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尧典》的真书身份

说到《尧典》的文本地位，就要说到现代疑古思潮。这个思潮的推动者认为《尧典》是伪作，也就是说，它不是尧舜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而是战国至秦汉的儒者伪造的。此结论不能成立。由于判定它是不是伪作，会很大地影响到我们对于它的阅读效果，所以，虽然我不是考据行家，但为了往下讲，还是要依据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辨析一番。

1．两种疑古：好古之疑与恨古之疑

疑古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好古之疑，是为了去伪存真，因为当事人太喜欢古，不能容忍假的存在。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像孔子、司马迁等对于古文献的真伪取舍，都是非常讲究和严格的。尤其是宋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某些经典产生了怀疑，去辨析其真伪，到清代达到高潮。另一种疑古是恨古之疑，对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的古经典、文化源头，有一种来自于新文化运动或者其他方面的憎恶和鄙视。所以它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背景甚至政治背景，于是便在一个要否定中华文化的现代生存资格的学术冲动及其视野中来怀疑古、污损古，定要将这个文化的经典或思想灵魂排斥到中国人和国际学人的现实关注之外。这种思潮被称为现代疑古主义思潮，虽然清末已经有苗头，比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但毕竟以新文化运动为其主动力和代表，其中顾颉刚先生是具体执行者中最著名者。很可悲的是，20世纪以来，疑古不但成了主义，还成了主流，到现在虽稍有缓解，但总的说来还很有影响。

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很及时，代表学界的一种新走向。这首先还不是文化立场的改变，而是学术良知的恢复。为什么要“走出疑古主义”？主要因为这主义不真，它的方法出了问题。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疑古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大成问题的，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年代、内容和作者的判伪往往是错判，某种意义上疑古主义自己倒是很有些伪。疑古主义思潮是红白两道都曾鼓励推行的，导致现代中国人的古代意识全面地非经典化。因此，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国家，非常可悲，而想替代中国古代经典的努力，无论是红色经典还是白色经典都没成经。直到现在，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还受到这个事实的极大影响。一个有着灿烂文明史的民族的信仰、思想、精神命脉被砍挖掉了，文化生态被极大地去森林化、去灌木丛化、去草地化，成了一片流沙。这么伟大的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活的历史最悠长，使用人类唯一存活下来的原创文字（另外三种早已灭绝），居然没有了自己的经典，这很麻烦，在世界文明史上非常罕见。这也是现代中国人面对异文化挑战——既有压迫式的挑战，也有同化式的挑战——的时候，为什么如此数典忘祖、手足无措的原因。西方民族有西方的经典，到西方上过大学，或进他们的教堂坐一坐就知道了。照理说，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经典和源头都会尽全力保护，就像要保护大江大河的源头，这是一种文化本能乃至生存本能。犹太人更不用说，两千多年前就被打散了，但靠着经典，也就是把经典当成经典的坚贞，维系着散落在全世界的犹太人，最后居然实现复国复语——建立以色列国，恢复了希伯来语的日常存在。虽然从政治上如何看以色列是另一回事，但我很欣赏他们对经典的尊崇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这太让现代中国人汗颜了。我们还应该看看印度、阿拉伯、日本对自己文化的看法。

从宋代到清代，好古之疑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否定了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中的一部分的真实性，虽然对于这一结论，也不是没有争论。但是，一直到乾嘉学派，一直到孙星衍——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都肯定其中西汉时就有的二十九篇经文（对于其中《泰誓》一篇，有不同处理）是真书经，这里边当然包括了《尧典》。经过千年的反复批判审核，都认定这部分是真的。但疑古主义思潮就大不一样了。顾先生讲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本]，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是顾先生一个著名的创造。也就是说，文献次序上越是古的，像《尚书》中《虞夏书》中的开头几篇，出现的次序恰恰最晚，被判为是战国到秦汉间的伪作，甚至要拉到汉武帝中年以后。在中国古代，史官们大都是广义的儒家，所以儒家在华夏古代历史学上有最重要的话语权，疑古主义学派则认为儒家史籍是系统制假造伪的结果，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爱造假。“他们有小说家创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说谎的天才，所以[造假]容易得很。”（《古史辨自序》，第124页）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探讨。他已经拿这“反背”作为理论前提，再来求证（《古史辨自序》，第1—9页），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因为其求证活动受到大胆理论的有力引导，方法上以偏概全，以今臆古，所以这个疑古主义思潮得出的不少结论，已被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是不对的。比如考订出《老子》写于秦汉之际，甚至是汉代，钱穆先生都加入其中，这是时代思潮的影响；可现在挖出了战国中期的《老子》竹简。当年这么细密的考证，这么深厚的功夫，孜孜汲汲，言之凿凿，怎么会错了？是不是应该从方法上彻底反省了？所以现在学术界的气氛有重要的转变，李学勤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位代表。顾颉刚先生的一些学生还在说老师是如何天才，但自己的观点都开始和老师不一样了，因为实在是守不住了。

2．《尧典》乃真典

按照现当代一些学者，比如王国维、胡厚宣、金景芳等人的研究，《尧典》中的一些内容不是后人可编造的。还有就是从古天文学角度的研究，前有外籍人士的工作，后有竺可桢为端的中国学人的研究。或主张《尧典》中“四昏中星”的记载，表明此篇的出现确是远古之时；或认为此篇的基本材料由来有自，写成至迟也就是商末周初，或西周，最迟不会晚于东周前期，不可能像顾颉刚等人所言是战国至秦汉间、甚至汉武帝时儒者虚构的。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虚构”、“杜造”或“伪作”的判断。恨古之史辨派乃至后来跟进者们从方法上错在了哪里呢？他们不明白，或故意不明白，古代著作和现代著作的出现方式、版权归属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古代著作和其他古老民族的古老著作一样，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往往开始时有一个或几个卓越人物，干出了伟大事业，被人记住，或于某个古远的时期提出了著作中的主要思想。这些东西在口头或文本中流传，历经了种种变化，包括时代赋予的新色彩，但基本的事实、思想和倾向被保留了下来。这时，后人说此著作是记载这些事实，或就由此人或此群人创作的，就不能说是在盲认一伪作。比如人类迄今最早的文献《苏美尔神话》，是西元前2000年左右记录在泥板上的，但它在西元前2000年之前的一千甚至两千年间，就已经在苏美尔人口中流传，随着楔形文字的出现，才写于泥板之上。可以想见，它在流传中肯定经历了种种时代和地域赋予的变化，但苏美尔人认为这是他们祖先创作的神话，并不算错。这个神话传到巴比伦时代，巴比伦人将其改造，基本的内核都保存了，以一个新面貌出现。所以现在研究者们称其为“苏美尔—巴比伦神话”，也是对的。

完全可以设想，《老子》或《道德经》最初出现的时候，主要思想来自老子本人，即任“周守藏室之史”的李耳（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然后在他的弟子或后人手中，经过了改造，逐渐添加了一些东西，甚至也有少许失落。最后到了某个时代，形成比较确定的文本，后代就大致跟从这个文本了。比如到汉代，《老子》就大致定型了。我们今天又再次看到战国中期入土的郭店本（抄写年代可能更早），和今本《老子》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但少了一些篇章和字句，思想反更纯粹。那些少了的篇章和字句可能是后人添加的，其中有些带有后来时代的特色，何足为奇？文本的流传是极其复杂的，就像血缘基因的流传。郭店本也可能只是战国时共存的多个《老子》文本中的某一个。如果是这样，那么汉代的《老子》本的来源就不止这一个战国版本。它可能是祖本之一，但也可能只是祖伯本或亲戚关系更远的本。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郭店本中缺少的部分，也不一定就是后人加的。

总之，古文本有很多变形的可能，不能因为在《老子》中有一些话、一些词语乃至表达方式是秦汉时才会出现的，就判定《老子》不会早于秦。《老子》中出现了秦汉才能出现的话，并不能证明《老子》文本的核心思想、灵魂和真身是从秦汉才有的。也不能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某个时间之前的材料中没有某一个提法或名字，比如“尧”“舜”“黄帝”，就断定历史上的相关时代绝对没有这个提法，因为有许多材料被秦火和亡国毁灭了（越早的材料被毁的机会越大），现有的材料只是残缺的一小部分，将来说不定从哪里再被出土。还需要考虑到的是，有些特别古老的作品，比如《尧典》，一直在口头流传，到它被书写下来时，已经比较靠后了，于是在表述方式或遣词造句上就可能带有较后时代的“今文”特色。这样，相比于在它之后出现而又被及时书写下来的作品，比如商代和周初的作品，它可能显得更有晚近的风格。因此，不能仅凭借文风是否“佶屈聱牙”来判定作品的早晚。至于那些依据所谓的“思想发展规律”，比如“从具体到抽象”，来下的判断，就更不足为据了。

顾颉刚先生的弟子李民、王健合著的《尚书译注》也承认，《尧典》“记述的一些制度和社会状况，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及其解体阶段的情况，是一篇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古代文献”。这就跟以前他们老师的讲法很不一样了，实质上已经放弃了顾的观点。这本书2000年出版，当时很多新证据已出现，包括上述的天文学上的证据，迫使他们不得不后退。但他们还是要说，《尧典》是在周初至秦汉间漫长的时间内逐步成书的。此话总体看可能不错，但时间拉得可太长了。这是不是要在不利的事实前为老师弥缝而得出的结论呢？具体什么时间成书，我没有能力直接考据，但我比较同意某些非疑古主义学者，像王国维、胡厚宣、金德建诸先生的看法，此篇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是追记以前早就有的东西，所以一开篇讲“曰若稽古”，就是声明在追记古人讲的东西，绝对到不了秦汉，因为战国时期就有不少作品引用《尚书》，包括引用《尧典》。

我的结论是：《尚书》是记述和追忆尧舜时代华夏民族的开创性、建基性历史经验的珍贵文献，是理解中华文明和儒家原本精神的首要经典。也就是说，此篇源自尧舜时代及其后人的记述，在口头流传了许多世代，至迟在西周时写成文本，经孔子编定，历秦火而不绝，起起伏伏，一直流传至今。现在的考古很厉害，是破疑古主义的利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挖出一座古城，被辨认和论证为是尧都，也就是尧时的都城平阳，里边有观天象的高台。

《尧典》是远古经典，到西周的时候著于简策，它为什么成了儒家的经典？因为儒家从思想上完全认同这类古代文献中记录的圣贤言行，而且对其保存、解释做了最重要的贡献。《尚书》是儒家的六艺（六经）之一，没有孔子和儒家就没有《尚书》在后世的流传。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儒者伏生把古籍藏在屋壁里。幸好秦朝崩溃得早，于是把墙凿开，拿出书来，但损坏严重，只剩下二十八篇。为了便于传授，就用当时的文字（隶书）写出，成了今文经学的源头。后来民间又献了一篇，算作二十九篇。至于古文经学，则源自孔夫子家的宅壁所藏。为避秦祸，孔子的后代也在墙里藏经，至汉代又找出来一大批古文献。这是古文经学的源头。没有儒家的历代传承、保护和再发现，这些古籍早就完了，所以儒家认为这些是儒家的经典很有道理。当然，它们也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哪一派都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