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线性情节结构的伦理意蕴

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情节结构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安排的，按照当时的政治伦理的要求和许诺的未来生活的美好天堂，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不仅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更要体现出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化伦理观念之下形成的崭新的精神风貌。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要求作家在小说的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要体现出“脱物质化”的话语蕴涵。也就是说，作者在小说的情节中“可以许诺经济上的改善，但是个人劳动的物质刺激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要用提高思想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来代替”。[1]因此，从小说主题的语义逻辑方面来看，本身就带有逻辑悖论的关系：一方面，合作化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加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无比优越性，因此，物质话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成为一个关键词；另一方面，一穷二白的现实以及优先发展工业带来的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都意味着要靠精神的动力支持勒紧裤腰带的贫困生活，贫穷的现实越需要精神的胜利来满足心灵的需要，就越不能在小说中安排物质性的激励情节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但是，对思想落后的群众非常务实的生活需求以及现实生活的顾虑，又必须用物质性的话语展示农业社的优越性，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打动落后民众入社的心。因此，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上，作家一方面必须安排与主题相关的情节来批判民众的落后思想，比如发家创业的思想、一心走单干道路的思想、自私自利的思想、恋土不愿入社的思想等；另一方面又设置了大量的经济精英算账劝服的情节，让那些精打细算的农民在单干的收入和加入农业社之后的收入之间的鲜明对比中权衡利弊，农业社多打粮食的优越性就会成为顽固保守的他们心回意转的一个重要筹码。可以说，小说的作者通过序列情节的设置，采取恩威并施、正反对比的方式，最终将所有的单干户都融入到集体农业社的生产之中，完成了教化民众的叙事伦理。

当然，合作化小说的叙事结构是由当时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教育民众的主题所决定的。为了达到更好地宣传教育的目的，小说的作者一般是采取线性结构的方式。因为“故事的线性发展和情节的连贯性以及传统小说情节开展的模式顺应了农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2]所以作者根据反映的内容和表现主题的需要，采用的单线式、复线式、三线式结构都带有一定的伦理目的，那就是采取何种结构最能达到宣传政策和教育民众的最佳效果，就选择那种结构。是政治教化的目的而不是审美的效果左右着大多数作家对小说结构的安排，但毕竟文学和政治是在两条轨道上赛跑的战车，二者之间的不兼容性和异质性的因素导致了叙事的紧张局面，也造成了作者言说空间的尴尬与逼仄的不良后果。反映在小说的结构情节的安排上，结构的失衡、双层结构的出现、离题性情节、悖论性情节等情节结构的不和谐现象，也说明了叙事者在政治伦理与审美伦理之间难以有效整合的尴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