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地区收入效应分析

劳动力空间流动必然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涉及迁入地，而且波及迁出地。从研究思路来看，有关这一论题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沿着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地区收入差距的思路展开，在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分析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如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另一类分别探讨劳动力流动对迁入地和迁出地收入的影响，然后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下面分别对这两种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

2.1.3.1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的核心思想是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动会影响其他劳动力的选择及利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可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具体地说，是通过实际工资及价格指数的波动表现出来，在运输成本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将内生地发生转移，最终形成空间均衡的分布格局。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劳动力实际收入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劳动力实际收入水平下降。Krugman和Venables（1995）最早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核心外围地区实际收入的变化。通过产业与产业之间关联的相互影响，他们预测了世界地区收入不平衡的变动趋势。当交通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核心—外围模型自发地形成。这时外围地区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核心外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当运输成本持续下降时，两地区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将缩小，外围地区也将获得收益，核心地区的福利优势逐渐消失。

产业集聚过程中，核心地区劳动力收入水平上升（Brakman and Heijdra,2004），外围地区劳动力收入水平下降，其原因在于，大规模厂商及劳动力集聚在核心地区，外围地区制造业规模必定萎缩。在需求多样性的前提下，外围地区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由于存在运输成本，外围地区生活成本上升，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与此同时，核心地区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形成“生活成本效应”。这里假定生活成本指数与制造业产品综合指数相等，价格指数的下降一方面归因于核心地区制造业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因为核心地区厂商产品的需求大部分来自本地区，节约了运输成本。因此，核心地区劳动力的实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Baldwin等（2003）计算了集聚过程中两个地区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差距，即劳动力不断地从一个地区（外围）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核心）过程中的实际工资变化。结果表明，核心地区劳动力不仅享有生活成本效应，而且地区间贸易成本的下降也提高了核心地区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水平。由于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外围地区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有所下降。因此，产业集聚加剧了地区间收入的不平衡。

如果从微观层面考察，产业集聚或者经济集聚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收入影响是有差异的（Baldwin et al.,2003; Martin,1999）。现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劳动力：一种是易于流动的劳动力，他们将根据地区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决定是否迁移，这类群体通常是年轻力壮的或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可假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工作；另一种是不流动的劳动力，这类劳动力通常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或是土地所有者，假定他们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等传统部门工作。技术工人不断迁移到核心地区，结果导致外围地区技术工人短缺，而核心地区技术工人富余，外围地区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得到提升，从而部分或完全地弥补了生活成本效应所带来的损失。但是对于外围地区的非技术工人来说，他们的工资水平不会因为技术工人的短缺得到调整，这部分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集聚不仅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内部不同人群的不平等。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活动的集聚从总体上说并不是帕累托改进，政府需要从公平角度出发对此进行干预。

Baldwin等（2003）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集聚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的地理活动存在两种扭曲：一种是投资者在选址时并不会考虑他们的决定对技术创新的成本有何影响，知识外溢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并没有作为选址的依据，因此，从“市场”这个角度看，空间集聚的规模可能太小。另一种是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不流动的消费者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但投资者在选址时也不会考虑这个因素。如果经济活动在核心地区集聚，那么核心地区的消费者会因为不断降低的运输成本而获利。与之相对应的是，外围地区的消费者福利受损。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会产生三种福利效应：一是空间活动的集中会促进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对核心外围地区都会产生正效应。因为通过地方化的知识外溢，创新成本降低了。二是创新成本的下降也会带来现有厂商资产的缩水，对核心外围地区产生负效应，由于核心地区资本存量高，这种负效应对核心地区的影响比外围地区大。三是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会影响交易费用，对核心地区来说，这种效应是正的，促进了交易费用的下降，而对外围地区则是负效应。

一些学者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背景，在劳动力流动存在制度障碍的前提下，对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Hu（2002）提出，空间集聚模型可用于解释中国的沿海及内陆地区之间不断增长的地区差距。Whalley和Zhang（2004）研究表明，中国迁移限制（户籍制度）可能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没有迁移限制，劳动力跨区域配置将导致地区边际生产率均等，所有的工资差距及收入不平等都消失了。考虑到跨地区的劳动效率的差异，或者城市住房价格的上升阻碍了城乡迁移，其扩展模型也导致不平等的下降。Au和Henderson（2006）研究显示，迁移限制导致中国乡村工业及城市地区的不充分集聚，造成GDP损失。这些研究表明，中国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迁移的制约是造成中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2.1.3.2 新古典经济理论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要素流动无成本等前提下，劳动力流动可成为地区收入差距的调节器。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引起劳动力流动。反过来，劳动力流动又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地区收入的收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缓解地区之间收入的不平衡。实证研究分别从劳动力流动对迁入地收入的影响，对迁出地收入的影响，以及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迁移是否会促进迁出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高迁出地的收入水平。对于这一命题的检验存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之分。Lucas（1987）用相对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南非地区间劳动力迁移（从周边国家迁移到南非的矿区），对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迁移对迁出地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劳动力迁移、国内农业生产、家禽积累等变量的实证方程。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随时间长短而变化。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出降低了国内农业生产率，对迁出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消极影响。但从长期看，移民汇款增加了迁出国的农业投资，进而提高了迁出国的产出。Rozelle和Debrauw（1999）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以中国河北省及辽宁省农村家庭为样本，证实在短期内劳动力流动降低了迁出地的产出，而从长期效果考察，移民汇款投资促进了迁出地经济的发展。

然而移民的汇款有可能加大迁出地收入的不平等，Lipton（1980）认为，比较富裕的家庭更有可能从迁移中获利，因为他们更有能力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并送他们外出寻找工作，而这些外出劳动力也更愿意并且更可能汇款回家。迁移对贫困家庭来说是有风险的，由于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家庭成员可能会因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减少家庭收入。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通过汇款方式资助家庭将会加剧农村地区收入的不平等。Stark等（1986）的研究发现，汇款对迁出地收入的作用受汇款来源的影响。他们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对墨西哥两个村庄进行比较，一个村庄存在较多的国内移民，另一个村庄有较多的迁往美国南部加州地区的国际移民。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收入（非汇款收入、来自国内汇款收入、来自国际汇款收入）的变化，对每个村庄家庭收入的不平等作了更详尽的考察。结果显示，移民的汇款对迁出地收入分布的影响取决于汇款的来源地，国内汇款可降低村庄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汇款对迁出地收入起平衡作用，而国际汇款对收入分布的作用却相反。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可能是移民具有选择性特征，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两类不同素质的群体。Stark（1991）对墨西哥的农村收入不平等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汇款是所有家庭收入第三位或者更重要的收入来源，它降低了家庭之间收入的不平等。而Barham和Boucher（1998）运用Stark的方法对尼加拉瓜的样本进行分析，这些地区家庭收入的1/3来自移民的汇款，但得到的结论却相反，迁移明显增大了迁出地区的收入不平等。McKenzie（2005）在研究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国际迁移时发现，当迁移规模较小时，位于财富分布上端的家庭从迁移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当迁移规模越大、移民分布的家庭越广时，财富分布下端的家庭获利的可能性越大。正如前述所言，在发展中国家最先迁移的人往往来自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这时移民汇款加剧了迁出地收入的不平等。而当劳动力迁出越来越普遍时，汇款将降低迁出地收入的不平等，移民汇款与迁出地收入不平等之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

其次，迁移是否增加了迁入地的收入水平。Spengler（1958）指出，外来劳动力流入对迁入地的影响可分为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这两种效应与迁入劳动力的职业结构有关。如果移民的职业结构与本地劳动力有差别，这两种效应就会继续存在。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中，与迁入者职业相同的劳动力将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下降；而与迁入劳动力职业形成互补关系的劳动力，则会享受互补效应，其工资收入将上升。他以美国1939年以前的移民经历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外来劳动力对美国本地劳动力收入的影响。Neal和Uselding（1972）估算了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如果把抚养与移民同样数量的美国本土儿童所需的资源用于次优投资，若按每年3%的复利计算，到1850年全部物质资本存量约4.7%可归于外来移民的贡献，到1912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3.2%。如果按6%这一更为实际、同时更接近经济中其他收益率计算复利，外来移民对美国资本存量的贡献1850年为9.2%，而1912年则上升到41.9%。显然在19世纪，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有深远的影响。

迁移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那么移民与迁入地劳动力是否产生了工作竞争问题，移民是否夺走了本来属于当地居民的工作？或者他们都是自我雇用的，或仅在对当地居民没有直接影响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实证结果表明，移民对当地劳动力的替代，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有关。Knight等（1997）通过研究中国的案例，发现农村移民往往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承担的工作，两者并未构成一种竞争关系。但是，Roberts（2001）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与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本地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形成了竞争。

最后，劳动力流动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可推断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地区收入的收敛。然而上百个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实际数据显示（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世界范围内的绝对收敛趋势并未出现。仅当样本量缩小到具有相似偏好、相似技术以及相似制度的国家时，如欧洲、美国及日本等国家，绝对收敛才出现，其现实与外生增长理论的推断相矛盾。这种矛盾促进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不能确保地区收入收敛绝对存在。Rauch（1993）的研究表明，迁移流永不会停止，而且流向总是相同。由于迁入地的工资水平较高，它将导致人均收入的发散。劳动力从贫困地区不断流出进入富裕地区，而富裕地区伴随着就业的规模效应，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将不断拉大。Larramona和Sanso（2006）演绎了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收敛的动态变动规律。他们认为，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国是有利的，当稳态时，各国将以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收敛，但是并不表示各国的工资水平及人均收入也收敛，各国人均收入仍可能长期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在长期内既不会消失，也不会持续扩大（除非所有迁入者的储蓄全部作为迁入国的投资），因此劳动力的流向可以长期不变。他们的研究表明，现实世界仅存在经济的条件收敛机制，而地区间持续的劳动力迁移表明人均收入绝对收敛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