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的中产阶层及“橄榄型”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可以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新的大问题，那就是社会贫富的高度分化。从社会阶层结构来讲，虽然中产阶层已产生并不断成长，但规模还非常小；除了少数可以与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仍然是穷人。当今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尽管有人乐观地估计中国“中产阶层”人数有5亿—6亿，甚至7亿—8亿之多，这种论断要么起点标准太低，要么纯粹瞎猜。比如说，当今中国，如用欧盟划分贫困的标准，尚有一半以上人口属于贫困人口。中国的贫困是用官方公布的绝对贫困数字来衡量的。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011年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在目前全球仍采用国内“自定义”贫困线的86个国家里，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是中国——2009年为4.2%，这大大低于86个国家的平均37.4%的水平，也比发达经济体的欧盟还低。2012年2月，欧盟统计局发表了一份报告，对欧盟27国的贫困现象、收入分配以及就业、住房、健康、教育等状况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2010年，欧盟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的人口数量为1.15亿人，在欧盟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23.4%。其中，生活在贫困之中，即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约占欧盟人口的16%。如果用欧盟的基尼系数标准来衡量贫困率，中国的6.9亿农村居民作为一个群体均属贫困。因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居民人均收入12450元的60%，也就是说，按欧盟基尼系数的贫困人口划分标准，中国51.5%以上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遗憾的是，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布基尼系数了。
（一）“中产阶层”的概念
所谓“橄榄型”社会，就是中产者人数居多，而富有者和贫穷者居少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中产阶层”群体的产生和成长。
中产阶级的概念，也许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的。他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富裕阶级、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三大群体，认为由少数富裕阶级和多数贫困阶级构成的社会是极不稳定的。在这里，中产阶级指不上不下的阶层群体，还没有其他更广泛的意义。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所阐述的。他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日益壮大的白领这一新工种及其社会意义，对中产阶级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但他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一书中，也对作为现代化重要标志的白领群体发出了警告：白领群体扩大乍一看似是繁荣的标志，但归根到底，他们不过是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式生产体制中的齿轮之一。[1]
所谓“中产阶级”，我们也叫“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由于“阶级”一词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政治意味很浓，过去我们也不认为在我国现实社会里有什么“中产阶级”，因而我国学术界就称之为“中产阶层”。目前，官方又指称这个“中产阶层”为“中等收入者”，倒也抓住了主要特征，即中等收入。这里，我们采用“中产阶层”的说法。
其实，现代社会中所说的“中产阶级”，首先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而产生的一种社会阶层结构特点。进入21世纪后，关于“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讨论和研究，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和理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虽然不同理论学派和社会有识之士对“中产阶层”概念有不同的看法和界定，但综合其共同点或相似的内容，它主要是指各方面大都处于社会中等状况的阶层。具体表现在：职业上，“中产阶层”是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职业者，从技术人员、服务人员（主要是现代服务人员）到管理者、中小企业主等；收入上，他们位于中上等；消费上，他们是中高档消费者，是消费时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文化上，他们受过较高的教育，是社会文化的主要参与者、创造者和传播者；政治上，他们是民主力量的源泉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中产阶层”是在整个社会中占有中上等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2]，尤其是他们的收入更显示出他们处于社会中等或中上等的状态。
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对于中产阶层并没有权威、统一的定义，但通常以有中上收入和生活水准为主要标准来认定“中产阶层”。
根据美国商务部2010年1月发布的《美国中产阶级》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自认是中产阶层。报告引用《纽约时报》2005年的一项调查说，只有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层”，7%的认为自己属于“下层”，其余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所以，超过90%的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美国社会学家用价值观、生活期待、志向以及收入水平这4项作为综合判断中产阶层的标准。美国中产阶层一般有六大愿望或主要标志：有房、有车、有退休保障、有医疗保险、能供子女上大学以及能休假。由于收入是最容易量化的指标，很多社会学者以收入作为判定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标准。在美国，通常年收入在3万美元到15万美元之间的家庭都属于中产阶层，中等水平应在8万美元左右。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研究中产阶层的经济学家吉姆·凯西尔把家庭年收入4.9万美元以上的美国家庭列为中产阶层。美国商务部的有关数据显示，以家庭年预算约8.1万美元的四口之家为例，每年各项支出如下：住房开支约1.76万美元，养两部汽车开支约1.24万美元，退休金存款约2500美元，医疗保险约5100美元，子女教育存款约4200美元，家庭度假开支约3000美元，食品衣服等生活开支约2.32万美元，各项税收支出约1.24万美元[3]。
表1 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中产阶层）的特点
（二）“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
“中产阶层”的孕育和形成，是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转化为工商文明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包括阶层群体在内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需求、文化甚至兴趣爱好，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相应的改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民阶层会逐步缩小，工人阶层会不断壮大，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阶层，比如企业家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知识技术人员、从事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人员等等。一开始这个群体规模较小，社会结构的形态仍然是金字塔型的。但到后来，这个阶层不断壮大，金字塔底部的群体构成发生变化，底层规模开始缩小，整个结构形态逐渐出现橄榄型的发展趋势。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工业社会高级阶段和信息化及知识经济社会，以服务业、信息业、知识经济为主导产业，一般的工人阶层规模不断缩小，而以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为主的阶层，逐步成为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结构的形态逐渐从金字塔型演变成橄榄型。
总的看来，中产阶层群体或者说“橄榄型”社会的产生，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首先，社会产业、经济结构导致新的就业结构和新的阶层群体；其次，社会教育、科学技术适应新的产业发展需要，培育出新的人才和劳动力队伍；再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新的产业、新的人才必然会创造出更多利润和更高效率，因而相应地也会得到更多、更高的回报；最后，社会民主政治、社会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等等，也决定了政府必须代表社会多数人利益，尽可能抑制超出合理限度的社会两极分化，促进中等收入者队伍的壮大，维护中产阶层群体的利益，保持社会有序稳定运行。
（三）“中产阶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产阶层群体是现代社会的主体，对于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和创造者。
首先，中产阶层是现代工商业、现代金融等服务业的主力军，也是现代科技、现代化文化教育的主体，因而中产阶层群体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力和创造者。
其次，由于中产阶层收入较高、人数较多，而且观念新，生活方式多样，引导时代生活、文化潮流，因而他们不但是现代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而且也是主要的消费者，进而创造出新的社会需求，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再次，“有恒产者有恒心”。由于中产阶层群体都有相对富裕的物质财产，也具有相对较高的文明素养，因而他们通常是社会有序、稳定运行的基石，是社会理性、良知的中坚。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成为有“恒产者”，也有更多的人具有更加理性的政治和社会行为。因此，中产阶层群体的发展壮大，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民主政治，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总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积极的消费群体，还是文化的投入者、消费者和创造者，更是理性的民主力量，中产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一般是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中等收入群体素有“政治后卫”、“消费前卫”、“经济中坚”之称。
（四）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状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一般占45%左右，但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70%—80%左右。如美国达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的美国人自认为是中产阶层；芬兰80%左右；韩国1992年曾达到75%，2008年则降为63.3%；德国2006年54%。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35%左右。
对于中产阶层群体的就业、收入、开支状况以及他们的需求呼声，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层决策者历来十分关注，往往成为他们竞选上台和执政政策的重点。比如，有鉴于近20年来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更是让美国中产阶层受到沉重打击的状况，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就把保障和提高中产阶层生活质量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扶持政策。2009年1月，奥巴马上任后第10天，即成立了中产阶层家庭工作组，任命副总统拜登为主席，专门研究帮扶中产阶层的政策问题。在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发布的首份国情咨文演讲中，用白宫博客的话说，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如何帮助苦苦挣扎中的中产阶级。奥巴马在会见该小组成员时，把“中产阶级”同“美国梦”连在一起，在讲话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4次提到要“为中产阶级而战斗”。奥巴马宣称“美国梦”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核心理念：只要努力工作，恪尽职责，就可以不断改善生活。美国政客们之所以爱用中产阶级这个名词，因为它代表的价值观非常符合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能为持各种政见的人所接受。中产阶级在美国主要是按生活理想而非仅仅收入多少来划分的。也就是说，有份稳定工作，有车有房，子女上大学，医疗养老有保障，全家能经常外出旅游等，就可以自称为中产阶级。在美国，大约有92%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4]
2010年2月，拜登领导的中产阶层家庭工作组向奥巴马提交了年度工作报告，总结了一年来美国政府做的4项帮助中产阶层的工作：一是帮助中产阶层平衡工作和育儿义务。在奥巴马政府提交给国会的2010财年预算案中，有多项帮助中产阶层家庭养育子女的政策，如提高减税额度，家庭年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都可享受此项优惠；拨款16亿美元增加儿童看护和发展基金，预计可帮助23.5万名儿童。此外，向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提供帮助。二是减轻上大学的费用负担。新的预算案提出了改革学生贷款方式、扩大税收优惠、简化学生救助手续等多项计划。三是加强退休保险。如建立自动个人退休账户、扩大储蓄者信用额度、加大对美国养老金账户的监管以提高透明度和可靠性等。四是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奥巴马政府认为，找到薪水丰厚的工作、拥有一定水平的储蓄和享受稳定的福利是塑造坚实中产阶层、保持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关键。因此，创造就业成为奥巴马政府经济工作的要务，政府通过加大对住房市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为中小企业减税等来创造就业机会。[5]
在美国政要看来，中产阶层强等于美国强；中产阶层实力强等于美国经济实力强。所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千方百计要发展壮大中产阶层群体。我们从中可见中产阶层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全球中产阶层的前景
据世界有关权威机构预测，未来一二十年内，全球将迎来中产阶层群体第二轮的大规模扩张浪潮。因为，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必然带来中产阶层群体的迅速扩大。现将有关材料摘编如下：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1年5月17日报道了记者克里斯塔·凯斯·布赖恩的文章，题目是：《激增的金砖国家中产阶级正在超越全球贫困》。文章认为，全世界的中产阶级正在迅猛扩张。人们广泛预料，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将至少比现在扩大一倍，达到50亿人——如此凌厉的增幅是工业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不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这一次的扩张更具全球性，来得更加迅猛，而且很可能在全球权势、经济和环境等方面产生截然不同甚至巨大得多的影响。高盛公司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引用有关经济学家的观点时指出，这一扩张甚至令19世纪全球中产阶级的爆炸式增长都相形见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言，到2022年，世界人口将在历史上第一次由穷人占多数转变为中产阶级占多数。按照某些预测，亚洲人占全球中产阶级的比例可能达2/3之多，从而使经济权力的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某些分析显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在5年后就会超越美国。对于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计说法不一，最保守的估计数是1.57亿人，这个数字仅次于美国，最高的估计是8亿人以上。有如此庞大的中产阶级推动消费，近年中国的零售额以每年平均15%的速度增长，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和汽车市场。印度全国实用经济研究委员会预测，今后5年内印度中产阶级人口将增加67%，达到2.67亿，接近总人口的1/4。是什么在推动中产阶层扩张？像巴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印度降低税率之类的国家政策，增加了国民收入。外国投资让更多的人获得领取薪水的工作岗位，而这些人反过来又推动新的消费需求。同时，有更多的人得到了更好的教育[6]。
（六）我国的中产阶层群体状况
中国目前中产阶层的人数，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如前所述，有人保守估计是1.75亿人，乐观的估计则高达8亿人。两者相差实在过于悬殊。
根据社会学家李培林确定的“中等收入者”划分标准，以中国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线作为参照基准，把高于这个平均收入线2.5倍及以上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及以下的收入群体定义为“低收入者”；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线之间者定义为“中低收入者”；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据此，李培林把中国家庭年人均收入在14001—35000元之间的家庭算作中等收入家庭，其比例为13.0%，全国中等收入者也就不到2亿人。
然而，按照这个标准，或者再增加一倍的收入，达到人均收入28000—70000元，就今天中国的消费、开支来讲，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收入者的群体。比如，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已在北京打拼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元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手头很少宽松[7]。像这样收入的家庭，光看数字可能可以算得上是中等收入者群体了，但实际生活状况可能还很难说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层”。尤其那些处于“中产阶层”底层的人，在高房价、高物价、高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高消费、高就业压力以及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面前，会显得非常无奈和脆弱，随时有可能从“中产阶层”掉到下层乃至底层。这样一来，中国当前的中产阶层人数就更少了。显然，是否中产阶层或者说中等收入者，不能仅仅从既成的、现行的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来确定中等收入的标准数，而应从就业、收入、开支、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等综合考虑。因为，社会分配、居民收入和开支等，本身就是一个合理性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对中等收入者或者“中产阶层”，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能获得广泛认可的标准。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2003年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目标，并从一个理想生活状态来倒推出一个小榄标准：固定资产加流动资产达50万—500万元，家庭年收入5万—50万元。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提出家庭（以3人计）年收入6万—50万元为中等收入标准。2010年8月，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发布的《关于浙江中等收入群体的调查与思考》的报告中，把个人年收入为2.2万—5.7万元，家庭（以3人计）年收入为6.6万—17.1万元作为浙江省“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中国社科院2011年8月3日发布的2011版《城市蓝皮书》中，对中等收入阶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确定为1.63万元至3.73万元之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课题，则把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5.4万元以及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8]现阶段，多数公众普遍认为，中等收入者年收入应为5万元到10万元，这与有些专家给出的1万元到3.2万元的区间有较大的差异。据人民网2010年4月的网络调查：年收入多少才是中等收入者？1万元以下得1522票，占20.4%；5万—10万元得3515票，占47.2%；10万—50万元得2194票，占29.4%；50万元以上的得222票，占3%。你是中等收入者吗？答是（1148票），占18.3%；答不是（5138票），占81.7%。[9]
由此看来，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一般起点是5万—6万元，中点是16万—17万元，高点是50万元。当然，关键是5万—6万元收入的家庭能不能归入“中等收入阶层”？这里就难以统一了。我认为，要比较科学、合理来界定“中产阶层”标准的话，可以参照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基本生活状态和我国小康生活以上应有的基本生活状态来确定，并分区域分时段给出动态的指数。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有关统计，我国中产阶层大约已占总人口的近1/4，而且正以每年1%的增速不断扩大规模[10]。如按此推算，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群体总数要达到3.5亿人左右了。这个数字是否高估了，仍有待考证。众所周知，中产阶层人士一般居住在城市，北京、上海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那在这两个城市中产阶层占比如何呢？“有关中产阶层的概念界定多种多样，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中产阶层的具体标准也有所不同。不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产阶层成员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从事白领职业的人。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之中。在北京，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5%、约占就业人口的30%；在上海，符合相应条件的人占总人口的13.2%、约占就业人口的25%。这就是说，在北京，大约有229万的人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在上海，大约有221万的人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的人的比例为9.4%，在城市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为19%。在全国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阶层的人的相应比例则仅为6.7%，即约8898万的人可能成为中产阶层。其中，大约3%是私营企业主，31%是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技术人员，19%是个体工商户，47%是普通的白领职员和低层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调查，2007年和2010年北京、上海两市中产者的收入数为：“2007年北京和上海的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8.9%，10万—20万元占30%，21万—30万元占43.3%，30万元以上占17.8%。而2010年高收入组的比例有明显增加，低收入组的比例则有所下降，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4.7%，10万—20万元的占31.9%，21万—30万元的占29.7%，31万—40万元的占26.7%，40万元以上的占7%。2010年与2007年相比，中产阶层的家庭年收入高于30万元的比例上升了16个百分点。”[11]按照北京、上海两地的调查统计推算，我国目前的中产阶层群体则不到1.5亿。
但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城市蓝皮书》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已达2.3亿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近四成。据预测，这一数字在2020年将达到47%左右，届时，我国将首次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取代目前的“金字塔”结构。蓝皮书还指出，2000年至2009年的十年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年均增长3.8%。其中，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12]
不管怎么说，我国的中产阶层群体在形成，而且已有相当规模，并有可能进入更快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2004年）认为，未来8—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提高，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农业劳动者将进一步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在人均GDP超过12500元后，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的比重，就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农业劳动者则大幅度减少。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在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到2020年，在经济的强大驱动下，中国的中产阶层的队伍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这意味着，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但不得不提，在发达国家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产阶层占了总人口的80%。即便如此，中国的这一数字仍显得差之千里。
不过，根据《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报告》调查的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在中产阶层内部，有近70%处于中下层，面对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往往成为“房奴”、“车奴”。[13]
目前，浙江人均GDP已达4万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4611元和10007元，正处于阶层结构跳跃式发展过程中。我们以2008年浙江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线为参照基准，该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浙江“中等收入者”。据统计，200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727元，那么浙江中等收入者应该是年收入区间为2.2万—5.7万元，中等收入家庭（以3人计）应是年收入区间为6.6万—17.1万元。根据2008年浙江省4450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和47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测算，2008年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共计1569.6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0.66%。其中，城镇人口为1100.62万人，占城镇人口的37.32%，占全省人口的21.5%，农村居民为468.9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1.6%，全省人口的9.16%。乐观估计到2015年左右，我省中等收入群体能达40%—50%之间，社会结构初具“橄榄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独特格局，而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点，也是支撑广大浙商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的重要法宝。从一定意义上讲，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小企业的创业史、成长史和发展史。没有中小企业的创业、成长和发展，就没有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没有浙江今天所具有的处于全国前列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就没有浙江实现富民强省和迈向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可以说，浙江“小老板”多，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高，为构建一个橄榄型结构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据省工商局统计，目前我省的市场主体总量为318万户，其中在册企业85.5万户，包括民营企业70.4万户，个体工商户228.6万户。如果从最新确定的企业划型标准来看，目前我省有大企业217家，规模以上中型企业4774家，规模以上小型企业27119家，规模以下企业17万家。
由此看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中产阶层”群体正在形成和扩大。但目前到底有多少人数，占总人口的多少比例，尚无定论，也难认定。然而，国内外的普遍共识是：中国形成“中产阶层”太慢了，至今还没有产生有足够数量的相对成熟的稳定的“中产阶层”，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很不相称。
（七）“中产阶层”缺失带来的问题
2010年12月30日，西班牙《国家报》刊发记者胡利奥·里奥斯题为《中国橄榄》的文章，认为社会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加快经济发展为中心，一直将提高经济效益置于社会公平之上，忽视社会结构调整，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现在，不平等现象仍在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收入占GDP增长比重较低、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等问题日趋明显。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达到了0.5。随着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日益匮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遭到阻碍。橄榄型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群体结构，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起决定作用，而在这样的社会里，中产阶层应当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然而，据乐观估计，中国年收入8500—13000万欧元（1欧元约合8.81元人民币）的中产阶层，目前尚不超过25%。的确，我国中产阶层群体发育不良，人数不多，使中国难以较快、有序地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说明当今中国尚未真正进入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持续发展，并由此产生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新问题、新挑战。
第一，中产阶层群体的缺失，意味着长期以来的改革和发展成果未能让多数人分享受益。事实也是如此，我国城乡之间、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业者与雇工之间，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在扩大，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穷困者、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实际收入提高不快，中产阶层群体也就难以较快形成。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而多数人难富未富，已日益成为当今中国十分棘手的严重社会问题。
第二，中产阶层群体缺失，意味着多数人的收入增长与社会经济增长、多数人的财富增加不相适应，因而他们会产生不公平认知，对改革和发展缺乏认同，因而会影响他们投身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中产阶层群体缺失，意味着社会上多数人收入不够充裕，消费能力不高，因而使内需不足，消费型社会难以顺利形成，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缺乏基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难度增加。
第四，中产阶层群体缺失，意味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不可能牢固。按照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就会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一个螺旋式向上的连续性排列，即让每一名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从而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同时，中产阶层群体因其本身收入充裕、社会地位中上、文化素养较高、价值取向积极理性，从而往往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通常，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其稳定性要远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层群体过小，社会稳定就没有充足的基础。一个社会高度两极分化，还会使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形态出现分化，导致社会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社会信仰等问题越来越严重。
第五，中产阶层群体缺失，意味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都缺乏足够的中坚力量，因而穷者不满，信心不足，仇官仇富；而富有者、权势者则心中不安，寻找后路，分散风险。比如，这几年大陆上出现的贪官外逃、富者外迁的“盛世移民潮”现象，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与当下中国社会结构欠稳，是不关联的。
（八）为什么中产阶层群体会缺失
总的来看，中国当下中产阶层群体发育不良、成长不快，与社会财富增长不相适应；与发达国家形成中产阶层群体相比，过程太长。比如，就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来讲，这些东亚经济体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或者说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们大体上都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不仅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而且也培育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也许，中国的经济发展崛起的历史跨度有些类似于东亚经济体，但就目前的社会结构来看，倒“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4]
那么，中产阶层群体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决策者、政策制定者们，对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演变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认识不足，理解不深，缺乏历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延缓了培育中产阶层群体的历史进程。
其次，中国以往几十年没有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快，社会发展慢。GDP优先论、万能论深入人心。对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政策，在官方会议、文件中几乎毫无地位，极少有人关心。
第三，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政策，理解不深，认识不全，执行偏颇，尤其没有随着发展过程适时调整完善。
第四，最根本的是，现行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分配格局、分配政策不合理，国民的收入、劳动力价值偏低。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再分配，也无论是国家税收还是政府财政开支，都有许多亟待调整完善的地方。
第五，更有利于中下层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
第六，社会管理体制方面不利于就业流动，比如，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几亿农民进城就业创业，在城镇安居乐业，并逐步跃升为“中产阶层”。而在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里，是不可能成长出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的，也就无法形成“橄榄型”社会。曾经有一个对“中等收入者”在哪里的网络认知调查，选择大中城市（2432票），占43.8%；选择中小城市（2909票）占52.4%；选择农村（207票）占3.7%。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偏大以及中等收入群体通常应在城镇就业生活的特点。
第七，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和行政机构。社会财富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庞大的行政开支，包括财政供养庞大的行政人员。现在，机关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的财政供养人员是“中产阶层”的主力。目前整个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收入秩序比较混乱，各种补贴名目繁多，仅考核奖励就有1000多项，有的补贴金额超过基本工资数十倍。现在，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除了基本工资统一之外，占收入绝大部分的津贴、补贴、奖励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规范。还有，现行的国有垄断体制也是中产化进程的一只“拦路虎”。比如，“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上总是名列前茅，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国有企业的强势崛起，不完全靠自己的经营之功，而主要依靠体制之优，垄断之利，国企盈利大多来自民营企业、社会大众的输血。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可以轻松获得国民财富，民营经济根本无力竞争。我国银行信贷利差是全世界最高的。国有银行可以坐得高额利润。西方国家也有国企，但要求其不能有太多盈利，因为有过多盈利，就意味着增加社会负担，与社会公众争利。而在中国，国企是最大的盈利实体，而且利益最大化。
社会财富还到哪里去了呢？除了国家税收高、财政分配开支不尽合理外，那就是被社会其他阶层、其他成员不尽合理地“拿走了”。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先生专门有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他认为，是“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特权阶层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15]也许作者的见解有些偏颇，但却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1] 参见《发达国家遭遇“中产阶级危机”》，《参考消息》2012年2月9日。
[2] 参见王春光《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北京日报》2011年12月19日。
[3] 参见新华社《内部参考》2010年第33期第50页等有关材料。
[4] 参见管克江文章《奥巴马缘何“为中产阶级而战”》，《人民日报》2010年2月4日第21版。
[5] 参见新华社《内部参考》2010年第33期有关材料。
[6] 参见《经合组织预言：2022年全球“中产”者首次占多数》，《参考消息》2011年5月19日第4版。
[7] 参见《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人民日报》2010年6月7日第18版。
[8] 参见《谁是中等收入者》，新华社《内部参考》2012年第9期总第8288期，第26—29页。
[9] 参见《中等收入者网络认知状况调查》，《人民日报》2010年4月15日第16版。
[10] 转引自《人民论坛》2011年总第318期，第14页。
[11] 参见李春玲《中产阶层的现状、隐忧及社会责任》，《人民论坛》2011年总第318期，第14、15页。
[12] 参见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城市蓝皮书》相关内容。
[13] 参见2010年7月19日《新闻晨报》有关文章。
[14] 参见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参考消息》2011年5月4日第14版。
[15] 参见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参考消息》2011年5月4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