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综述与选题依据

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由于与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小说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纠缠不清，再加上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等地域文化被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压抑和遮蔽，先入为主的方针政策的附庸和传声筒的主观印象，导致我们忽视了对文本整体内部的审美异质因素的分析和阐释的不良局面。本体地位的忽视和单一的政治评价标准的确立使合作化小说的研究，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文学自身的时代语境中，也难以借他山之石重新建立合作化小说的本体美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以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作历史与审美的双重评价，在历史、政治、文化、审美的多重视阈中重新打量并发掘其新的美学价值。在文学史范畴内解构与建构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实现了“众声喧哗、多语和弦”的学术争鸣场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唐小兵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及《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吴培显的《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吴秀明主编的《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王文胜的《在与思：“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思潮新论》、周志雄的《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郭冰茹的《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贺仲明的《真实的尺度》、程文超、郭冰茹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朱国华的《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王一川的《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修辞论阐释》、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及《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丁帆、王世诚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66）》及《重返历史之地——中国50—70年代文学研究》、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这些学术著作借助于叙事学、修辞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系谱学、后现代的解构理论及文化研究等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大讨论的背景上重读或重评一度遭受冷遇的合作化小说，重新回到十七年文学发生的历史场景，发掘文本自身所包蕴的多重话语的开放性空间和异质文化构成的审美张力。

在“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90年代语境下，研究者打破传统的一体化的僵化思维模式，而采取“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主客观相互融合的方式，以历史和审美的态度，还原了合作化小说的内在精神、结构形态和价值功能的本来面目，按照“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客观评价标准，比较公正地评价了合作化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为例，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提出由于后来的农村政策的调整和改变而带来的如何评价合作化小说的价值取向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认为应该从政治标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要求的真实性标准、艺术审美的标准、作者的创作态度等四个方面综合考虑并评价合作化小说的优点与缺陷。认为柳青的《创业史》尽管存在着局限和缺点，但“仍不影响它成为那个时代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历史最好的长篇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1]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除了在概述部分介绍了有影响的中短篇合作化小说外，还在单节中重点评述了柳青的《创业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通过自由活泼、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丰富性的表现形态来稀释文本的政治因素，发掘其在边缘的文化形态下蕴涵的富有民间生命力的艺术基质，用“民间文化形态”和“民间隐形结构”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概念重新诠释了小说《山乡巨变》、《锻炼锻炼》以及电影剧本《李双双小传》，“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民间艺术的隐形结构”开辟了合作化小说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新的阐释空间。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通过合作化小说的当代形态概述、赵树理的评价史及山西作家群的介绍、柳青的《创业史》的形象塑造及论争等点面结合的评述，论证了在十七年特定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新文学“一体化”的全面实现过程。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是迄今为止给予合作化小说最为全面地评述的一部文学史，在中短篇小说概述中总结了合作化小说文化审美的特点，认为由于政治意味对文化意味的遮蔽导致了“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服从统一的模式，相互之间的文化审美差异性就淡化以致消失了。”[2]在几部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中对刘澍德的《归家》和康濯的《水滴石穿》的艺术探索作了公正的评述，并对孙犁、李准、周立波、赵树理及其追随者的中短篇小说单节进行了重点介绍，在长篇小说一章中对《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了横向对比之后，又纵向梳理史的发展脉络。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所有教材型文学史，都以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在深入挖掘合作化小说的审美基质和文化内涵的同时，抱着历史同情的态度还原被政治的釉彩遮蔽的艺术价值蕴涵。

合作化小说的研究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底蕴上借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打破单一的理论视角导致的壁垒森严的界限和唯我独尊的霸权局面，形成了吸纳百家之长、相互融合的综合理论与意蕴丰富的文本内涵相平衡的和谐场面，理论与文本的激荡相长形成的良性互动的学术氛围，为新世纪的合作化小说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学术平台，使合作化小说的研究在多元化的宽松语境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主题学、叙事学、人道精神、话语理论、评价争鸣、个案研究等都成了研究合作化小说的热点和关键词。从目前来看，从叙事理论、主题内容、人物形象、评价标准等方面研究合作化小说取得的成果比较多。

第一，叙事研究。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因此借助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用叙事视角、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叙事裂缝、叙事张力等一系列术语名词，融合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形成的新叙事学作为解读合作化小说的理论武器，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刘骏的硕士论文《合作化小说的话语策略》以带有价值规约性的叙事话语理论作为切入合作化小说研究的突破点，对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从政治权威话语、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这三种话语形态的表现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居学明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爱情叙事的话语修辞》中运用叙事话语理论，从政治话语和爱情话语是如何运用话语修辞的方式来尽可能地实现各自的意图为切入点来研究合作化题材小说，并通过鲜活事例的解读阐释话语修辞策略的艺术效果。通过个案解读的方式，曾金华的论文《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叙事张力》，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例，认为在“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由于不同的价值规约和建构的目的造成了相互冲击对立又融合统一的深层结构张力；惠雁冰以《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为例，论述了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深层结构。

第二，主题研究。运用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视野对合作化小说的某一主题进行宏观把握或微观分析，在“开口要小、挖掘要深”的学术选题规则的指引下，合作化小说的主题研究在价值多元的开放语境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赵伟的硕士论文《芳菲下的遮蔽——合作化小说女性命运探析》，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清理合作化小说中的宏大政治和男权意识对女性命运的遮蔽，还原历史的真实。合作化小说的爱情、情爱、婚姻叙事作为学术的主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这方面代表性的硕士论文有《50至70年代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分析》（于树军）、《论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婚恋叙事——以〈创业史〉为中心》（刘芳波）、《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居学明）等。此外，由于生产所有制的变革引发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和创业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有杜国景的《论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创业叙事”——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和林细娇的硕士论文《“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表述》。杜国景从个人创业主体与历史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开掘中总结出关于财富的道德训诫方式，林细娇从“合作化小说中的土地问题”、“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各阶层农民形象的特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叙述特点”等方面分析阐释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作家个性的坚守与丧失进行了独到的反思。

第三，人物形象研究。合作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依靠民间的文化意蕴的滋养形成的幽默风趣的谐谑性格，冲淡了政治文化的规约所形成的单面的文化性格，支撑起了从美学和文化的视角阐释合作化小说的艺术天空。综括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大致围绕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人物形象的类别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的论文有林霆的《从“牲口迷”到道德楷模——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饲养员叙事》和郭元刚的《论50—70年代合作化题材小说中“老农”形象的变迁》。林霆认为饲养员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面形象弥合了现实与政治要求之间的裂痕，郭元刚认为在20世纪50—70年代合作化题材小说中，“老农”形象经过了一个不断被重新想象和重塑的过程。二、人物形象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多，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典型人物都有十几篇甚至几十篇论文进行详细的分析与阐释。以梁生宝为例，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篇名输入梁生宝，从1963—2012年有39篇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张钟的《怎样评价梁生宝形象——对严家炎同志〈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提出的几点商榷意见》、《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吴中杰，高云的《谈梁生宝形象的创造》、徐文斗的《论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上）——〈柳青研究〉之一》、李晓卫的《试论柳青的文学典型观——对〈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反思》、李勇的《国家话语之中的传统叙事轨迹——〈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民间豪杰气质》等论文。

第四，真实性评价研究。由于农村政策的调整改变，使合作化小说反映的农村生活和人物事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价值取向和艺术真实问题。代表性的论文有：粟多桂在1985年针对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写下了《历史的真实与“左”的错误倾向——对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思考》，贺仲明在新世纪对许多人以“不合历史发展规律”为由，否定合作化小说的真实性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反否定，从真实的具体层面出发写了《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杜国景对贺仲明评价合作化小说人性论和本质真实的观点做出了修正，在《论50至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想象》中认为评价依据“不应是‘真’与‘伪’，而应是与现实的接近程度”。[3]在2004年他又采取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历史谱系学的方式，将合作化小说自诞生以来的各个阶段的评价标准及发展变化作了纵向梳理，写下了《农业合作化小说历史评价综论》一文。范家进则从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极为丰富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入手，以人性的价值和人文的关怀展示制度成本下乡村人物所遭受的心理与精神的创伤，并以《创业史》、《山乡巨变》和《三里湾》为个案写了《“互助合作”的胜利与乡村深层危机的潜伏——重读三部农村“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一文。

合作化小说借助思想解放的东风和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用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视角辩证地分析和阐释文本中的情节、人物、结构、思想所包含的意义价值，回归学术本体的心态所作出的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价，更接近研究客体本真的面貌。在探寻研究对象的丰富驳杂的历史和审美蕴涵时，之所以选择叙事伦理作为阐释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切入点，原因有三：一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合作化小说是集体公有制对个体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其目的是论证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尽管拿未然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事物当做已然的和必然的逻辑论证，违背了论证的前提和规律，由此带来的真实性的评价问题、艺术整体滑坡问题、文艺的附属性、工具性地位的问题、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问题等引起了对合作化小说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私有制向公有制的所有制变革，对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私有价值观念和沉淀的原型意识无疑是强有力的冲击，由此导致的一大二公的国家伦理、上情下达的精英伦理、藏污纳垢的民间伦理之间的伦理观念的冲突和整合本来就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从研究的空间而言，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于叙事学、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西方理论思潮和文化观念，对合作化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对合作化小说进行分析阐释的论文，无论是硕博士论文还是单篇论文都还是空白。而十七年农村合作化小说在反映民间伦理观念的发展嬗变以及表现国家伦理、精英伦理、民间伦理三者之间的冲突与磨合的叙事主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在研究中没有进一步挖掘主题背后所蕴涵的伦理价值意义是比较遗憾的事情。三是转型时期的文化思潮也需要通过对合作化小说叙事伦理的研究，提供伦理价值观念的参照。随着转型时期以解构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提前登陆，平面化写作、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多元化写作等层出不穷的文学思潮反映出价值解构、诸神放逐之后，作家和读者在影像时代的媒介的诱惑和引导之下，形成的多元表象掩盖的无元的价值混乱状态。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底蕴在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新主义名词皮相的狂轰滥炸之后，新自由主义培育的个体伦理的自由张扬并没有在预期的理想的土壤之中获得自由生长的机会，失去了国家伦理或集体伦理的参照标准就使个体伦理在所谓无边的自由理念误导之下走向了无根的悬浮状态。但生活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必然要找到生命价值的支撑点，才能扎根社会。因此，合作化小说中高扬的公有制的集体伦理价值观念，就为新世纪个体的自由伦理的极端发展起到了补偏救弊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