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传统媒体的市场化、数字化转型使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本研究将这一群体简称为“媒体人”）的工作方式与职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冲突、新闻职业理想与媒体市场利益之间的冲突、媒体人的个人价值期望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冲突等多重因素并在，致使媒体人的生存状态和从业心态异常复杂。一方面，一些媒体人选择离开传统媒体行业，转到其他行业；另一方面，大部分媒体人仍留在行业内，适应、参与、推动以媒体融合为路径的媒体转型，采取以自我改变为起始的行动策略，尽量调解职业机遇与职业风险的影响。

媒体转型长路漫漫，媒体融合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在经营压力巨大、新的盈利模式未明的情势之下，传统媒体对新闻业的未来的展望既充满期待又不免焦虑。新闻业的迭代升级，是技术参与叙事的过程，更是人参与变革的过程。在这场变革中，几乎所有的媒体人都需要经历和接受不断变动的传播环境的考验，也需要经历和接受不断变动的职业危机的考验；需要定义和塑造新的职业角色，也需要学习和掌握新的传播技能；需要选择稳定导向的、维护既得利益的事业常态，还是创新导向的、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机会；需要选择在体制内逐步转型，还是一步跳出传统媒体而进入高度竞争的“蓝海”之中。在这场变革中，个体的转型和组织的转型始终互为影响，机会和风险始终并存，新闻传播的格局和体系悄然改变了媒体人的行动逻辑，而媒体人的转型实践也必然悄然改变新闻传播的格局和体系。

本研究针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开展实证研究，将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以第一手资料数据来分析媒体人转型之困，旨在寻求其职业改善之策，并对媒体组织如何在推进转型中引导和帮助媒体人转型提出建议。

本研究的第一章从总体上描述了媒体转型背景下媒体人的职业生存状态，以及媒体转型与媒体人转型之间的关系，并对媒体人的转型意愿和职业规划给予理解。本研究对转型中的媒体人的研究，既没有舍弃科学主义范式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假设，也没有舍弃人本主义范式所说的“社会人”假设。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基于“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从利益考量和价值权衡的视角，对作为行动者的媒体人的个体转型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考察媒体人在利益获得和价值实现方面的主观感知以及客观评价，在个体承担和社会责任之间还原媒体人的社会角色塑造，并回应媒体人对于转型的行业政策、组织制度、环境资源和社会认同的期待。本研究的第四章将媒体人视为“心理人”，从社会心理学和媒介环境学的层面，研究转型过程中媒体人的心理冲突问题，对构成部分媒体人心理障碍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组织如何干预和个体如何调适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第五章将媒体人视为“专业人”，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在新闻专业语境中分析了媒体人转型的业务能力转型问题，结合媒体转型的组织目标和用户需求，调查了媒体的人才结构以及媒体人的专业素养存在的问题，针对转型现状和变革趋势提出了媒体人转型的路径选择建议。第六章从管理学的层面，将媒体人视为“组织人”，以媒体组织为中心，提出在媒体转型的逻辑（即人的能动性是转型核心要素）之下，如何用制度和文化激发人的能动性。通过立足于战略与人高度融合的制度设计（构建赋能授权的制度体系），增强媒体人对自身价值、能力的自信以及实现个体转型的动力，主动参与媒体转型的组织决策及创新行动，力求实现媒体人转型与媒体融合转型的绩效协同。这六章分别从媒体人和媒体组织两个层面尝试分析媒体转型背景下媒体人转型的相关问题，并注意到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量化研究方面，本研究利用数据验证媒体转型与媒体人转型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从深层次和多角度描述、解释媒体人转型的困难所在、矛盾所在以及期望所在。我们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内部通讯录进行随机抽样，确定了100个调查样本，回收了97个样本，有效样本为96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时间是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样本涵盖了集团综合管理部门、宁波日报（含中国宁波网、“甬派”新闻客户端）、宁波晚报、东南商报、新侨报的采编和经营部门的人员，有高管、中层干部和一线员工的全面分布。抽样调查使用SPSS软件精确题项，最终制定问卷，再对锁定的目标人群进行实际调查，并采用相关软件对具体信息进行验证分析。有关抽样设计、问卷设计、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内容详见各章节。

在质化研究方面，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小组座谈和参与式观察、民族志等方法，考察媒体人对于转型的态度和行为。2015年7月中共宁波市委下发文件启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媒体融合改革方案的实施，至2016年6月初步完成改革方案要求。在这一特定的情境下，在转型推进的不同阶段，本研究对研究对象做了长期、全过程的观察和调查，深入了解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行为互动，系统地进行资料收集、记录和分析，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可靠性。

在这同一项研究中，我们同时平行运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这两种方法，持续收集两类数据，一方面它们互为补充，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趋于一致，这表明研究是有效的。量化研究更多地验证了我们的假设，比如媒体人在个体转型过程中对媒体组织的目标与机制调整从不满到服从，从失衡到调适，发生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质化研究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立场、视角、观点，反映了媒体人对于自身转型的复杂认知和矛盾感受。多种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为了确保本研究的客观、深入、有效，既能真实地描述问题、解释问题，又能使本研究作为应用性研究的成果，提出较合理的对策建议。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媒体人转型情况具有代表性。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媒体机构，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在媒体转型方面相对走在全国中等城市的媒体机构前列。而我国数量最多的媒体机构当属中等城市的媒体机构，它们的转型难度也比省级媒体、国家级媒体要大。这是由于它们能够获得的政策红利、社会资源和商业机会相对要少，转型环境、队伍结构和人才素质等条件也相对不同。而且，互联网打破了媒体的区域壁垒，我国传统媒体大多为区域性媒体，在媒体转型和媒体人的转型方面，中等城市的媒体机构具有共性问题。这也表明，我们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媒体人转型的实证研究具有实际价值和普遍意义。

研究团队中除了高校科研人员之外，特别包含了多名来自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人员。其视角有助于佐证和检验量化研究的结果，也有助于通过近身观察和亲身经历的民族志方法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过程同步性、互动性和灵活性。为了避免伦理问题的发生，研究者向研究对象表明了研究意图，并尊重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保密要求，以避免对他们造成伤害。当然，研究团队也一直尽力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规范性。

当前，以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现代传播体系为目标的媒体融合正在推进之中，媒体人是媒体转型中最活跃的力量。媒体人的转型情况直接影响到媒体融合的绩效。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为例，一方面，存在适应媒体融合趋势的人才需求缺口；另一方面，现有人才如果不能从传统报人转型为全媒体人才，则难以走出个体职业困境，影响新闻舆论机构的队伍稳定。此外，媒体人转型问题研究，还需要置于复杂的社会情境之下，从新闻舆论格局和公共话语体系方面做更进一步思考。基于此，本研究从媒体组织、媒体人这两个视角展开了对媒体人转型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展开了从不同学科背景理解媒体人转型的分析，并希望为媒体人如何推动自身转型打开讨论空间，同时为媒体如何实施组织变革、资源配置、制度创新和文化再造，引导与促进媒体人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媒体转型不仅表现在传播内容及形式这个终端呈现环节，而是包括内容生产、技术手段、人员构成、组织构架、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等的全方位变革。这一变革必然给参与其中的主体——媒体人带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而一些传统媒体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转型方向与转型途径并不明确，又加剧了媒体人转型的不确定性。这也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难度和挑战性。我们认识到了媒体人转型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结构性问题，理应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限于我们的能力，本研究的成果尚十分粗浅，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一选题本身的重要性。我们期待它得到进一步的开拓与挖掘，以充分发挥作为重要传播主体的大众媒体及媒体人的作用，改善当下的传播格局和媒介生态，推动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的实施，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作为传媒行业的从业者和研究者，我们也期待媒体人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