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阐释与正典的确立和消解（代序）

金元浦

文化经典是一种历史流传物的存在。纵观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凡有较强生命力且能在世界上发生一定影响的传统，都往往有在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经典及其评注。它们作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该民族在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而且在民族历史中世代承传，对各时代人观念意识起着塑形的作用。

文化经典的这种精神塑形作用，往往通过不断的阅读、理解和解释而实现。经典的意义在历史性的理解和解释中生成，亦即在经典文本与阐释者、历史与当代的对话中生成，并不拒绝真正的创新和与时俱进。反复对典籍进行注释性的传述，是典籍摆脱普通书籍的性质而成为经典的重要方式。经典不断被阅读、引用和注解，也就是经典不断地被赋予意义、价值和权威的过程，是经典不断地实现自身规范功能的过程。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藏于流传几千年的文化经典著作中，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发展的母体。敬畏经典，珍视经典，立足于当下创造性地阐释经典，追寻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践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题中之义，是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生命力的必然路径。从历史资源上看，中华民族文化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文化经典的重新阐释及其意义生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汉代儒学的发展依赖于《五经》阐释及其正典地位的确立，宋代理学的发展则肇始于《四书》阐释及其正典地位的确立。因之，考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阐释，探析经典阐释与时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对我们当前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持华博士的这本著作，运用当代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梳理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对《诗经》的阐释，揭示出《诗经》经典化历程中伦理、政教意义生成的“效果历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文化经典建构与阐释的鲜活案例。在我看来，本书至少在如下几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学术尝试与实践。

一、为探讨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我曾经提出，历史流传物有一个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我认为，一切文学艺术的经典化都是在“经验实践→惯习养成→范式选择→对象命名→团体认同→理念传播→经典型塑→教育孵化→仪式确认”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历史上的文学艺术，总是在前人既定的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实践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它是一个在经验基础上形成普遍惯习的过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是批评家在公共阅读基础上依据一定文学范式选择、推选作品并为之命名的首创性活动。这一命名必须得到批评共同体的认同，然后在文学公共空间的广泛传播中选择和扩展，逐步将之形塑为公认的经典。而经典地位的确立则在文化传承的制度机制—教育体制中孵化、延续和不断加强。文学史教材、研究著作、特定课程设置就是文学经典的加冕仪式。经典在其最基本的涵义上，昭示着一种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具有普适性与规范性的价值和意义，而此种价值和意义正是依赖于阐释而得以澄明，依赖于运用而得以实现的。所以从解释学的视角看，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化，必然伴随着一个解释的过程，一个通过解释以揭示文本的某一意义并使之上升到权威与规范的过程。

本书通过较为翔实的梳理与分析指出，自先秦至两汉，《诗经》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完成了从普通文本到经典文本、从乐歌民谣到王朝意识形态纲领性文件的转化，这一过程与整个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起源、定型，经学哲学体系的成熟，汉代政治需求等多方面密切相关。而这些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的因素又常常是通过作用于《诗经》的阐释来历史性地改变《诗经》的意义、性质、地位的。

从历时性来看，经典化是一个历时的链条，在意义与内涵上表现为不断累积、叠加、删汰、增殖、削减、更新的过程。当其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时代语境和权力话语的转换、理论范式的变革等，都有可能促使传统经典原有内涵的解构，并因为与当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发生密切联系而得到新的阐释，生成新的意义，完成历史流传物的再经典化。比如，《诗经》经过孔子的阐释之后，生成了“思无邪”的伦理教育意义，从此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而成为儒家的经典；汉儒则进一步把《诗经》牵引向政治，充分挖掘它的政治教化意义，使《诗经》从儒家的经典“越界”而成为国家的文化经典；古史辨派则极力拨开笼罩在《诗经》之上的经学迷雾，用文学的眼光重新予以解读，这既解构了《诗经》的政教经典地位，又打开了将《诗经》文学经典化的大门。

二、对《诗经》经典意义生成的合法性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学术梳理。历代的《诗经》阐释与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成果斐然，以至有“诗经学”之称。我们可以从有关研究中辨析出一条较为普遍的“诗经学”史观：从诗经汉学到诗经宋学，再到古史辨派“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这是《诗经》的文学意义从扭曲到还原、从遮蔽到澄明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进化论”学术史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发展观念，曾长期为人们遵从，然而它的缺憾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把复杂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简约化、线条化，并把线条的纵向走势概括为从落后到进步的发展，容易导致用后出的思想去否定在先的观点。但是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时间上在先的观点未必都是糟粕，而后起的思想也未必都是精华，它们之间不一定是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也不一定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正如韦勒克所质疑的那样：“实际上进化总是发生在对立的方向吗？而什么又是这个对立的东西呢？”

在本书中，作者尝试着超越这种“进化”论的“诗经学”史观，运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理层面上梳理先秦两汉时期《诗经》经典意义生成的合法性，指出对传统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是否合法而有效，取决于阐释者是否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下历史文化语境的核心问题，是否立足于这一问题去叩问和聆听传统的应答。所以，并非是汉儒“遮蔽”了而宋人“恢复”了《诗经》“本来就有”的“文学”意义，而是由于他们的阐释行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分别生成了不同的意义。儒家诗教在确定《诗经》经典地位的同时就确定了它为帝国王权、为德政伦理教化服务的基本宗旨。虽然《诗经》这一先秦的文本没有变化，但阐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阐释的意图、目标、指向已大大改变，因而阐释出来的意义必然大大发生改变。汉儒通过经学化的阐释，高扬《诗经》中的伦理、政治教化意义，这与汉代王权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语境是吻合的，因而在当时获得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也就是一种对《诗经》合法而有效的解释。

三、为探讨中国古代经典阐释思想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实践案例。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的宗经、征圣、尚古特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变迁，往往是通过对一些传统经典的反复阐释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经典阐释行为，不仅构成了中国思想发展日新又新的内在动力，本身也蕴藏了深厚的解释学学理资源，值得我们挖掘。开掘之途自然可以多元，不限一隅，而紧扣阐释实践，通过各类传疏笺注文本以解析其方法论基础或阐释策略，当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

本书通过对早期儒家《诗经》阐释实践的整理，归纳出了三种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和当代启示的解释方法：以文字训诂为主体的语言解释方法，以“知人论世”“叙故实而推诗义”为核心的历史解释方法、以“以意逆志”为纲领的心理解释方法，并简要总结出，中国传统经典的阐释，既是一种精神—心理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返本而开新”、经世以致用的实用手段，一种打通传统世界与当下世界之区隔的实践行为。阐释者通过对历史流传的经典文本的创造性阐释，在传统与当下之间，在观念与行动之间作整合，挖掘传统在当下语境中的现实意义。这对于我们当前重释传统经典、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启示价值的。

持华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聪明且具悟性。当年他选择“儒家《诗经》解释思想研究”作为论文选题，既具勇气也面临很大挑战，因为《诗经》学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全面掌握已有成果殊为不易，而要推陈出新则更为困难。如今从这本著作的出版来看，他还是努力完成了任务，虽则史料的掌握略欠厚实，但述论的视角、方法还是确有新意的。当然，在书中他尝试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如“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经典化”、“阐释立场”、“视域融合的具体方式”、“互文性阐释”等等，还可以进一步充分展开。

治学多艰苦，冷暖寸心知。在这个浮躁而物化的时代，要执着于学问，沉潜讽咏，青灯黄卷，直至头童齿豁而不悔，实在太难了。愿持华能不忘初心，专此不怠，在学术的路上稳健前行。

2017年6月6日

于北京海淀三灯阁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