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节日和社会

从广义上来说，节日是人们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媒介(Bauman, 1992; Stoeltje,1992)。首先，节日是一种关于社会的表达形式，人们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对社会的理解和信息(Bauman,1992)。节日不仅可以传递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相关信息，还能传达社会内部各个群体的声音，这些群体可能以阶级、性别、年龄、职业、种族等各种因素为标志(Stoeltje,1992)。其次，节日是输送和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Bauman,1992)。由于社会成员获取的资源不一样，节日通常能反映社会的层级结构(Bauman,1992)。正如Stoeltje (1992)261-263所说：

节日是一种集体现象，能满足根植于群体生活的需求……因为一个节日让群体成员汇聚在一起，他们就社会本身以及各自在社会内部的角色展开交流。任何想要改变或规范社会生活的努力都会通过与节日的特定关系予以表达。

众多研究节日和社会或节日和群体的关系的学者会围绕节日和社会权力、社群团结、社群冲突的关系进行讨论，但是他们的观点往往不一。下文就这几个方面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观点予以评述。

(一)节日和社会权力

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节日和社会权力的联系，这类研究关注节日如何涉及并影响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节日是一个集中暴露社会内部强权专制和社群冲突的场合，失去私有财产、边缘化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节日一抒己见，比如Bakhtin (1984), Picard和Robinson (2006), Melucci (1996)及Gluckman(1963b)等。Bakhtin(1984)认为，狂欢是倒置和越界的场合，是反对等级地位、特权和规范的时刻。Picard和Robinson(2006)认为节日以其虚拟的上层建筑塑造或重塑民族和帝国的起源及内部结构，通过成文立法的象征符号和仪式，确立并维护社会的延续和权力的传统结构。按照Melucci(1996)的说法，节日可以被看作社会活动，体现一种文化的或仪式化的反抗。基于对非洲仪式的研究，Gluckman(1963b)认为节日和狂欢是通过象征性地释放焦虑与失望对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的“制度性反抗”(instituted protest)。

但是，很多学者质疑节日或狂欢在多大程度上会像社会运动、社会变革那样激进，因为它们反抗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的方式是短暂的、合法的，且表现和组织形式也是小心翼翼的。Gluckman(1963a)断言节日的目标并不在于改变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而在于维持并强化现有的秩序。所以节日、狂欢和仪式只是反抗的形式，而非变革。Eagleton(1981)148认为：

狂欢节从头到尾不过是获得官方许可证的喜庆活动，一次被允许的对强权的打破，一次受限制的大众情绪的宣泄。狂欢节就像革命性的艺术作品，让人不安，但效果甚微。

与Eagleton相似，Eco(1984)强调，古老的节日往往功在加强专制强权，而不是维护人们突破陈规、变革图新的权利。Stallybrass和White(1986)不仅质疑节日在抗议社会权力方面所能产生的政治革新影响，而且声明节日是一个对“更高权力”和“更低权力”二元对立的调解、杂交或混合的过程。同样的，Humphrey(2001)33-34基于对中世纪英国的狂欢节的研究，指出节日“不可否认能带来乐趣，但是这是人们当众展示其社会底层地位的场合，它却并没有把人们从任何束缚他们的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

探讨仪式与社会权力间的关系的研究，通常的视角是节日与社会权力或社会结构的关系，其分析对象是整个社会或民族(国家)的政治形态。在一个等级森严的民族(国家)或社会里，阶级冲突常常会通过节日表现出来。但当我们借由节日仔细观察参加节日的某一社群时，又会发现这个社群里的各个子群及其成员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对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相关权力关系的传统分析可否适用于节日语境里这些子群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分析呢？除了少数几个学者从这个视角研究节日，例如Magliocco(2006)探讨了节日组织团队内部的政治(下文会详细分析)，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当贫瘠。还有一些有关节日语境里的权力关系的研究采用了二元对立的两分法，这些对立关系可以体现在参与者与观众(Gauthier,2009)、组织者与参与者(Bauman et al., 1991)，以及观众与表演者(Brenneis,1993)等上。Bauman和Swain(1991)290强调节日组织者对权力的巩固：

节日是根据权力关系、凌驾于真实性与合法性之上的权力结构，以及对价值观的差别控制组织起来的。节日的表征形式往往巩固了节日组织举办者拥有的权力和权威。他们毕竟是组织、策划和资助节日的人。他们借由节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将节日参与者视为被动的、物化的交流工具，为其更宏大的信息传播服务。

除了Magliocco之外，其他学者还从理论层面来探讨节日语境里社群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这些探讨大多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本研究基于实证的田野作业，通过对旅外社群节日的案例研究，探讨英国华人社群内部的社会(权力)关系及其表现形式，试图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

(二)节日和社群团结、社群冲突

人类学家发现仪式和节日的一大功能是促进社群团结，如Durkheim (1976), Turner(1995)和Winthrop(1991)。Winthrop(1991)247视仪式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互动模式和集体观念来加以理解”。Durkheim(1976)对澳大利亚的原始宗教生活进行研究后发现，仪式是社会的符号表现，人们定期举行仪式，并不是要带来可能的物质结果，而是要实现它的社会功能——维系社会，比如强化个体的社会性，唤醒社会成员的共同情感，增强集体凝聚力。仪式作为集体的宗教活动，能构建并加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Durkheim,1976)。Turner(1995)以生活在赞比亚的恩丹布族(Ndembu)为例，说明虽然该族群等级森严，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冲突，但是该族群举行仪式却证明了恩丹布人持有相同的价值观，而这很可能是解决该族群固有的社会冲突的基础。他认为仪式为社会提供了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在阈限空间里，社会等级可能会被暂时倒置；在仪式进行期间，互有冲突的群体可以建立对所处社会的理解，从而联结在一起(Turner,1967)。按照Magliocco (2006)的发现，很多研究撒丁岛的传统节日的学者持类似的观点。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一些学者认为节日和节日里的各种仪式可以被视为神话、传奇或民间故事的文本或叙事，包括Durkheim(1976), Ederhard (1987), Young(1994)。Falassi(1987)认为“这些叙事的主题通常起源于神话、建国或迁居传说、军事胜利，其体现了举办节日的社群拥有的神秘的历史记忆”。这些叙事让社群成员重温其社群的辉煌岁月、苦难或其他历史过往(Beezley et al.,1994; Falassi,1987)。Anderson(1983)认为这些关乎历史或名人的叙事旨在构建社群意识——让人们对自身进行思考，将自身与他人联系，最终将所有人团结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旅外社群的叙事中，例如在有关旅外社群的小说里，文本的潜台词都与“家”(如故乡、故国等)相关(Fu,2005)。这些旅外社群的叙事构建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

但是，节日中除了团结，还有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可能是代际冲突，也可能与性别、语言(方言)、意识形态、历史起源、内部权力分配或其他因素相关。从这个方面研究节日的学者们通常将节日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变迁联系起来，如Magliocco(2006), Dundes和Falassi(1975), Geertz(1973), MacAloon(1983)。Geertz(1973)认为这些矛盾冲突在社会变革的时候尤其明显，因为这个时候传统社会结构受到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社会出现分裂，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发展不相平衡。正如节日可能会暴露阶级冲突，同一社群内的不同子群虽然共同组织节日活动，但却在表达不同的声音，在社群里扮演不同的角色，争取实现各自的利益，创造、重新创造或强化各自的权力，这些都可能会引发社群内的冲突。

(三)节日的形态学和表征

学者们从多元的视角探讨了节日的结构和意义，包括古老的节日及现代社会的节日(Falassi,1987; Bruner,1983; Coyaud,1987; Humphrey,2001;Stoeltje,1992)。Falassi(1987)在分析节日结构时运用了由Vladimir Propp建立的叙述理论形态学，后者主要用这一理论研究文本的线性序列。Falassi认为节日由若干重要模块——“仪式”(rite)组成，就像神话叙事的“情节”一样。每一个仪式都有其功能和象征意义。Falassi罗列的节日仪式包括净化仪式、过渡仪式、倒置仪式、炫耀性展示仪式、炫耀性消费仪式、戏剧仪式、交换仪式、竞赛仪式、世俗化仪式。Falassi的理论很适合用来研究中国的春节，如腊月开始的扫尘(净化仪式)、发压岁钱及送礼(交换仪式)、年夜饭(炫耀性消费仪式)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戏剧仪式)。Falassi认为现代节日很少包括他所罗列的全部仪式。今天，很多古老的节日都已被分割、简化为若干个节庆活动，每一个节庆活动集中表现一个极其重要的仪式。例如在美国，感恩节的重点是节日大餐，而圣诞节的重点是交换礼物。本研究将揭示英国的华人春节是否有着完整的符号系统，并且说明影响春节庆祝活动变化的因素。Coyaud(1987)运用形态学研究日本节日，他探讨了不同节日发展历程中的“仪式”组合，并分析了“仪式”是如何被组织成一个节日的。类似的，每个“仪式”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象征意义。Stoeltje(1992)将节日描述成事件结构，这种方法其实与Falassi和Coyaud的方法类似——强调节日由不同子事件构成，同时，在Stoeltj e看来，节日还是社会参与的结构系统，反映出各个子群不同的利益和关注点。

此外，学者们在对节日的分析上还关注物质文化的表征，如装饰、服装、宣传册、合同和节目单。Misetic和Sabotic(2006)通过对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市的一个街头民俗节日“Days of Radunica”(“拉杜尼萨日”)的研究，证明这是一个集传统和现代元素组合的表征系统。在研究中，他们调查和分析了节日的构成元素，包括名称、宣传媒介、语言(如公开演说)、场馆、表演者和游客的服装、食物和酒水。本书也运用这种方法，选择合适元素，研究春节的表征。

但是，Magliocco(2006)认为，关注社群固有矛盾的学者，不仅需要调查节日表演或节日本身，还需要考察节日的组织过程(如实际会议等)。Magliocco强调在节日的组织过程中，各类机构和群体的代表明争暗斗，以求在节日里展示各自的价值和认同。而仅靠观察节日表演通常是察觉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在本研究中，作者不仅探讨春节的表征及形态，还考察春节的组织和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