字内容产品和信息增值服务收入显著增加”。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在加入“中国数字报业实验室”的成员（包括报社和关联产业机构）的探索和实践中，中国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始终没有停步，从建设数字技术平台到打造“中央厨房”，从移动采编系统到“云媒体”，从数字内容生产与数字出版到数据库营销，从报纸与新兴媒体互动到媒体融合，从PC端到移动端，从手机报到“两微一端”，从广告模式到电子商务模式，等等。尤其是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4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在“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我国报业的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各级党委、政府都将媒体融合发展纳入中心工作的议题之中，由党委、政府直接领导和指导报业机构确定媒体融合的目标和路径。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在体制、机制层面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了融合的步伐，在资源要素层面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在市场层面党委、政府为报社推广“两微一端”提供了政府采购、用行政手段进行用户“推广”等新的机会，总的来说，短时期内有利于媒体融合的快速推进。然而，媒体融合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从根本上讲需要媒体能够完成内容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的双重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传播格局，但是这并非一日之功。最大的困难表现为传统的“二次售卖”的报纸商业模式即将走到尽头，而新的商业模式却还没有找到。在习惯于内容免费模式的互联网经济中，内容只能作为价值入口，而报纸的大众传播模式很难创造出一个个细分的市场。传统媒体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政策层面来说，BAT（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而这些公共资源中蕴含了海量的媒体价值、信息价值。从资本层面来说，TMT（通信业、媒体业、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产业）模式跨界发展，在内容产业掘金，变相争夺媒体的话语权。资本的投机性决定了它总是在制造“社群经济”“内容创业”之类的概念，并从传统媒体手中瓜分内容产业的蛋糕。从技术层面来说，传统媒体的渠道影响力、终端影响力受冲击严重，落在技术浪潮后面而望洋兴叹。当然，传统媒体先天缺乏“互联网基因”，即使是当前的改革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播模式的框架，即以媒体为传播主体而不是以受众为中心，对内容生产采取控制思维，对用户参与采取防御思维，对客户需求采取供给思维，这些都与互联网思维格格不入。媒体转型是一件破釜沉舟的事，不做最坏的打算则很难挽回颓势。如果做最坏的打算，就必须认识到传统媒体的发展困境与转型压力。

二、转型与转行：媒体人的两种行为选择

（一）媒体人转型与转行现状

媒体转型与媒体人转行之间是何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陆地认为，“行业的变革是一种势变，从业者或研究者的自我变革是一种形变。形从属于势。势变而形不变，则形废”。也就是说，媒体转型是势变，媒体人的转型是形变，形变从属于势变，媒体人须追随媒体转型而转型，无法适应媒体转型的势变则被淘汰。

然而，现实正在上演一幕幕“逆淘汰”，即一些媒体人（尤其是一些优秀从业者）离开了媒体，跳槽、出走、创业似乎成为一种风潮。据笔者对国内2015年离职的著名媒体人的不完全盘点，其去向主要见表1-1。年轻的媒体人遇到的职业挑战更大，201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70家新闻出版机构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4.2%的受访者有职业调整的想法，只有19.6%的受访者表示想继续从事新闻媒体这个行业。传统媒体人心不稳、人心思动的局面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甚至愈演愈烈。

（二）理性看待媒体人新的职业规划

越来越多的媒体精英“逃离”原有传媒圈，他们的出走是否成为媒体行业衰退的风向标？对此，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一线从业者的看法并不统一（见图1-7）。

超过六成的人认为优秀媒体人的离开会加速媒体的衰落，超过五成的人认为媒体人离职是不再坚守新闻理想的一种表现，三成以上的人认为跳槽或创业的媒体人更有激情，近三成人认为可以寻求新的个人价值实现平台。六成以上的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媒体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一线从业者对于媒体人离职的看法直观地吐露他们的心声，但是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我们仍需多方考察，理性看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社长范以锦在微信上发表看法，他认为人才流动当属正常。范以锦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认为该集团的人才流动有利于集团良性发展，因为“进来的是人才，出走的是资源”，“圈好资源与留住人才同等重要”。

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志安在本人微信上发帖，认为职业流动不等于行业危机。整个媒体行业会逐步去权威化、去精英化。这个行业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吸引那么多精英。

范以锦、张志安的看法相对温和、超脱，而业内人的看法则具有对这个行业更深的忧思。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认为，走有走的理由，留下有留下的理由。有人走也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人来了，对于任何行业，活水和源头都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朱学东认为，“当更多的人主动或被动选择放弃的时候，依然有人不愿放弃，不愿被政治和资本驯服，就像周紫笔下的萤火虫‘犹抱余光照水飞’。在这个时代，这多少有些凄美的壮烈，但却能让人思量回味”。如果新闻业不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将招致“新闻的空心化”和“行业的空心化”，这显然不只是一个新闻业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离开传统媒体去做自媒体的吴晓波认为，“总体来说，‘媒体转型’要比‘媒体人转型’难很多。传统意义的那些报纸、杂志甚至电视，它其实是个庞然大物，肯定要有‘被解构了以后再重新建构’的一个过程。解构的过程就很痛苦，而建构的过程能不能成功？概率有多大？所以我还是认为媒体人转型会比媒体容易。虽然到现在，媒体人转型也还没有出现基本的商业模型，但我现在做很多尝试是因为有人愿意给机会，只要给机会，就容易成功”。

《中国新闻周刊》主笔杨时旸把离开媒体换了行当界定为“转行”，他定义，“我所认为的‘转型’是指：仍然从事新闻报道这个行当，但基于互联网对于信息传播和信息获取方面的生态改变，我们转变某些行为以进行有效应对，使得自己的信息传播更有效地抵达更多受众，并让其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吴晓波所说的“媒体人转型”与本研究所指涉的“媒体人转型”不是同一个概念。本研究所指涉的“媒体人转型”，即留在媒体之内与媒体转型共进退的行为模式，社会角色没有转变，只是职业观念和工作方式需要做出调整、转变。这与杨时旸的定义较为接近。而吴晓波所说的“媒体人转型”其实是“媒体人转行”，即在媒体之外寻求价值实现的行为模式，其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

如何看待这两种行为选择呢？经济学家赫希曼在研究组织衰退这一课题时写了一本书：《退出、呼吁与忠诚：对公司、机构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他认为，企业的产品或组织的服务难以令人满意时，消费者不再购买其商品、会员不再隶属于该组织，即“退出”；而消费者、会员的投诉、抗议等行为即“呼吁”。将退出和呼吁这两种机制进行组合，可以用以修复公司、机构和国家衰退的问题。笔者尝试将这一理论假设用来解释传统媒体的员工对媒体组织的行为。不必讳言，传统媒体行业处于衰退期，员工有的选择了退出，有的选择了呼吁。所谓退出，就是离职。所谓呼吁，就是向组织提出意见、建议甚至是抗议。所谓忠诚，是指能够退出而不退出的行为模式，是退出与呼吁之间的一个环节，兼具退出和呼吁的性质。忠诚并不等于永不退出，它有退出的可能性威胁；忠诚也可能激活成员的呼吁行为，呼吁是出于对整个制度保持忠诚。在竞争机制不足的情况下，赫希曼提出，退出、呼吁是针对衰退的两种修复机制，而对于组织来说，建立退出制度和呼吁制度，或者对这两种机制的反馈敏感，就有可能改进绩效，建构相关制度，从而缓解和修复衰退问题。赫希曼的研究只是给我们一种参照，因为他的研究视角是以组织为中心而忽略了个人的选择立场，但是，他启发了传统媒体，使之正视当前人心浮动的问题，并增强转型发展的敏感性。

无论是媒体人“退出”（转行），还是留在行业内“呼吁”媒体转型，并以自身个体转型参与其中，都将促使报业组织深化改革，从困境中走出来。因此说，媒体转型势在必行，它已经成为媒体人的共识。

三、媒体转型期媒体人的职业困境

（一）媒体转型期媒体人的生存现状

1．转型期媒体人的生存现状的相关研究

十余年来，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体人的生存状态做了多次较有影响的地域性和全国性调查，如陆晔和俞卫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人职业状况——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一》（2003）、《青年记者》编辑部的《新闻从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统计》（2006）、陆高峰的《报人从业生态急需“绿化”——报业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和《广电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2010）、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的《新闻工作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上海市民眼中的新闻职业形象调查分析报告》（2012）、陈颂清和夏骏的《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现状分析——以“60后”、“70后”、“80后”的代际比较为视角》（2014），等等。这些成果均立足于规范的社会调查，有的着眼于客观反映，有的试图挖掘深层次原因，有的希望改变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而且这些成果有一个共同结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媒体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当下媒体人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这类研究中，“职业倦怠”“职业压力”“新闻民工”“职业地位”等关键词较为常见。相关的研究成果如何佳妮的《中国记者的职业身份研究》（2012）、冯强的《“新闻民工”：一种记者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2013）、苏林森的《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压力研究》（2013）、赵云泽等人的《记者职业地位的陨落：“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2014），部分反映了我国当下媒体从业者的经济收入、职业压力、职业地位、职业归属感、社会评价等生存状态的重要侧面，也是对前述宏观研究所做的深化与补充。

媒体转型期媒体人的心理状态更为焦虑，媒体人出走、离职、跳槽的现象屡屡发生，表明了其摆脱这种焦虑的决心。同时，他们的出走、离职、跳槽也会影响和冲击尚留在行业内的人们的心态。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论文或传媒观察类文章对此进行了社会学视角的关注。如江作苏和王敏的论文《传媒转型期媒体人的精神困境》（2014）分析了媒体人陷入精神困境的传统原因以及媒体转型期的新兴压力源。再如王清颖的《我们的记者、编辑去哪儿了？——访中、美、英、日媒体人和研究者，看新传播格局下的人才变化》（2013）、栾轶玫的《媒体人转身：由“成名的想象”到“专业性失联”》（2014）、魏武挥的系列文章《媒体人转身，转身去哪里？》《媒体人走或者不走，这是一个问题》和《那些年出走的媒体人》（2014）、张志安和胡诗然的《行业危机与个人抉择》（2015）、张志刚的《D市广电媒体人才流失及其治理研究》（2013，学位论文）、郭全中的《记者转型，路在何方？》（2015）、任孟山的《媒体人加速离职与新闻专业主义隐忧》（2015）等等。从这些文章来看，当前媒体人的职业困境主要包括：对传统媒体的未来缺乏信心、薪酬待遇较低、职业的社会评价下降、职业追求与现实环境的矛盾凸显等。还有业内人士通过近身观察说出了媒体人转型的压力，“媒体人大多是传统思维，而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被迫进行转型，因为没有太多既懂媒体又懂互联网的人，所以现有的媒体人大多同时挑起两副重担。然而，思维的迥异，也使得他们处于思维分裂和内心冲突状态，新媒体必须随时随地快速响应的特点也使得他们压力陡增，不堪重负”。

2．媒体转型期媒体人转型状况实地调研

转型期是一个机构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转型必然会触及个人的利益，在职务调整、岗位调整、薪酬调整等方面打破稳定状态。根据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调查，媒体融合转型以来，集团已经先后启动了内设机构调整、新增新媒体业务、传统媒体改版、裁减冗员与分流人员、干部竞争上岗、员工双向选择、内部创新创业、薪酬制度改革、内部业务培训等一揽子计划。员工普遍感觉到制度环境、工作氛围、业务流程都发生了变化，组织对员工的价值评判标准开始偏向于市场主导和新媒体优先的导向。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媒体融合改革启动之时就得到了响应，由于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价值不变，持有积极心态的员工对媒体转型予以支持，并认为给自己提供了价值实现的新路径（见图1-8）。

有近半数的从业者相信转型是对自己有利的，并有18.5%的从业者认为已经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虽仍有近三成的从业者认为媒体转型不会给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甚至是剥夺其发展优势，但总体来看，媒体人对待转型的态度是积极的。

转型期媒体从业者大多认为提升新闻专业水平，凸显报道的专业性是转型过程中首要注重的，占据69.8%的比例（见图1-9）。

可以看出，不论传统媒体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新闻专业主义是必须坚守的话语规范，而且还要不断提升专业主义素养以对抗鱼龙混杂的快餐式、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有56.3%的从业者认为采编人员要转型为“内容产品经理”，学习怎样给内容找准市场，将内容推广出去。有51%的从业者认为应对公众参与内容生产予以主动合作，这也体现出以受众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开始潜移默化影响从业者的新闻生产意识，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与普及让越来越多的受众可以参与到新闻生产当中，主动寻求合作既可以节约成本还可以增强传播力。有45.8%的从业者认为应从权威的信息发布者转型为平等的舆论对话者，新媒体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用户自我赋权的平等互动特性，传统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时应关注受众的呼声，通过平等沟通找到用户的“痛点”。有38.5%的从业者认为应加强内容管控和把关，不能被自媒体牵着鼻子走。

媒体人确定角色调整目标后，必将着手增强相应的能力以应对转型之变，其中能力需求认同占比最高的是新媒体传播能力，占74%（见图1-10），传统媒体在运用新的传播技术手段时，最关键的是如何增强传播力。当然，新媒体传播技能不仅仅指应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形态发布信息，回复评论，更应该从深层次探索什么样的内容更能够吸引用户，什么样的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更能够到达用户，什么样的平台更能够聚集用户。受访媒体人对于新技术应用能力的认同占64.7%，随着媒体转型的深入，新技术应用也将更加普遍、更加丰富，而且新技术不断升级甚至颠覆原有技术，这使得媒体人对于技术应用的需求始终处于更新状态。认为应具有把握用户需求能力的占70.8%，美国传播学者麦奎尔所提出的“使用与满足”模式解释了用户通过使用媒介而获得某种满足的动机，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以用户为中心，媒体不仅要发现、满足用户的需求，而且要创造、引导用户的需求。对营销服务能力的认同占比57.3%，拓展营销渠道能够实现内容价值的增值，而营销不仅与内容相关联，而且与服务相关联。如2015年6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宁市签订深化战略合作、推进媒体融合框架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海宁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打造海宁区域电商服务平台，并建设浙报传媒电商创业创新孵化中心，设立3000万元电商创业发展基金并入户海宁，培育本地电商企业，引入外部优秀电商，合作共建以移动端为主的“智慧海宁”产品，打造包括新闻资讯、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三位一体的本地化智慧服务，合力构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小智慧城市体系，等等。有54.2%的从业者认同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在舆情事件屡屡发生、舆论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已经被视为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转型的过程中，总有人先知先觉，也总有人被动行进。调查显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六成以上的从业者认为媒体转型对自身工作方式已经产生了影响（见图1-11），其中39.8%的从业者认为变化较大，24.7%的从业者认为变化很大，另有21.5%的从业者认为转型对自身的工作方式变化影响不大，还有14%的从业者说不清转型带来的变化。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从业者中有六成以上的表示适应媒体转型（见图1-12），其中58%的从业者表示比较适应转型过程，4.5%的从业者表示很适应转型过程，也有近三成的从业者表示不太适应转型过程，还有4.5%的从业者表示很不适应转型过程。另有6.8%的从业者对转型持无所谓的态度。大部分从业者能够适应转型过程，这就意味着转型推进的阻力降低了。

有超过六成的从业者感到工作变化大，较多从业者认为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单位用工调整，占59%（见图1-13）。

媒体转型对于一个机构来说是变革性的大事件，是发展的转折点，只有组织确定了转型的目标与方向并持续推进，才能集中体现为从业者的实际工作变动。根据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调查，有22.9%的从业者是自觉调换岗位或调整工作目标，主动领悟转型对组织及个人发展的意义，自觉调整工作目标，快速转变角色，寻求新的机会；有9.6%的人开始受周围同事的影响而尝试转型；有7.3%的从业者表示原来的工作方式难以继续，原来的工作模式难以为继，个体的转型就显得迫在眉睫，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二）促进媒体人转型是推动媒体转型的可靠途径

传统媒体面临人才流失的窘境，同时，又在加大力度“减员增效”。这表明现有的人才质量、人才结构不足以适应媒体转型的要求，而一些媒体人才对媒体转型的趋势与绩效的预测又显得消极。既然媒体转型立足于人，那么媒体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必然导致这个行业缺乏新鲜力量的补充。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涛甫教授介绍，“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近几年的就业情况看，我们的毕业生就业选择多元化，进入媒体机构的比例比较低，在两成左右，最多的年份不超过三成。有相当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媒体工作，特别是传统媒体，不是我们学生就业的首选。如今是传统媒体的转型阵痛期，本来前途不明朗，新闻专业的学生也没有强劲的意愿去传统媒体”。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年到2016年毕业的107名硕士研究生中，只有1名到了传统媒体。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15年共有48名本科毕业生，只有10人到了新闻媒体，而10人中有4人从事综艺节目的编导。据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调查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虽然就业前景相对乐观，但是大量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选择了去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广告公关公司、高薪酬企业等，以媒体行业为就业方向的也是以新兴媒体为主，传统媒体就业率偏低。有的新闻媒体在前几年为了控制成本，已经关闭了招聘新人的大门，等到现在急需新人补充时，已经难以招到合适的人才。

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在职员工总人数2760余人，其中采编人员800余人。采编人员中，从事新媒体传播的人员140余人，占比为17.5%。从人才总量看，采编人员流出大于流入；从人才结构上看，从事新媒体传播的人才数量仍然不足；从人才质量上看，仍有一部分采编人员不适应媒体融合传播的要求，且这部分人员大多处于“4050”阶段，转型压力较大。特别是以下问题亟待引起重视：采编人才逐年流失，离职、跳槽、转行现象屡有发生。从2014年10月到2016年8月，集团旗下都市报系的采编人员减少了80余人，半数以上为自主离职、跳槽，他们的主要去向是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从事新媒体营销、公关与广告业务的岗位，商业性媒体机构，还有少数是自主创业。而在这期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招聘进来的采编人员总共为43人，从总量看，是流出严重大于流入。集团事业编制的采编人员有11人离职或调出，这种情形过去极为罕见，事业编制的吸引力大不如前。

在此情形下，最为可靠的途径就是促进现有员工的转型，以缓和人才供需矛盾，提高人才使用效率，适应媒体转型发展所需。这就对媒体人转型提出了更为紧迫的时间要求和更需负重的职场压力，以破除其本领恐慌和消除其职业迷茫，填补媒体转型期的人才空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