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法拉比及其传记被置于伊斯兰哲学或者阿拉伯哲学之中介绍。一般来说，学界仅仅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因为法拉比在伊斯兰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被称为第二导师或者哲学亚圣。根据历史学家麦西纽的说法：“法拉比是第一位穆斯林思想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里康认为，“法拉比是穆斯林中伟大的哲学家”[7]。哈塔米博士则认为，“只有法拉比可以说是第一位，甚至是唯一一位就政治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拉比是以色列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在他之前，一些哲学命题和观点已在穆斯林之间提出来研究讨论，但法拉比是唯一放弃传统哲学提出系统全面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家”[8]。程志敏认为，“法拉比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哲学家。此前的肯迪和拉齐虽然都是靠吸收古希腊的哲学而发展出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他们与古希腊哲学的亲缘关系，都远远不如法拉比。法拉比的历史地位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继往开来’，‘继往’就是‘为王圣继绝学’，‘开来’就是对后世哲人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尤其为走出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9]马迪认为，法拉比在政治哲学史的重要地位，在于他重新恢复了古典传统，并在启示宗教所提供的新语境中把它变得更可理解，他在伊斯兰教哲学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10]

在国内，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甚少，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仅仅在阿拉伯哲学史或者伊斯兰哲学史上予以介绍。相应地，整个伊斯兰哲学或者阿拉伯哲学研究处境也很艰难，处于个别性的介绍和译介阶段，缺乏专门的团队整体性研究。因此，阿拉伯哲学或者伊斯兰哲学仍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一方面，由于语言的转换问题，阻碍了一些研究者，缺少相关的资料和汉译文本，使他们很难就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由于文化知识视野和能力有限，也就无法承担起把阿拉伯中世纪哲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责任，而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之中大量引用了古希腊的哲学家的著作，这更加大了翻译的难度；正因为这诸多原因，造成伊斯兰哲学或者阿拉伯哲学研究一直发展很缓慢。在汉语世界里，我们很难看到法拉比、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等人的主要汉译本著作。[11]

中世纪伊斯兰政治哲学或者阿拉伯政治哲学着力处理政治与神学问题。政治与神学话题的敏感性导致一些学者不再对阿拉伯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投入更多精力，由于对另一种文化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又怕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突，于是，避免研究哲学如何面对政治与神学，如何进一步解决哲学与政治的棘手的紧张关系，致使我们无法理解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的亲缘关系，于是，凭着对基督教中世纪的常识的认知来看待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如果我们要排除人们固有的偏见与常识，这就要求我们用更多的研究成果，即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哲学或者政治哲学思想成果，来证成人类发展之中哲学思想最辉煌的一面，显示阿拉伯哲学家使得古希腊的哲学得到继承，并把哲学昌盛推向顶峰这一事实。

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随着古典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在汉语世界的兴起而引起人们关注，特别是刘小枫的《施特劳斯的“路标”》一文，在阐释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时，指出法拉比对施特劳斯的影响，即施特劳斯的“法拉比转向”对他一生是至关重要的。“法拉比转向”使施特劳斯走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柏拉图式政治哲学使施特劳斯能够更清醒地面对现代性危机，知道如何应对和处理这种现代性危机。程志敏[12]的《法拉比与柏拉图》从法拉比与柏拉图的思想渊源上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为进一步理解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此著作对法拉比政治哲学思想有较深层次的研究，是一部国内研究法拉比政治哲学的重要著作。

在国外，法拉比的思想研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拉比思想被置于阿拉伯世界中世纪哲学家统绪之中研究，主要是法拉比的形而上学思想，偏重于存在论的讨论，如法赫里的《伊斯兰哲学史》、内顿的《超验的安拉》，从新柏拉图主义视角来解读法拉比思想。而且法赫里还在2002年出版了他的新作——《法拉比，伊斯兰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建者：生平、著作与影响》。纳贾尔1954年撰写了《法拉比的政治哲学：对伊斯兰的理性主义阐释》。艾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则是把法拉比置于阿拉伯文化语境中，指出法拉比是第一个以总体的观点看待哲学的伊斯兰哲学家，他为伊斯兰哲学之基础的奠定所做的贡献最大。[13]哈塔米的《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一书，从古希腊到现代伊斯兰世界理论与现实的危机出发，来展现了古希腊与伊斯兰世界在哲学与政治思想方面的亲缘关系，比较了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对待哲学与政治的不同，导致哲学家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处境的不同。哈塔米指出，法拉比是唯一讨论政治哲学问题，并在《道德城居民意见书》中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人，自法拉比之后，“像伊本·西那、谢赫伊什拉格和毛拉·萨德拉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从未涉足政治基础和原理，他们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逻辑、神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而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则对哲学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微，其结果是从事政治的人没有哲学思想，或者懂得一点哲学，那也是用来反对哲学，而在政治领域没有提出任何哲学观点。谈论政治的人只是以‘政治记’和‘法学记’的形式来服务于统治阶级，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14]法学家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主要地位，而哲学家处于次要地位，伊斯兰世界实践是神圣的，谁要是反对国王，就被看作是离经叛道之人，不像在基督教世界反对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人被称为离经叛道的人，因此，在伊斯兰世界，政治是封闭的，哲学、神秘主义教义学和一些其他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这将帮助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翻译运动为什么使得阿拉伯文化出现繁荣景象。

第二，施滕施奈德、迪特雷西、马迪和纳贾尔等人在北非、中东、土耳其及英美等地图书馆发现了法拉比的手稿，并在整理、出版和研究法拉比等人的著作中，建立起了赫赫有名的“东方学”。自19世纪建立“东方学”以来，伊斯兰哲学逐渐为西方学者所重视。施滕施奈德于1869年发表了《法拉比，这位阿拉伯哲学家的生平与著作》，是研究法拉比的开山之作。学界前辈迪特雷西、德波尔、罗森塔尔和瓦尔泽等人对伊斯兰哲学和古希腊文化的关系颇见功力的研究成果《伊斯兰百科全书》，其中涉及法拉比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后来，德国和法国有一些研究法拉比的论文，黎巴嫩“美国技术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哈达德教授，出版过从交往理论来研究法拉比的著作，英国利兹大学勒顿教授在伊斯兰哲学的研究中大量地涉及了法拉比哲学，并出版过小册子《法拉比及其学派》。最能体现法拉比哲学重要性的则是阿龙教授的阿—英对照《法拉比的哲学辞典》，这无疑将法拉比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潮。[15]

第三，法拉比的思想被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统绪之中研究，主要讨论法拉比与柏拉图的关系，实质上，法拉比扮演着一条通向克服现代性危机之路的中介，这被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所阐述。施特劳斯论迈蒙尼德和法拉比的文章（1936），奠定了此后法拉比研究的基础。施特劳斯后来还撰写过“法拉比笔下的柏拉图”（1945）和“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礼法》”（1959）。他在芝加哥大学培养了一些研究法拉比哲学的学生，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当今法拉比研究大师马迪，其扛鼎之作《法拉比与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建立》（2001）。[16]另外，施特劳斯在其他一些著作，比如《迫害与写作艺术》、《自然权利与历史》、《政治哲学史》、《哲学与律法》、《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等都对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论述。关于研究施特劳斯的著作同样也涉猎了有关法拉比的思想在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唐格维的《施特劳斯思想传记》中专门指出，施特劳斯的“法拉比转向”问题，不仅凸显了法拉比如何在伊斯兰世界保存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使得柏拉图—伊斯兰或犹太教古典政治哲学统绪没有中断而继续传承（基督教使得这种政治哲学传统中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而且也展现了法拉比政治哲学对施特劳斯回到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基于法拉比在政治哲学史的地位，即第一个将古典政治哲学引入伊斯兰世界，也可以说，是伊斯兰世界政治哲学的开创者，这样，他就成为研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不可回避而引人关注的人物，这迫使许多西方政治哲学家开始重视与研究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从而使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重见光明。[17]

过去，西方学者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他们总是把伊斯兰哲学置于宗教学背景中研究，这种研究的动机和意图就是不想承认除西方哲学之外还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智慧，如果在西方世界之外还有哲学的话，那他们就得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它，但这与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是相互冲突的，同样，这也会动摇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动摇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这是他们不能接受也不能够答应的事实，于是，西方学者总是喜欢把西方世界之外的哲学置于文化宗教语境之中研究与讨论（文化宗教专业在西方大学是边缘学科），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持他们的哲学话语霸权。但历史发展总是客观地展现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这是不能够被任何人抹杀掉的，客观事实就是铁的见证，它正在不断地揭穿着一层层谎言，真相不断地显露出来。萨义德的《东方学》从伊斯兰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审视和批判，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全世界受苦的人》则从非洲文化对西方文化提出挑战，贝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娜》证成“在希腊形成的几千年期间，埃及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伟大的文明。希腊作家们详细记述了他们从埃及宗教和文化的其他侧面得到的恩惠”。[18]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

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多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也得到同样证成，不同地区的哲学思想重见光芒，它们开始得到人们同等的重视，这也显示了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人们认识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不仅落实在人类经济和政治发展之实践当中，也应该体现在人们的文化和精神思想方面，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哲学思想，而不是搞什么文化殖民。

在文化多元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应该放弃固有偏见和私心，客观地面对历史发展的真相，本着科学求真的态度，面对人类遗留的哲学智慧，寻找一条通向人类美好生活之路，施特劳斯就是这样一位哲人，他排除成见，认真研读伊斯兰哲学家法拉比和犹太教迈蒙尼德的经典著作，回到柏拉图，透过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重新解读现代政治哲学，指出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是由实证主义主张价值中立而导致虚无主义，从古典政治哲学汲取思想资源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从“法拉比转向”对施特劳斯的学术生涯的重要性来看，研究除西方中心主义以外的文化与哲学思想，对克服人类自身理性有限性带来的危机，矫正和修补人类文明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