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再度引起人们对政治的哲学关注与思考。现代政治哲学因丧失盘诘何谓“真正的政治”，导致了现代性危机。古典政治哲学关切何谓“真正的政治”，哲学地对政治事务进行思考，回答什么是美好生活，并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主题，这便构成古典政治哲学重要议题。

古典政治哲学是由柏拉图政治哲学和伊斯兰—犹太政治哲学两大传统构成，主要代表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法拉比与迈蒙尼德。古典政治哲学统绪之列的柏拉图政治哲学，以反思苏格拉底之命运和批判政治神学而使哲学成为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政治转向意味着哲人的意识是：既然哲学必须依据自然的正确性刨根问底什么是我们值得过的生活，哲学的这种自然正当的生活思考本身就是政治的，由于与哲思相关的崇高、高贵、美和适宜的观念必然与社会道德习俗、宗教意见相冲突，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哲人生活既需保护，也要辩护，那就要求哲人通过自己改变生存方式摆正哲学与社会敬拜的神及其律法的关系，[1]这就是说，古典政治哲学使我们认识到，如何很好地处理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关系，这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至此，我们必须洞察到，哲学在研究自然的同时必然成为政治哲学。这将告诉我们，一旦哲学与政治—神学产生冲突时，哲学努力试图以自身的沉思活动优先性，论证和充分地显示出自身生活方式的绝对正确性，并且哲学生活方式的正当性通过政治哲学予以辩护，而政治不甘示弱地通过传统形成的政治权威，与神学结成联盟显示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美好性，正因如此，哲学与政治—神学在各自论辩正当生活之中形成张力与紧张关系。

显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神学作为反思的主要对象，如果我们沿着这种思路继续推进，我们会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哲学转换为政治科学，这就是说，政治对象不再是哲学批判和反思的对象，相反，是政治权力制作的一种技艺活动，这样，政治权力运作的技艺规则构成政治研究的主题，可以说，政治科学研究活动促使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开始式微。在西方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基督教世界对哲学的官方认可使得哲学屈从宗教的监管之下，哲学成为神学的俾女，哲学服务神学，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消退，于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在基督教中世纪中断，基督教试图以哲学与神学的综合中断古典政治哲学，这种综合打断了哲学与律法带有的紧张性的原始综合，也取消了这种原始综合的内在一致性——对律法的倚重，[2]从而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取代了哲学与律法的关系，这样，古典政治哲学在西方中世纪没落。到了马基雅维利，古典政治哲学蜕变为一种政治术，这将彻底抛弃古典政治哲学，于是，这就构成了“技术时代”产生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但是，在西方中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处于没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中断之时，这种体现生活方式的古典政治哲学却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得到了保存。正如德国洪凯博士所言：“伊斯兰教的出现及其扩张挽救了基督教会使其免于死亡，并迫使它重整旗鼓以向那些在宗教、思想、物质方面与其敌对的势力应战。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也许是，西方在整个使自己与伊斯兰教隔绝而不肯与其面对的期间，在文化、经济方面一直都是落后的。西方的昌盛与复兴只是当它开始在政治、科学、贸易方面与阿拉伯人交往之后才开始的；欧洲的思想是随着阿拉伯的科学、文学、艺术的到来才从持续了几世纪的沉睡中醒来，而变得更丰富、完美、健康、充实的。”[3]然而，在伊斯兰世界里，“哲学和哲学家逐渐就意味着是一种悬吊起来的追索和一群悬吊起来的人”，这种事实表明了哲学的地位不安稳，哲学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承认。因此，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冲突与紧张关系，哲学的政治思考及哲学为了辨明自己生活的正当性，政治哲学是必然的，法拉比使用了“双重真理”和两种言说的方式。法拉比写道：“为了保护哲学，显白的教诲是需要的。它是一层铠甲，哲学必须身着这样的铠甲方可出场，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它是一种形式，哲学正是借助这种形式才可在政治群体中显身，它是‘政治的’哲学。”[4]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法拉比会将哲学置于政治框架内呈现出来，为什么法拉比最富包容性的作品是“政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里得到继承与发展。因此，施特劳斯说，法拉比政治哲学使他看到通向被尼采与海德格尔所捣毁的苏格拉底墓园的路标。

在近代，传统政治神学转换成现代政治神学，阿奎那—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拒绝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以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取代哲学与律法的冲突，政治的秩序问题最终会变成一个私人信仰问题。可是，一旦人们的生活形式脱离传统宗教的神法规约，国家必将强化统治权力，随之出现的便是私人领域（即社会）与国家的对抗，生活世界的自由诉求不过是个人的自然欲望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然状态——结果是道德的自由放任和堕落，相应出现现代性的道德与政治危机。为了抵制现代性的危机，尼采与海德格尔回到了前苏格拉底，攻击形而上学，但仍基于某种信仰与形而上学的冲突，没有摆脱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划定的思想领域，因此，海德格尔的哲学成了一种“信念”，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盘根究底”，哲学成了“信仰”，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便是顺从诸神规定的“存在命运”，[5]而哲学与现代政治神学紧张关系就趋于瓦解，哲学成为“诸神信仰”的结果，那么政治哲学也就不复存在。

施特劳斯面临现代性问题，寻找其产生的根源，从现象学主张的“回到事情本身”出发，找到了古典政治哲学断裂的起点，并认识到政治与宗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或“原初事实”，[6]或者说是人类生活的基地，人类生活不可能不是政治—宗教性的，哲学是立足大地的，它思考何为值得过的生活，就不可能逃离或超越政治—宗教这一人类生活的“原初事实”。与此同时，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政治哲学仅仅是提出或考量具体的政治方案、意见，却不探究何为美好生活理念这一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并与古典政治哲学分道扬镳。施特劳斯在直接面对因现代政治哲学造成的虚无主义恶果时，他心中感到困惑，试图以追问方式直接指向问题本身，什么是政治哲学？对此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生活“原初事实”的洞见，促使施特劳斯着手研究中世纪伊斯兰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这一研究打开了他通向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通道。因为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回归方式，将捣毁柏拉图和色诺芬建立的苏格拉底墓园。施特劳斯要想回到墓地，须先找到墓地，恰好法拉比是使施特劳斯找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墓园的路标。

在以往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人们常常忽略了伊斯兰—犹太哲学传统，西方哲人回归的方式往往是回到古希腊。而施特劳斯不同于其他哲人，他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进入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在解读法拉比政治哲学之时，恢复了古典政治哲学谱系之列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政治哲学，从而彰显了伊斯兰哲学，尤其是法拉比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

因此，笔者想通过对法拉比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展现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统绪之列的阿拉伯—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全貌，提出在当今古典政治哲学复兴中，法拉比政治哲学为古典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抵制现代性危机提供何种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