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自己”：人的问题出场

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其中也包括对人的考察的萌芽。在古希腊的思想发展史上，人们对外在事物所知甚少的前提下，开始从人自身的存在出发来认识外在的世界，其中被称为智者的哲学家们和苏格拉底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先前的自然哲学家们一般都是用研究自然的方法去说明人事问题，而他们则发现单纯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还不足以说明人事问题”[4]，从而实现了关于人的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从他们开始，“关于人的研究从自然的观察中分离了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于自然学术并与之相对的领域。”[5]

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90或480—前420或410）是古希腊首开人的问题专门研究先河的哲学家，他曾经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短促。”而与神的不确定相比，人则是确实存在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6]这一著名命题标志智者学派把研究的对象转变为人，对于人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虽然这一学说所蕴涵的怀疑主义并不可取，但仍能看到这时的“人”的概念在万物中的重要地位，是西方思想中对人的问题的最早关注。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前469—前399）也是一个对人的问题有专门思考的先驱。据文献记载，建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有这样一句铭文：“认识你自己”，在苏格拉底那里，“认识你自己”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思想家的目光从对本原、客体问题的探讨转向对人和道德问题的研究，“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7]人真正作为人而成为探讨的主题，只有人才能反躬自问，确证自己的本质。他说：“最最重要的，是在人之中安排了灵魂，这是人的最优越的部分。”[8]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的灵魂就是认识的主体，普遍永恒的概念就潜在于灵魂之中，人只要通过反思，就可以获得知识。而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善”的知识，以便按“善”的最高目的行事。苏格拉底把“认识自己”作为全部思想的核心任务来加以强调，尽管没有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但“认识你自己”这条言简意赅、朴实无华的箴言，从此启发了无数思想家对人的问题绵绵不绝的追问，“始终未被改变与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中心。”[9]

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把人生的全部意义定位于追求至真至善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认为世界是由“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构成的，“现象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可靠的。与对世界的认识相对应，他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灵魂是先于肉体、高于肉体并在肉体之外存在着，而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它是与下贱的物质相联系的。在他眼中，一个单纯爱美的人与认识绝对美的人是严格区别的，前者不过是有“意见”，而后者才是有“知识”。柏拉图进而又区分了两种因素，即倾向于理性的高尚因素和抗拒理性的低贱因素，他在理性的意志力量中找到高尚因素，在感官欲念中找到低贱的因素。由此出发，他认为，人的根本在于认识最高的理念——“善”，但是要真正达到至善，人的灵魂的各个部分都必须各司其职，即理性的智慧、精神的意志力和欲望的自我控制，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柏拉图思想中人的灵魂和肉体对立的二元论成了后来西方思想史上理解人的一种决定性的方法论，对此，巴雷特（WilliamBarrett，1913—1992）评论说：“在柏拉图的神话里，首先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这种分裂长期以来一直是压在西方人身上的沉重负担，直到二元论在现代文化中以最强烈的形式为人们感受到。”[10]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前384—前322）作为柏拉图学园中最具天才禀赋的一名学生，尽管由于哲学观点的差异，并不同意柏拉图“两种世界”的划分，但在对人的问题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对人的理性的认识，对人作出了三个著名的界定：“人是两足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明确宣布：“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11]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在于人具有理性。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理性又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他将理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前者用以约束植物灵魂和动物灵魂，使它们有正规的表现。后者专注于探讨普遍真理，除了本身之外，别无目的，它具有最高价值。”[12]人只有充分运用和发展其理性，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这反映了亚里士多德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角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古希腊思想家们所强调的“人”，与现实生活的每个个体并不是同一概念，这里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活境遇，人与社会基本是处于分离的状态，对于人的研究也只是陷于纯理论上的逻辑追问，因而对人的关注呈现出一种相对朴素、粗糙的色彩，也就难以对人的本质做出真正科学的认识。尽管如此，他们对人的问题的观点还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发展自身、完善自身的愿望，对人的思考的开创性意义是划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