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区锐意改革精神述论——以周秦汉唐为例

陈正奇 魏兴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改革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标志。改革就是除去国家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以适应客观发展需求，亦即应时而变。在西安历史上，这种应时而变的改革精神数不胜数。西安这块皇天后土，历经周秦汉唐十三王朝，锐意改革的精神贯穿始终。

西安在西周时期称为“丰镐”。文王在沣河西岸建“丰京”，武王在沣河东岸建“镐京”，历史上合称“丰镐”。今西安西南有丰镐遗址（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办境内）。丰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安建都之始。此后，秦、西汉、东汉（献帝）、新（莽）、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先后在此建都，历时千年之久。周秦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使西安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把西安地区的锐意改革精神发挥到极致。

一、周人锐意改革，创八百年基业

周人初于邰，兴于豳，崛起于周原。周始祖弃，是传说中黄帝后裔帝喾元妃姜嫄所生，《史记·周本纪》载：“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记p111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历史史实有两点：一是周人追溯自己的历史到了“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二是姜嫄生契是族外婚。传说弃“教民稼穑”，后世称之为后稷，即农神。今陕西杨陵有后稷“教稼台”。

商朝初年，后稷的曾孙公刘率族人从邰地（今陕西杨陵）迁于豳（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重振祖业，发展农耕，使豳地成为我国农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公刘九传古公亶父，此时周人受戎狄侵扰，古公亶父率众迁徙至渭河流域岐山脚下的周原。周原土地肥沃，物产丰盈，灌溉便利，农耕条件十分优越，为周人崛起奠定了基础。古公亶父在此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势力迅速强大。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商周关系日益密切。季历为商王朝南征北战，被商王朝封为西方重要方伯。因周人国力强盛与商朝日渐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人势力的发展，杀了周人首领季历。

季历子姬昌继位后，身负家仇国恨，但国力尚不足与殷商对抗。于是姬昌韬光养晦，锐意改革，网罗人才，力图发展。但殷商对周并不放心，商纣王一度囚禁姬昌于羑里（商代监狱，位于今河南汤阴境内）。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商纣，救出文王。文王归国后，奋发图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文王改革，“鉴于商王帝辛的荒淫残暴废贤害能，文王在周推行着不同于帝辛的德政”，其核心便是“敬天保民”。《孟子·梁惠王下》说“文王发政施仁”，发展农业生产，“改法度，制正朔矣”史记·周本纪p119，制定“有亡荒阅”的法律，防止劳动人口流失。“由于文王‘发政施仁’，所以文王在‘经始耿台’的时候，庶民都像儿子为父母做事一样而踊跃前去参加”；提倡“怀保小民”，实行“九一而助”的税收政策，提高平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孔氏传中说“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改变以往对商人课以重税的做法，给予平等的社会地位。文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史记·周本纪》说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p116其中有伯夷、叔齐等名士，甚至纣王的大臣都投奔到文王麾下。《墨子·尚贤上》记载：“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文王本身也厉行节俭，他身着下层百姓穿的衣服，与他们一起参加劳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力日渐强盛。

国力强盛之后，文王便用武力扩张版图。根据《尚书》记载，周国首先讨伐西方犬戎及密须等小国，以巩固后方，接着讨伐耆、邘、崇等国，兵锋直指商朝。此时周国势力已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既伐于崇、作邑于沣”，将都城迁到了丰京（今陕西省西安市沣河西岸），为进攻殷商做好了准备。周文王在位五十多年，其晚年已具备了灭商的实力，但天不假年，虽未能实现灭商宿愿，但却为武王伐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诗经》评价文王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承哉！筑城伊寻，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透追来孝，王后承哉！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丞哉！”

文王死，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举行会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戎车300辆，虎贲3000人，甲士45000及周围部落方国与商朝70万军队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周军大胜，纣王自焚于鹿台，商亡。

因周部落在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周原成为周人的龙兴之地。武王伐纣后，就以“周”为朝代名，代商而立。周武王在沣河东岸又建镐京（今陕西西安市沣河东岸），丰、镐二京隔水相望，有桥相连，并称丰镐，即“宗周”。

武王灭商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改变了以往的国家制度，在公元前1045年，实行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国家的管理不再由部落首领来管辖，而是周天子分封自己的亲族和有功之臣来管理。诸如将姜太公封到齐国，将召公奭封到燕国，封周公旦于鲁等。另外为了笼络商的旧贵族势力，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到商王畿之地，“采纳了大政治家周公旦的建议，对‘殷遗民’实行‘殷人治殷’的统治策略，‘今尔尚宅尔宅，田尔田’（《书经》），……由此可见，西周初年的周人治周和殷人治殷，应是我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滥觞”。还将纣王的庶子微子启封于宋。分封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周武王锐意改革的最好写照。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其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因其年幼，由周公旦辅政。《孟子·离娄下》说，“周公思兼三王（即文王、武王、成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元前1041年，“三监”（蔡叔、管叔、霍叔）不满周公旦辅政，尤其是管叔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不得已出征，耗时三年，平定叛乱。周公为西周王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尚书·大传》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就是对周公旦政绩的总结概括。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再次进行改革，以加强统治。周公继续实行分封制度。为了便于管理商朝的遗民，将自己的小弟康叔封为卫君，驻守商朝旧都，并授予他调动成周八师的权力。

鉴于“三监之乱”的教训，周公感到中原地区远离丰镐而难以掌控，于是便在伊水、洛水之间营建新的都城，取“周道始成”之意，是为“成周”史记·周本纪郑玄集解p132。

此外，周公还改革了对百姓的管理办法。他制礼作乐，用礼仪教化规定人们的言行，笼络人心，这是前所未有的。在成周洛邑建成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云集于此，宣布周代的各种典章制度，先后发表了多篇诰命，最著名的是《康诰》《酒诰》和《梓材》。

为了规范贵族的等级行为，周公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的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宗法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周公推行的系列改革，就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即小宗与大宗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此调整中央与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借此加强中央的统治。这就是后来孔子一生所推崇的礼乐制度。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的‘德’‘孝’思想、‘礼’‘乐’制度对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礼仪之邦’的形成起到了‘开山鼻祖’的奠基作用，而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模式的选择和构建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岐山周公庙正殿的楹联有“制大礼作大乐并勘大乱大德大名垂宇宙，训多业诰多方兼膺多福多才多艺贯古今”，应是对周公一生功绩的高度概括。

其后，历代周天子都在不断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改革，“周穆王拟改革法制，故用甫侯，制订《吕刑》。周宣王在厉王大乱之后，继承文、武、成、康的遗风，进行了若干改革，被称为中兴之主”。正是这种不间断的改革，确立了周人在中国历史上长达800年之久的统治地位。

周人在西安地区的崛起直至强盛，正是周人锐意改革的直接结果，从后稷教民稼穑到文王励精图治；从武王伐纣到周公东征，再到成康盛世，无一不体现着这种锐意改革精神，这也就自然成为西安锐意改革精神的历史积淀。

二、秦人变法图强，从“夷狄遇之”到“虎狼之国”

秦人是华夏民族的一支。林剑鸣先生《秦史稿》说，秦人祖先源自东海之滨，其先祖嬴氏部族早在殷商时期迁至西北，为商王朝镇守西戎，封疆西陲，被封为贵族，颇受商朝重视。“清华简”研究显示，秦并非西戎原种，早期秦文化就具有东方色彩。这一点也为学术界所认可，就是说秦人来自东方而成于西方。

秦人是周公东征后被迫迁到“西陲”之地的东方嬴姓部落。周孝王时期，秦人先祖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王室封为附庸。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兼有对抗西戎的重任。

周宣王继位后，任命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秦仲虽有开疆拓土之功，却惨遭杀害。周宣王封秦仲之弟庄公为大夫，并拨兵7000。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并赐以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今甘肃天水市礼县一带）之地。

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国正式建立于襄公时期。比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晚了整整四百年！秦襄公嬴开（前778—前766在位），在周幽王末年犬戎进攻镐京时，出兵勤王，立下汗马功劳。周平王东迁时，又出兵护送，十分卖力，被始封诸侯，并把王室无力控制的“岐丰之地”（尚在犬戎手中），赐予秦国。但秦国实际从平王手中只拿到了一张空头支票。秦虽立国，“但在东方老牌诸侯国眼里，他们依然是‘戎翟小邦’，会盟不堪入上席”。

秦立国后，历代君主前仆后继，开疆拓土，“其统治者也有一股积极进取的精神：襄公救周，文公收复岐丰之地，宁公灭荡社，武公伐彭戏氏至华山下，以及宣公与晋大战于河阳（今河南温县）等，使秦国国土不断东移，到穆公继位时，已占领了关中大部”，终于成为西方霸主。

秦穆公（? —前621），名任好。在位期间锐意改革，重用人才，发展生产，成就霸业，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面对东方诸侯鄙视秦国，深以为耻，下定决心，锐意改革。他慧眼识人，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实行选贤任能制度，大胆起用非本国人才，设立“客卿”一职，为秦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商鞅、张仪、李斯都曾担任过秦的客卿。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为楚人放牧的百里奚，奉为上大夫，总领国政；重金聘请隐士蹇叔，参与国事决策，用反间计使戎国智囊人物由余归秦。故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李斯列传p2541-2542。正是在这些人才的辅佐下，秦国迅速强大，“但秦国早在春秋秦穆公时代便打破尊卑亲亲关系，尊贤使能，扩地千里，称霸西戎，由戎狄化小国发展为泱泱大国”。

秦穆公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秦人是在与戎狄的争斗中生存下来的，可以说是典型的马背民族，穆公发挥秦人能征善战优点，给每位骑兵配备匕首，可以说，这一措施成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滥觞。“为了扩大兵源，穆公打破了野人不当兵的惯例，吸收野人出征”。《史记·秦本纪》载：‘岐下野人’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穆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史记·秦本纪189并从晋国手中夺取河西之地。

秦穆公在这些贤能之士的辅佐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p194。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首，这就为四百年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自穆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p276。今天西安东郊的灞水，也是秦穆公为张扬霸业将滋水改名而来，《水经注·渭水》说：“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

穆公之后，秦国二百年间处在沉寂状态停滞不前，就连河西之地也被魏国夺走了，直到战国中期的献公时代重新焕发生机。献公继位后，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将都城从雍城迁到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并实施“新政”。

秦献公早年流亡魏国，归国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他终止了秦国的动荡局面，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是秦国再度崛起的奠基人。

秦献公即位之初，实行“止从死”史记·秦本纪p201，废除人殉制度。废除人殉是秦国的一大进步，此举为秦献公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究其实质，献公废除人殉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因此，‘止从死’，对内可缓和社会矛盾，对外能树立国家新形象，以示要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献公还吸引周边国家和部族的人到秦国种地、放牧，与本国人一视同仁。通过这些措施，秦国的人口明显增加，原来的很多荒田得到了开垦。

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将都城从秦国西部的雍城（今陕西凤翔）迁到了接近河西地的栎阳。献公此举一方面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河西之地、重振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摆脱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城的束缚。献公迁都栎阳，就是把国都置于河西争夺战的前沿阵地，以示收复河西的决心。

秦献公继续推行“初租禾”制度。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的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

秦献公还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样，就为地主和自耕农建功立业提供了平台，又为秦国保证了重要的兵源。秦献公制定户籍制度，“初行为市，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p289，开创县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为后任国君所继承，也为后续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献公以栎阳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为秦国再度崛起找到发展的契机，并为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奠定了基础。可是献公未能实现夺回河西之地的愿望，就抱恨而终了。

孝公即位，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p202，决心变法图强，发布求贤令。魏国人商鞅入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信任，先后两次实行变法。

商鞅秉承“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信条，吸取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等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具体实际，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革新，后来居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商鞅废除井田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p2232，扩大亩制，定240步为一亩，土地为农民私有，可以自由买卖。还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课以重税，促进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农业人口和纳税服役的人口，规定男子成年后必须与父母分居，女子到了成婚年龄必须出嫁。

献公的贡献在于以都城栎阳为县，还在栎阳周围设了几个县。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县制才普遍推行。商鞅在秦国建立31县（也有41县之说），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和县丞，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商鞅制定律法，实行什伍连坐制度，“令民为五家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p2230，相互有检举告发的责任，邻里犯罪若不告发者与犯罪者要一同受罚，告发者则受到奖励。从而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

商鞅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级军功爵制。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所在。军功爵制促使秦人勇于公战，成为东方诸侯国闻声丧胆的“虎狼之师”。《战国策》记载了秦军的强大：“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孟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也。”这就是秦军的新形象。

孝公为坚决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为减小改革阻力，使秦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从而咸阳成为大秦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商鞅变法为秦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林剑鸣评价道：“在秦国发展史，穆公时代第一次强大，孝公时代第二次强大。没有第一次强大，秦国不能站住脚跟，就没有第二次强大，就没有后来统一中国的前提条件。”

商鞅变法，是秦国开始崛起的标志，历经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到始皇时代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秦人自襄公立国后，历代国君在西安地区所表现的锐意改革精神，终于使秦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三、汉人顺势而变，开创大汉雄风

秦统一后，不惜民力，二世而亡。汉高祖在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建立汉朝，定都长安，进行改革，开创了大汉雄风的先声。

刘邦建汉，以长安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改革，主要针对秦亡教训，稳定社会发展。汉王朝吸取秦亡教训，废除暴政及严刑峻法。刘邦初入咸阳，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p362，“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这些政策为大汉王朝赢得了民心。

天下初定后，面对萧条残破的社会经济，汉高祖顺势而变，颁布诏令，组织军人复员，根据战功大小赐予爵位、土地，使军功显赫的军官变为大地主，一般的士兵也成为自耕农，自食其力，稳定了社会局面。招抚流民，使那些为了躲避战乱而无户籍之人，回归原籍，还给他们以土地和田宅。释放奴婢，使因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恢复自由身份。这些改革，为汉初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汉承秦制，在中央三公九卿制度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在中央设立南军、北军，作为守卫京师的常备军。此外，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p1096，即“汉律九章”。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兴律》《户律》《厩律》，这就是《九章律》。刘邦重用叔孙通制定了一套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礼仪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刘邦首倡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刚柔相济、宽严适当的统治效果。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为“文景之治”的清明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

刘邦之后，文帝、景帝继续推行渐进的改革，实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强盛，史称“文景之治”。它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和开疆拓土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武帝刘彻是大汉王朝走向强盛的标志。班固评价汉武帝，“孝武一朝，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汉书·循吏传p3623。

汉武帝进一步打击封建割据势力。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也可以从王国得到封地，使王国越分越小，无力与中央抗衡，“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p395。同时，实行左官律，规定在王国任职的官吏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汉书·诸侯王表p395；实行附益法，禁止诸侯王相互串通，结党营私。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解决了诸王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中朝”作为决策机关，使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成为执行机关。颜师古这样评价汉武帝的内外朝：“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汉书·严助传颜师古注p2776中朝制度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从立制的即时效果而言，汉武帝设立中朝与清雍正时期创建军机处颇有类似之处，可以收决策快、速、密之益，这是支撑他的更化事业所必需的”。在地方郡县设置了十三部刺史，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管理。此外，武帝还广开仕途，举贤良，察孝廉，推行征召制；加强军队的建设，设立八校尉、期门军、羽林军、水军等。

汉武帝在位期间，改革币制，设置铸币机构，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全国通用五铢钱，也称三官钱，使其成为当时唯一的法定货币。实行盐铁官营，加强赋税征收，汉武帝在全国各地设盐铁专卖署，使盐铁买卖由国家垄断。同时推行“均输平准”的政策，在全国调剂运输，平稳物价。实行算缗、告缗制度，打击富商大贾。这些政策，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p1411的显著效果。

汉武帝在文化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面对黄老之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状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还设立太学，促进教育发展。

面对汉初以来，匈奴频频南侵，咄咄逼人的态势，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展开长时段、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大败匈奴，使其西迁。从此“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史记·匈奴列传p3928。

在对匈奴战争的同时，汉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虽历经艰辛找到大月氏，却没有完成联合作战的使命。但了解了西域风情，开始了汉王朝与西域的交往，打通了丝绸之路，史称“张骞始开西域之迹”[24]西域传p3169。元狩四年，汉朝夺回河西走廊，武帝设立河西四郡。“这时的汉王朝军事、政治实力正处于鼎盛阶段，汉武帝早想向西域耀武扬威，并罗致这里的宝物异兽，于是通西域就成为汉王朝的当务之急了”。张骞于公元前119年再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康居等国，这些国家大都与汉朝通使往来。从此，开始了汉与西域诸国的正式交往。因而司马迁评价张骞“凿空西域”史记·大宛列传p3169。除陆路外，汉武帝还发展海上交通，“自汉武帝时代起，汉帝国开始打通了东南海上航路，推进了南洋交通的发展”。

然而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在轮台下《罪己诏》，重拾文景之治期间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基础。汉武帝“以追求发展为执政宗旨，把改革制度、为后世垂范立制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实实在在地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政与新制”。

汉王朝经高祖开创伟业，文景继往开来，形成“文景之治”，再到汉武帝开疆拓土，这种强悍征服的大汉雄风与开创“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相融合，正是西安锐意改革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唐人革故鼎新，凝聚盛唐气象

两汉以降，群雄并起，社会动荡，历经魏晋南北朝，其间既有分裂，又有统一。先后在长安建都的割据王朝均系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求生存，图发展，在关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一方面要维系少数民族统治，一方面要汉民族臣服，不得不采取“胡汉分治”的策略，使改革之风得以延续，这就成为汉唐雄风的中柄环节，为秦汉以来的古老封建王朝再次注入新鲜血液，使其起死回生，通过凤凰涅槃重开华夏文明之花。隋代短暂统一，旋即灭亡。唐继隋而立，建都长安，使长安地区的锐意改革精神再次大放异彩。

唐太宗继唐高祖之业，尊祖崇道，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效果。“以唐太宗为首的唐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革和厘定了各项政治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全国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唐太宗在长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他励精图治之下，出现“贞观之治”。

唐太宗对中央官制的改革，就是完善并发展了隋王朝的三省六部制，使中央政权高速稳定运转。“贞观时期，三省有这样多的会议制度，是唐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说明唐太宗统治时期，大臣们对国家大事，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协助皇帝治理国家，这正是贞观时期政治开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改革官制，精简机构，设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度，依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在乡之下设里，加强对百姓的直接控制。

唐太宗继续实行均田制，以此为基础实行租庸调制。凡均田人口，不论其家授田多少，均按丁纳税、服役，还可“纳庸代役”，改善农民处境，“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不夺农时，使比屋之人姿其耕稼，此则富矣”，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唐太宗改革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首先在中央设十二卫，其次为东宫六率，基本单位是地方折冲府，任务是轮流拱卫京师，实质为兵农合一，内重外轻。

唐太宗还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中央设立“六学二馆”，在地方设立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等等。完善并发展了科举制度，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

唐太宗一改对少数民族的攻伐政策，实行民族平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笼络人心。唐太宗自己也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使各少数民族臣服唐朝，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在用人方面，太宗知人善任，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谏臣。贞观一朝，人才济济，史书说“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在唐太宗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之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形成“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宗时，他体弱多病，政权渐为武则天攫取。武则天统治，上承贞观，下启开元。通过打击世家大族的势力，把关陇政治集团赶出政治舞台，为社会的再度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武则天在位时期，为加强统治，革除时弊，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继续推行均田制度，重视农业发展，以农业政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粮食储备日益丰富。

武则天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殿试，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进士的先例。又开创武举，定期进行考试，为唐朝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将领。她还首开“南选”，使岭南的人才脱颖而出。

武则天改革选官制度，实行“自荐”与“试官”制度，鼓励百姓自荐做官，使许多有识之士通过此途发挥才干，一展所长。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贤臣均列其中，此后“开元贤相”姚崇、宋璟及张九龄等也在其列。

武则天死后，其孙李隆基政变上台，是为唐玄宗。玄宗在位期间任用贤能、改革吏治、发展经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首先针对中宗、睿宗以来的弊政，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改革”。玄宗一朝，人才济济，各取所长，先后起用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贤臣，时人称赞玄宗用人“如淘沙取金，削石采玉，皆得其精粹”。

为维持均田制的发展，唐玄宗将食封租调改为朝廷统一征收，规定凡子孙承袭食封，户数减少十分之二，抑制了实封贵族势力的发展。“唐玄宗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和豪强大族争夺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玄宗一改武周、中宗的崇佛政策，下令淘汰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禁止新造佛寺，禁止官吏与僧尼交往。

玄宗淘汰冗官，精简机构，“大革奸滥，十去其九”。还将全国分为十五道，在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政绩。他对官吏选拔也十分谨慎，“官不滥升，才不虚授”。“为改变当时‘重京官，轻外任’的习气，玄宗规定选京官有才识的到地方做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突出政绩的到中央做京官，使他们‘出入常均，永为恒式’”。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改变了官场风气。

开元年间，国力强盛，进行一系列对外战争，收复失地，降服外族。771年收复营州等十二州，同罗、回纥纳贡称臣，重置安北都护府。739年，收复碎叶，747年，大败吐蕃，“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唐朝重新打通了中亚的通道，恢复了在西域的主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玄宗改革，兴利除弊，故其统治时期吏治清明，政局稳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教育空前发达，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史称“开元之治”。正如唐代郑綮在《天工传信纪》中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库藏，财物积山，不可胜较。四方风稔，百姓殷富”。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时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首都长安就是国际化大都市，名扬海外。唐太宗招贤纳谏，开创“贞观之治”；武则天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唐玄宗独创“开元盛世”，都是西安锐意改革精神的一贯使然。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从西周丰镐到唐都长安，大部分时间内，长安都是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舞台。从文王韬光养晦为武王灭纣奠定基础，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开创成康盛世；从穆公称霸到献公新政，从商鞅变法到秦王一扫六合；从高祖建汉到武帝雄风；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无不体现出锐意改革的精神内涵。这些改革均以西安地区为中心展开，进而辐射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进程。正是这些改革，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时而变，处处彰显着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实质，是中华文明一次次走向强盛的强大精神动力，为西安地区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锐意改革的君主所具有的勇于创新、敢为人先、重用人才、虚心纳谏的精神值得我们今天继承与发扬。古代王朝虽在更替变换，但这种锐意改革精神始终绵延不绝。它已融入整个西安历史文化之中，成为西安的形象标志和精神支柱。这种锐意改革的精神，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也必将为今天的改革发展提供新的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