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士的来源

武士的来源是多元的，主要是在实践中以各种手段占有土地的社会集团。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武士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职于中央政府的朝廷武官；二是地方各国组织的军团的 “兵”，中世武士就是以中央和地方的武官、兵为母体成长起来的。[1]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主要是名主、地方贵族、军事贵族。[2]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与武士的起源更为吻合，反映了武士的产生与庄园制的有机联系。

（一）名主

武士最早和最重要的母体是名主阶层，原因主要有二：　（1）从经济基础上看，武士适应土地纷争武力化的需要而产生，以庄园的出现为经济前提，庄园主是最先蓄养武士和走向武士化道路的社会阶层；（2）从武士团的构造上看，最先形成的武士团或者初期的武士团，就是以庄园主为首领的 “庄官级武士团”。

8世纪前半期的 《三世一身法》和 《垦田永世私财法》颁布后，随之出现大规模的垦田运动，初期的庄园也在垦田运动中于各地开始产生。在垦田运动中形成的庄园，相互之间往往是犬牙交错，农民的垦田、口分田也与王公贵族、寺院神社的庄园土地连在一起，庄园主之间为扩展庄园不断发生土地纠纷，实力强大的庄园主自恃势大力强，常常派本庄园的庄民到他人的领地上强行开垦和耕作，建立新庄园。被侵占领地的庄园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则拼死抵抗，庄园主之间的土地纷争由此迅速加剧。由于这些庄园主的利益得不到国家的保护，也由于国家失去了解决矛盾纷争的权威和力量，庄园主之间的土地纷争便常常诉诸武力。而且，庄园产生后，庄园主蚕食 “公领”土地和国司限制、取缔庄园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于是，在土地纠纷和争斗中，庄园主便将宗族子弟和非宗族子弟中的能力出众者挑选出来，进行必要的武术训练，将其培植成为兵士，此即武士的最早起源。

名主阶层中，既有占有1—3町[3]名田的小名主——富裕农民和自耕农，也有占地十几町或几十町名田的大名主——领主名主。他们是国家征缴租税和征调劳役的基本群体，大多力单势孤，又处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争夺的前沿，对武力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武士首先以他们作为母体，最先形成名主阶层的地方，便是最早产生武士、形成武士团的地方。如名主阶层成立得较早的畿内及其近国，很早便成立了具有坚固阶层关系的武士集团。[4]名主将自己武装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将其统治下的庄民——自耕名主和下人等武装起来，以对抗国衙官吏，维护和扩张庄园土地。

日本学者安田元久、奥田真启等将武士团分为以 “庄官级武士”为首领的 “庄官级武士团”、以 “豪族级武士”为首领的 “豪族级武士团”和以 “栋梁级武士”为首领的 “栋梁级武士团”。武士团的雏形—— “庄官级武士团”，就是由这些以庄官为主体的名主首先组建起来的。

对此，也有的学者认为武士最先产生于东国地方，而不是名主阶层成立得较早的畿内及其近国地区。原因是当时的东国是防御虾夷人的兵站基地，在那里形成了军事贵族，他们是武士的前身。

（二）土著贵族

土著贵族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在中央失去发展希望被派往地方担任国司，任职期间与地方豪族联姻，任满后留在地方发展势力的中下层贵族，其中有部分人还是皇族。“9世纪，在中央不得志的王族和贵族，充任地方国司，任满后不回京都，而是继续留在地方，日渐土著化，不少人发展为豪族。他们除具有国司的合法权威外，还有高贵的出身家世，成为地方上众望所归的人物。他们在任职期间因经营公私田地而成为一大领主。为了保护和扩大所有地又不断增强武力。于是，以这些有力的豪族为中心的武士团体成长起来。有力的武士统率着家子、郎等，家子是豪族的子弟和亲属，郎等是来自豪族支配下的田堵·名主构成的从兵。”[5]特别是在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时代，派往地方的国司中，“日益增多的人于充任国司以后就在住所留居下来，他们利用权威来组织地方武士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清和源氏的经基之子满仲，在镇压纯友之乱后充任摄津守，任满后定居多田盆地，号称摄津源氏。其子赖亲任大和守，成为大和源氏。三子赖信任河内守，定居于葛城山下的石川庄，称为河内源氏。”[6]这些国司在任职期间，依仗权势兼营公私田地；任期满后，又利用其优越的地位、名望留在当地发展势力，扩大私有地。

另一部分土著化贵族是朝廷推行知行国时，“遥任国主”在知行国的代理人 “目代”，这些代理人中有居住在当地的原任国司、国衙官吏和地方豪强，他们实际上是知行国土地上的庄官和统治者。随着这些土著化贵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走上在乡领主的道路，他们自身也走向了武士化的道路。由于他们的领地和政治权威远比民间庄官领主大，而对于中央权威的“奴隶根性”，又使 “地方土豪和中小武士只要听说是从中央来的贵族，就不问情由，一概尊敬，或与他们缔结亲戚关系来博取名誉，或伪造族谱，以出自权门世家相夸耀”[7]。于是，他们迅速成为当地的大领主和武士首领。

（三）军事贵族

中下级军事贵族中不少人也出身于皇族或中央贵族，因在中央升迁无望，卸任后不回京都，通过与地方豪族通婚，扩大势力范围。他们大多自平安时代以来就在征服虾夷人的基地任职，作为与虾夷人作战的军事指挥官，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锻炼和养成了极强的作战能力和残暴性。武家栋梁的平氏和源氏，都是军事贵族武士化的代表。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任满后留在原地发展势力，他的三个儿子 （国香、良将、良孙）和一个孙子 （国香之子）都曾任镇守府将军。清河源氏的始祖源经基自己及子孙四代也曾任镇守府将军。武士化的关东军事贵族，既有军事头衔和在征讨虾夷的战争中培育起来的强大军事实力，又有受人敬重的中央贵族或皇族的权威身份，单纯的地方豪族领袖根本不能与之相抗衡。“平氏和源氏这些王胤 （＝贵族）们，通过与周边的郡司级豪族联姻而扩张势力。”“他们既有贵族的 ‘血统证’，又有军人和官人的身份证。”[8]很快便得到了当地上流社会的拥护，成长为地方领袖。

从形成武士的时间上看，名主阶层最早，初期的武士大多由他们构成。不过，从势力和发展速度上说，名主阶层远不及土著贵族和军事贵族，特别是关东的军事贵族。9世纪末10世纪初，名主阶层组成的庄官级武士团，纷纷被纳入以土著化贵族和中下级军事贵族为首领的豪族级武士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