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若干趋势和政策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形势都颇为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性上升，主要经济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趋激烈，各国的发展难度都普遍增大。

我们认为，2012年以及最近一个时期，以下几个方面国内外经济发展走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下行风险增大

当前，世界经济难题很多，主要有：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甚或有蔓延扩大之势，而且金融、债务危机进一步转化为财政危机，政府财政普遍紧缩，收入开支压力继续加大，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财政赤字上升，政府债务暴涨，推动经济增长力不从心，难有较大作为；二是国际金融风险加大，特别是欧元状况脆弱，使得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雪上加霜；三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乏力，虽然在2011年第三季度出现温和反弹，但总体趋势仍将持续走软，2012年甚至有可能“温和收缩”，加之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国家居民普遍消费力下降，企业投资也更趋谨慎；四是新兴经济体虽仍有较快增长可能，但也面临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五是世界经济景气普遍下降，国际经济低迷状态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好转，消费者和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保守的判断是，即使欧美经济不出现衰退，复苏也将是艰难而缓慢的。因此，全球各方对2012年世界经济普遍持比较悲观态度，国际有影响的经济预测机构相继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人们的普遍共识是，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危险。联合国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1年的2.8%下滑至2.6%，而其半年前的预测为3.6%。即便如此，联合国的相关人士仍然提醒说，“这份报告也许依然过于乐观”。因为，这一预测的假设前提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得到遏制，发达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不会继续加码。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前提条件难见其乐观走势。

（二）国际市场低迷，世界贸易回落

由于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比2010年回落了1.1个百分点，而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又处于下行状态，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其财政、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都受到国际国内困难状况的更多限制，因而政府的作为空间余地并不大。从总体走势看，2012年国际市场需求仍明显处于低迷状态。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全球市场需求低迷可能成为常态，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5—10年较长时期的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年国际贸易增长将会放缓，2011年全球贸易量约增长7.5%，比2010年放缓了5.3个百分点，而2012年将可能继续回落至5.8%。

（三）全球产业仍处于错位或缺位状态

世界金融危机后使金融泡沫破裂，很多国家转而更多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从而使全球产能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尽管主要经济体国家都力促新兴产业发展，不少国家也有大量的技术储备，新兴产业竞争激烈，但要短期内使新兴产业形成主导、替代的产业，从而成为重要的新的增长点，尚需相当时日。因此，目前全球各国的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处于错位状态，产能会更加过剩，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融合互动也需经历一个调整的较长过程；而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则处于缺位状态，尚未孕育出能填补市场低迷的新的成长性产业。

（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更为突现

随着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难度加大，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摩擦无疑会增多，各类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技术、劳力、环境、安全等新的保护主义会愈演愈烈。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增大，增速较快，经济活动向全球快速拓展，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矛盾会上升，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竞争面会扩大，不少国家对我戒心会增多，要价会提高，因而外部压力也会加大。因此，全球贸易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可能导致出口增速下滑，贸易摩擦会增多，并将更多地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走向国际资本市场。我国将更大力度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拓展外汇投资领域，鼓励企业加大境外投资，积极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但风险不可低估。

（五）扩大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基点，但实际运行仍可能投资需求成“热手”

高层领导很期望尽可能不要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政策刺激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争取2012年成为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的发力点，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尤其是扩大消费内需来拉动增长的关键点。如能如此，说明中国经济真正步入了较为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开始起基础的主导作用，政府行政的政策起辅助的调控作用，经济运行以“自主增长”方式发展。这是人们企盼的理想，但也是需要长期努力的。

中国经济总体上讲，应长期保持“稳中求进”，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不稳”，不会有“进”；“不进”，更谈不上“稳”。因此，投资、出口、消费三大市场需求拉动力，中国哪一个都不会放松的。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国内外不同经济形势下，其侧重点会有所调整。

2012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在稳外需，即稳定和扩大来之不易的国际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将以扩内需为重心，尤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也就是说，在增加生产、扩大有效供给的同时，理论上或宏观调控导向上会以扩大消费需求为主调。扩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必将促进生成内生驱动型的自主增长模式。比如，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拓宽和开发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降低物流成本，让群众放心消费、安全消费，等等，对拉动消费的作用不可低估，同时，也将带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更多地依靠市场需求的力量而不是政策的刺激。

但是，由政策刺激为主转为自主增长，由重出口、重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需求拉动为主，是十分艰难的长期过程。尽管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由主要依靠政策刺激向恢复市场力量和经济内生性增长转变，但2012年能否成为这一转变的关键点，则尚待观察，恐难乐观其成。从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出口受外需市场低迷、汇率升值、成本上升过快等影响，预计处于下行状态；消费在汽车、家电两大消费热点减退的情况下，又缺乏新的增长点支撑；因而，投资很可能仍然成为2012年抵消出口、消费两大需求缺口的最现实选择、最重要抓手。如果考虑2012年国内外政治环境，尤其中国目前强势的行政体制及其省市区以下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刚刚完成的背景，情形就会更加如此。要知道，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见效最快，其次是扩大投资，而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则是见效最慢、所需时间最长的。尽管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扩大内需尤其扩大消费需求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六）“稳中求进”总基调可长期适用：“稳”的工作繁重，“进”的任务更艰巨

2012年国际经济趋向下行风险，国内经济发展难度增大，因此，应力求“稳中求进”、“难中有为”。“稳中求进”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由2011年的“稳物价”取向，转到2012年的“稳增长”，或者说2012年的宏观政策取向主要是“稳增长、控物价”。稳：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和社会大局稳定；进：转变方式、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上有进展。看来，明年宏观调控政策是不紧不松，或者说有紧有松。

所谓不紧，即2012年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可能要比2011年松一些，为经济提供发展动力和条件，因而会增加银行贷款额、积极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甚至有可能会灵活地加减保增长的政策力度，并采取针对性手法，主力救助中小企业、微企业，以避免倒闭潮而冲击经济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前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投放了巨量货币，加之面临国际输入性资本，总体上流动性已经过大，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小，更宽松的调控空间余地并不大。

所谓不松，2012年比2011年会松，但比2009年要紧。2009年，为抵御全球金融海啸，2008年年底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暴增至9万6千亿元，从而造成流动性过松过大，银行的呆坏账风险增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以及高通胀和高楼价等后遗症。因此，目前只能“稳中求进”，保持不紧也不松的稳健货币政策，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有可能会采取更松一点的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地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2年如果欧美经济下跌对我出口及消费造成冲击过大，不排除会灵活地加减保增长的政策力度。

总的看，“稳中求进”既基本符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走势，又体现了谨慎稳重、积极有为的方略。但是，2012年“稳”和“进”的任务都十分艰巨，增长的空间余地并不大。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稳健发展虚拟经济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实体经济，大国更是如此。否则，经济发展就会“根基”动摇，虚拟经济便会“空中楼阁”。然而，现代经济既离不开实体经济，也不能没有以金融资本为主的虚拟经济。现代经济是现代实体经济与现代虚拟经济的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现代经济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科学技术和建立在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文明为基本驱动力的。因此，发展实体经济与发展金融资本等虚拟经济两者不可偏废，应统筹兼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在舆论导向和宏观政策把握上可以有阶段性重点、灵活调控。2012年，高层决策强调要加大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而对房地产和金融资本市场发展，或继续保持调控力度，或强调稳健发展，以防范资本、房产市场风险。这是很有指导性的政策。但就当前国内经济运行状况而言，既有金融资本、财税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力问题，也有实体经济结构不合理、有些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既有金融资本、房产市场调控监管问题，更有虚拟经济发育滞后、发展不足的问题。就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地位和作用而言，既有实体经济的产业层次低、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更有现代金融资本市场起步晚、竞争力弱的问题。从总体趋势上讲，我国的实体经济、房产业应加大调整、提升力度，而金融资本市场在规范监管的同时，应加快发育、发展。问题的要害，万万不可提倡全民都去炒这个、炒那个，全社会都去投机“玩资本”。不然，经济、社会非“出轨”不可。

（八）煎熬的房地产市场

2011、2012年都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关键性年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房产开发商开发周期以及市民消费者房产买卖，2012年都可以说是十分关键的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已经明确2012年房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力度不减，而且还将研究制定新的房产调控的财税政策。照目前政策导向，201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基本上可预期将处于僵持、下行状态。随着资金、人才、政策、舆论等将更多地有利于发展实体经济，并加大对投机性或资本投资性经济活动的抑制力度，倡导勤劳创业、实业致富，估计房地产市场会更加朝着符合政府调控方向和购房消费者愿望的方向演进，而对多数房地产开发商来讲，困难会更多，处境会更难熬。显然，抑制楼价的措施仍将持续，因为民众对高楼价仍然不满，政府如不能让楼价跌一二成或更多，则既不能消减民怨，也不能消减楼市泡沫。但是，楼价要跌，恐怕也不能大跌。如果楼市重挫三四成或以上的话，那也将会严重冲击经济，影响社会稳定，这同样是应尽力避免的。我们要保明年经济稳定增长，也许更要保社会、政治稳定。有关研究机构预测，明年房地产无论楼价还是投资，都不可避免地要下跌。至于下跌多少，则尚待观察，有的甚至预测要下降20—30个百分点。

（九）财税改革将出台一些重要举措

2012年将推进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五税”改革。

其一是在部分生产型服务业领域开展增值税试点，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可以减少重复纳税，有利于促进服务业专业化细分，优化服务，吸引更多百姓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其二是房产税改革试点，并将研究制定住房保有、交易环节税收改革方案。其三是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为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将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并根据实际情况对税率做出或升或降的调整。其四是改革资源税制度。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而促进节能减排。其五是推进环保税改革。生态环境和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呼唤着环境保护税及早出台。一些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可能会被纳入环保税的征收范围。这五项税制改革体现了政府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的思路，以及与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调整更紧密结合的特点。在“五项”税改的同时，成品油等价格改革也将适时推出。2012年将会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试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制度，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

2012年将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产品，会加大培育面向小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力度。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将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至于年内能否正式出台，有待观察，也不排除出台某些方面的局部的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

（十）海外并购、境外投资将会加快步伐

目前，我国正开始步入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推动资本双向流动和参与国际分工，支持能源资源、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海外并购，鼓励企业到境外建设生产基地、营销网络、研发机构，加强同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等，应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有外媒甚至预期：2012年将成为中国企业的资源并购年。拓展海外市场对中国的能源企业充满着诱惑，而一些捉襟见肘的外企也许会令这种渴望变为现实。资金储备雄厚的中国国企和急于出让股权的外资，甚至有些相见恨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企业的资源并购数量将会明显增多。中国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海外资源，政府也期望实现能源自足而予以信贷等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十一）中国经济发展中近期最大风险是债务

中国经济的难题，总体上讲主要是自身问题。据一些研究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前国内外不少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十分关注。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尤其要警惕“三个10万亿”可能引发的风险：

首先可能会爆发出来的问题，是高利贷市场和银行表外资产泡沫破裂的危机。像两年来很多金融机构追逐高风险资产一样，国内许多投资者也同样在追逐高风险资产（高风险投资品）。2010年以前是追逐房地产，2011年以来则是追逐高利贷。高利贷市场和体外循环的资金量到底有多大规模？银监会曾经预计大约在3万亿— 4万亿元之间，但真实的数据有可能翻倍，加上银行高息理财产品3万亿— 4万亿元（银信合作等表外资产），约10万亿元的估计也许还是保守的。前段时间，一些放或（用）高利贷的老板纷纷选择“失踪”甚至跳楼，这是扭曲的高利贷市场击鼓传花“游戏”鼓声将停的信号。一旦波及整个面上，引发的经济社会风险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可能爆发的是房地产贷款坏账的集中发酵。目前看来，我国房地产价位未来下跌可能性极大，或者可以说已成定局之势，有的机构甚至预测跌幅可能超过30%。如果真这样，不少房地产企业，尤其是靠借入高利贷维持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将无法承受如此重压，而一旦资金链条断裂，连锁反应将不仅仅限于房地产和金融机构。目前银行业直接对房地产相关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大约9.5万亿元，按银行业内人士的分析，其中大约30%可能成为坏账。有人认为哪怕房价下跌50%，银行业也能承受得起。但剧烈的下跌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将发生在银行流动性开始偏紧的背景下，同时还将严重冲击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各行各业，社会风险更不可忽视。

第三个十万亿可能引发的风险，就是地方融资平台。据审计，到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2万亿元。尽管其中有51.15%、共计5.48万亿元，是2008年及以前年度举借和用于续建2008年以前开工项目的，但地方政府目前的情形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打算按期还钱，而且也很少有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还钱。现在市场业界人士高度关注的“三个10万亿”，即10万亿元银行体外循环资金、10万亿元房地产信贷、10万亿元地方平台贷款中，后两个10万亿都与土地和地方政府有密切关系。随着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持续和土地财政模式的瓦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将会普遍困难，更何况一些地方政府财政目前甚至已处于严重困难境地。如果地方政府违约现象大量出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将会再次凸显。显然，这对国内的银行体系会造成很大威胁，还会严重动摇市场信心。

因此，尽管2012年或今后一个时期外部经济形势严峻，但其实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大于外部问题，尤其是地方财政危机很可能引爆系统性金融风险。实体经济出问题也许是一种慢性病，财政金融出问题的话，那是一种急性病，而且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比较现实的严重风险。

［本文刊发于《政策瞭望》2012年第2期；《浙江领导参考》（新华社浙江分社内参）2012年第9期、10期分上下篇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