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研究现状与研究目的

1.研究现状

城市史研究是窥探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对近代城市的研究，可加深对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了解。海内外学者关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其目的可以说都是为了更深刻而具体的了解近代的中国。

（1） 国外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最早对中国近代城市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者。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影响力的也颇多。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富有影响力的有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1]、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 [2]、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 [3]等。这些著作直接推动了西方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施坚雅等人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汇集了众多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的成果，从新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关于中国集市体系和宏观区域理论。施坚雅把中国划分为9个宏观区域，并引入了中心边际说，认为每一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缘两部分，并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化发展表现为集市和城镇的蓬勃兴旺。[4]这对中国学者城市史研究影响较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的两卷本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 》与《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通过大量搜集地方文献，从经济、社会、市政和市民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清末汉口已有相当规模的自治权，并且指出中国城市的变革是自发的，是内在原因在起作用，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只有在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后中国城市变革才得到启动。[5]他的这一观点对于考察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对城市社会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法国安克强、德国叶凯蒂、美国贺萧对上海妓女史的研究，论述了妓女与文人关系，其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城市空间、下层民众、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以街头文化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揭示了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的丧失以及他们为自己命运所做的抗争。[6]卢汉超所著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从城市的各个细节入手，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现出一幅近现代上海市井生活图景，并揭示了传统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7]

国外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在研究旨趣、方法和内容上与中国学者研究有所差异。为了解析城市社会的结构、成分及其变迁机制，近代城市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群体或政治、经济、社会团体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如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联系人物 1843—1890》通过研究晚清上海道台这一特殊群体，展示19世纪中后期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演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8]澳大利亚学者马丁的《上海青帮》，在广泛搜集和利用中、法、日等国有关档案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1919—1937年间青帮在上海的活动。本书特别研究了青帮的活跃与民国时期上海特殊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法租界社会管理的特点与青帮活动的关系，青帮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租界及华界当局等多方面政治力量的关系。[9]在方法论上，他们比较重视对城市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些理念和方法，一度影响着城市史研究的主流。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方法与经验，值得中国学者关注和学习。

应该指出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汉口等一些大城市上，而他们对中小城市则关注不多。

（2） 国内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城市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1980年代以来，转型中的近代城市越来越被国内学界所关注，城市史研究因而异军突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重点。1986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近代新兴城市的研究被确定为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这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潮流兴起的起点。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较快。在近代单体城市研究、近代区域城市研究、近代城市整体研究、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在近代中国城市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有突破性进展 [10]。

中国近代城市史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关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目的、意义，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城市化与近代化，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城市的体系、布局、城市的功能、结构、城乡关系、城市发展的动力等理论问题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提出，初步形成“结构——功能学派”“综合分析学派”“社会学派”以及“新城市史学派”等不同的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模式。[11]

从综合研究来看，张仲礼等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12]，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 [13]以及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中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14]等著作代表了该领域的较高成果。何一民新近所著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著作，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规律和兴衰的原因，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理论研究的多样化，一方面反映了学者们思维十分活跃，另一方面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城市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深入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5]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在1980年代兴起之初，研究者主要围绕少数新兴的大城市开展研究，力图从整体上说明各城市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层次结构状态及其演变的过程，并且注意到各城市的文化特色。单体城市研究逐渐出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1990年代以来，单体城市研究仍然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单体城市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从对四个新兴城市的研究拓展到对其他更多的城市进行研究，从对大城市研究向中小城市、从通商口岸城市向其他类型的城市研究扩展，如关于北京、成都、济南、广州、苏州、无锡、杭州、昆明、沈阳、大连、自贡、本溪、鞍山、洛阳等城市都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二是单体城市研究向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发展，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建筑、社会生活、阶级阶层等领域的研究都有一些较有分量的成果。

大多数关于单体城市研究的专著都是以城市的各层面为切入点，分层面进行研究，许多著作把目光转移到对在中国社会内部起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的研究上来。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的城市史的论文和著作来看，有关城市社会的主题明显占了很大部分。从城市人口、家庭、婚姻、社会结构、社团组织、宗教、习俗与风尚到流氓、黑社会、娼妓等都成为研究的主题。如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是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一本专著。[16]刘海岩的《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一书中，作者选择了这个交叉性的领域做出了一项颇有新意的研究。把生态、空间与社会结合在一起，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天津，使我们对抗19—20世纪之交天津社会的近代化历程。[17]这些对研究近代单体城市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在近代单体城市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18]，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 [19]，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 [20]，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 [21]，何一民主编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 [22]，沈毅著的《近代大连城市经济研究》 [23]，陈荣华、何友良所著《九江通商口岸史》 [24]和李玉著的《长沙的近代化启动》 [25]等，这些专著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虽然取得诸多显著成就，但是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具体研究上仍有很多问题和不足。其中在研究领域和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值得我们注意。目前，关于单体城市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而中国各地差异巨大的大多数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还处于薄弱或空白状态。单体城市研究的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区域城市史研究和整体宏观研究的全面展开。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单体城市的研究和城市各层面研究的现状致使从经济角度研究区域城市史的成果相对较多，而从文化、社会等角度进行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成果偏少。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研究难度直接相关，也与理论和方法的贫乏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应综合研究近代城市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多角度揭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形式和联系内容。另一方面，加强近代城市的文化和社会研究，也最有可能在学术上创新，应该引起城市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3） 关于近代徐州城市的研究

徐州城市历史悠久，素有“兵争要地”“五省通衢”之称，历来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对于古代徐州城市的研究，学术界论及较多。而对于近代徐州城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王林绪先生主编的《徐州交通史》，对近代徐州城市区域交通体系的形成做了大量资料的整理。[26]赵明奇在其主编的《徐州自然灾害史》 [27]中整理了近代徐州自然灾害方面的部分资料。刘怀中编著的《古今征战在徐州》 [28]对近代在徐州发生的战争事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邓毓昆、李银德的《徐州史话》对近代徐州城市的历史也做了一些叙述。[29]单树模先生在《江苏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中的“徐州历史地理”部分，对近代徐州城市的发展变迁做了概述。[30]

徐州师范大学的余明侠教授对徐州近代史研究用力颇多。他著有《徐州煤矿史》，书中对近代徐州煤矿经营开采的历史做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揭示了徐州煤矿近代化的历程。对徐州煤矿近代化研究的论文有余明侠教授的《左宗棠和徐州近代化煤矿》《抗日战争时期的徐州煤矿》 [31]和孙海泉教授的论文《胡恩燮父子与徐州煤矿的现代化》 [32]。余明侠教授在《晚清时期（1882—1911）徐州近代工业发展概述》一文中对晚清徐州的工业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徐州近代工业发展状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33]

蔡云辉的《战争与中国近代衰落城市研究》中从战争与近代衰落城市之间的关系角度对近代徐州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探究，指出徐州近代城市发展呈现阶段性衰落。[34]姜新的《苏北近代工业史》对于徐州城市近代工业状况也做了较好的探析，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观点，是研究近代徐州的重要参考著作。[35]

宋曼萍的论文《城市职能转型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以徐州市为例》，以徐州市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对徐州的城市职能和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文章指出，徐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从诞生到现在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受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影响，城市职能实现了多次转型，同时城市的空间结构也不断地随之调整，从而实现城市职能和空间结构的相互适应，促进了城市的持续发展。该文首先从城市职能的转变入手，也分析和论及了近代徐州城市职能的转变，徐州从早期的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城市职能开始向工矿业和商贸职能转变。

肖爱玲的论文《徐州城市历史地理浅论》，从城市历史地理角度，对徐州市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基础及其演变做了圈阅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推测与论证了历史时期徐州城市的规模；根据地形、地势及政治、经济、交通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分析、论证了历史时期徐州城市发展的特性及其规律。[36]

此外，徐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的《徐州文史资料》、铜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著的《铜山县文史资料》和由徐州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徐州史志》保存和记载了大量有关近代徐州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资料。

尽管目前近代徐州城市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对于徐州近代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未能做岀系统、全面和深入地研究。而至今学术界对于近代徐州城市没有专史研究，这与作为淮海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在研究近代徐州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上，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方面，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2.研究目的

本书选取近代徐州城市史作为研究课题，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1） 就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中小城市研究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目前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向中小城市。作为落后的苏北地区的一个中小城市，近代徐州从传统的军事政治中心城市开始向近代工商业城市转变，有着与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研究近代徐州，有助于把握中国近代中小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2）就江苏地方史研究而言，徐州所在的苏北地区的研究很少受到关注

从江苏地方史研究来看，国内外研究苏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著作汗牛充栋，硕果累累，而有关苏北经济和社会发展史研究却非常稀少，有限的成果又包含在整个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在诸多江苏地方史的著作中，苏北经济和社会发展史的特殊性被冲淡，被掩盖，甚至被抹杀。如研究江苏现代化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 [37]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因而近代徐州城市的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3） 就徐州历史研究而言，近代徐州的研究成果极少

古代徐州的历史研究，尤其是两汉文化研究备受关注，而近代徐州的研究显得极为薄弱。这可能与有关近代徐州的资料欠缺有一定的关系。通过研究近代徐州城市，揭示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规律，有助于为徐州现代化建设提供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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