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关于人的问题，包括人的本质、人的生活、人的发展和未来命运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和探究的核心问题。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自觉不自觉地探索人自身发展的历史。

从古希腊开始，思想家们就对“什么是人”进行着不懈探究，人的发展问题更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都在思索着的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一种理想而加以宣传，他们探究人的本质，讨论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准，试图找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主张人的身心和谐发展。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明确强调，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每个人潜能和才能的全面发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人的能力在一切方向上可以得到发展和重视。思想家们的理论尽管积累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探索性材料，却未能真正把握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更未能抓住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这一关键之点，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陷入了人决定社会关系与社会关系决定人这个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因此，他们描绘的人实际上是抽象的、虚幻的，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这是社会的历史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并且力求在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揭示人的发展规律，寻找人的发展的现实道路。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个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辩证的一致性。马克思对人的发展本身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

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每当人们对社会关系的探索深入一步，对人的本质的了解也就深入一层，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也实现着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的发展在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后，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全面与和谐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目的，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在劳动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人的发展程度也是不同的，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人们利益的分离，“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1]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冲突和对立。只有当社会物质条件充分具备的时候，社会总体的发展才可能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马克思坚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增值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然而，由于私有制关系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增长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又呈现出对立关系，也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3]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资本与劳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和私有制，所以，要消除这种对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通过消灭分工，以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来实现。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的追求始终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以及对私有制社会的扬弃基础上的，同时，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上又始终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体现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一致。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方面的充分或最大限度的发展，主要侧重于“变化”及其“程度”，是一个“量变—质变”范畴；人的自由发展，则是指个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以及社会的需要相对自由地发展自己，主要侧重于“性质—方式”概念。[4]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类不仅实现了外在的生存条件的日新月异的改善，而且得以将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断推向前进。但与此同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把人类命运和人本身的价值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引人注目的地位。进入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世界贫富不均的加剧，人口增长的失控，资源与能源耗竭的危机，生态平衡的失调等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得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成为真正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全新课题。面对人类历史和现实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不一致的冲突和矛盾，迫切要求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应该怎样发展？按照什么模式发展？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代价的产生和代价的消除都是历史的必然，“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着同一条实践道路，而马克思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性的深邃洞见不仅将为理解社会发展问题本身提供强大的思想资源，而且将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人的发展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增长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也就是说，在改革后的20年里，“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5年9月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自1990年起，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升了20位，同时也指出，“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进步和发展，但这些进步却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中国的社会发展已落后于经济发展”。当代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生态环境遭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人的身心发展不健全等现象，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一致问题突出地成为影响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6]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与时俱进，是对近一百多年来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的发展实践的深刻概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命题，两大命题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内涵。党的十七大以来，和谐与发展日益成为当前中国最具吸引力和极富时代内涵的核心课题。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问题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必须综合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成果对它进行整体性阐述，以拓展其深度和广度，并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任务、历史使命紧紧密切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找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进程同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性的历史进程有着直接的同一性，明确提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问题，并把它放到突出的位置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因此，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理论，分析和厘清不同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动态表现以及准确把握和理解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问题，既是理论工作者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本书将对马克思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性理论予以解读，并结合时代特征，发掘其现实意蕴，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真正推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致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