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伦理学议题：臆想的，还是真实的

一　对推测性伦理学的批判

“纳米伦理学”研究的开展，除了要经受合法性质疑，本身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个巨大的挑战：不用说“纳米伦理学”所要研究的议题是不是独特的、合法的，就连它的研究对象——纳米技术本身的独特性、合法性也颇受质疑。现在，纳米技术还处于发展的早期，各种宣传中充斥了很多允诺，诸如纳米技术将掀起下一次工业革命等，对此，不要说外行，就连正从事着纳米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也意见不一，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确凿的回答，到底什么是可行的纳米技术。那么，在技术本身都模糊不清的时候，很多所谓的伦理学家就开始反思纳米技术的伦理与社会意蕴。这会给纳米伦理问题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荷兰学者高津（Bert Gordijn）率先勾勒了在德莱克斯勒式纳米技术的影响下，当前伦理争论中两种充斥强烈科幻色彩的极端论调。高津分析认为，关于纳米技术未来远景的乌托邦畅想和末日噩梦之间的巨大分歧，是建立在过时的德莱克斯勒式纳米技术概念之上的。而且，不论是乌托邦式的观点，还是末日噩梦的观点，都陷入了一边倒的误区。为此，他呼吁，我们有必要提出更为平衡的、更有实际科学发展根据的伦理评估。[44]

对于这种科幻式的论调，英国学者凯佩尔（Adam Keiper）毫不留情地批判道：“在日益涌现的纳米伦理学文献中，从今天的尖端科学到最遥远的未来主义者的想象之间出现了一个草率而懒惰的趋势，似乎前者已经是明日黄花，而后者则无可逃脱。”对此，他尖锐地指出，当前很多纳米伦理学文献的建议脱离了实践真实性（practical reality），这样的伦理学是无用的。[45]

荷兰学者范·德·坡也指出，很多关于纳米技术的早期考量都具有强烈的未来主义和科幻基调。进一步地，范·德·坡批驳了从约纳斯（Hans Jonas）的“恐惧启迪法（heuristics of fear）”[46]角度为这种未来主义进路做辩护的合理性。范·德·坡争辩说，虽然，对未来的想象有助于让人们知晓处于危险中的是什么，从而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去关注这些问题，但是，这种进路具有诸多严重缺陷。首先，想象、分析和争论那些基于恐惧启迪法的潜在伦理考量，耗费了原本可以得到更好利用的大量资源与时间；其次，这可能中断那些实际上会造福人类的技术的发展；再次，一旦人们明白了最初的那些担忧是一种误会，那么，人们可能认为，纳米技术根本没有带来什么伦理问题，从而导致纳米技术的伦理问题被忽视；最后，恐惧启迪法所关注的很可能是错误的伦理议题，因此并不能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恶果。如果关注那些想象的却遥不可及的伦理议题，牺牲的就是那些不那么具有想象力的却更为真实的，也更为普遍的伦理议题。[47]

对于早期纳米技术伦理学议题中充斥的科幻色调及其在时间上、逻辑上所做的跳跃，德国学者诺德曼（Alfred Nordmann）做了更为犀利的剖析和批判。

2009年，诺德曼与荷兰学者里普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在纳米技术伦理研究的历程中具有转折意味的文章。这篇题为“重访鸿沟”的短文，回顾了迄今纳米伦理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本专门致力于探讨纳米技术的伦理和社会维度的期刊，出版了至少十本关于纳米伦理学的专著和论文集，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报告，还开展了非常广泛的有关项目研究。显然，六年前，加拿大三位学者所提出的鸿沟，即纳米技术的伦理学研究大大落后于纳米技术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然而此时，一条新的鸿沟又出现了。

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人们开展对纳米技术的伦理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是为了将公众容纳进来，建立公众信任，并为纳米技术的负责任发展提供指导。这个目标导致哲学家和其他研究者讨论纳米技术的伦理方面的时候，更倾向于去探讨纳米技术的力量和允诺。结果，最富于未来色彩的纳米技术推动者德莱克斯勒成了最早呼吁人们对他所预期的纳米技术应用展开伦理考量的人。[48]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所谓的纳米伦理学研究都打上了过于强烈的未来主义色彩，例如，关注那些可以阅读我们的思想的纳米器件，而忽视了实际上正在进行着的、伦理学上也更加重要的累积性的（incremental）技术发展。类似的对高级材料、诊断治疗术、人工智能所需的智能灰尘以及人类增强的未来世界的伦理担忧，汇成了一种推测性伦理学（speculative ethics）。在这种伦理学的讨论中，盛行的是“如果……那么……”的逻辑：那些在前半句看起来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具有鲜明推测性特征的景象，在后半句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纳米伦理学研究不再是落后于纳米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超前于实际的纳米技术发展了。这就是当前从事纳米技术伦理研究的人文社会学者所面临的新鸿沟。[49]

实际上，在与里普联合发表上面这篇短文之前，诺德曼已经猛烈批判过这种将未来可能涌现出来的问题解释成当下已经展现出来的问题的论证方式。不夸张地说，诺德曼是当前世界上对纳米技术（尤其是纳米医学）中的“如果……那么……”伦理论证方式最坚定的反对者。

诺德曼认识到，由于纳米技术是一项使能技术，我们在讨论纳米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可能涌现出来的议题，还是已有的议题？

对此，伦理学者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将自己局限在那些在涌现过程中已经展现出来的伦理议题上，比如，关注知识的诚实、资助的选择、炒作、知识可能性限度或社会可欲性限度、资金的分配公正等问题。

第二个策略则耐心等待具体的问题展现出来之后才去讨论。当前，围绕着纳米颗粒毒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人们已经就风险治理、知识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展开了新讨论。

第三个策略就是“如果……那么……”的论证方式，将可能涌现的问题解释成已经展现出来的问题。这典型地体现在当前人们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讨论上。这些力图超越人类限制、拓展人类体能和智能，甚至让人类获得永生的技术并不新鲜，只是诉诸“纳米”为它带来了更多真实的权威性，“如果……那么……”的逻辑也诞生了：如果人类增强技术成为现实，我们现在就要知晓诸如“这些技术是否会人人都可以获得”等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做好准备，将为那些可怕的未来世界付出巨大代价，所以，我们必须尽早地、提前去反思那些巨大的变迁。[50]

采用这种论证逻辑的大有人在，例如，英国DEMOS组织[51]的领袖威尔斯顿（JamesWilsdon）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横越了科幻与商业事实之间的距离，从现在一下子穿越到了遥远的、也许是假设的未来：“人类增强技术开始从科幻小说的书页上转移到实验室中，最终将进入市场。”[52]

在诺德曼看来，我们必须打破“如果……那么……”的魔咒，不应该被似乎马上就要到来的、“没有停止键”的未来愿景吓倒。因为，我们目前只拥有有限的伦理学等智识资源，如果我们只关注那些未来的推测性议题，那么，当下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伦理议题将被忽视。例如，纳米技术在深层大脑刺激上所带来的进步，将是患有帕金森病的人们的洪福，但是，这些患者也可能因此改变自己的情绪甚至性格——这些议题都被当前的纳米伦理学共同体忽视掉了。换句话说，我们思考遥远的技术未来没有什么不对，运用科幻式的场景去质问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变成什么样，也没有什么不对——哲学家向来以运用未来场景引发思考而著称（例如，笛卡尔设想的恶魔，托马斯·内格尔的缸中之脑）。人类增强技术或者分子制造的争论为我们反思自身、社会和自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但是，如果旨在证实对未来的预见，那么，有关人类增强的陈述就是误导性的，只能分散我们对于那些相对世俗的、但绝非不重要的、实际上紧迫得多的议题的注意力。总之，伦理学研究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慎重选择伦理研究的题目，将宝贵的学术反思资源放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而不是那些遥不可及的问题上。

更深层次地，这种“如果……那么……”逻辑会导致人们对技术决定论的屈从，而忽视历史的偶然性。有关人类增强的种种断言对于未来采取的是信仰态度，未来似乎是已经设定好了，我们只有去适应它。此时，我们忘了追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接受技术未来的这个承诺或那个承诺？技术上的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这些技术解决了公认的问题吗？更一般地，这些技术是如何、又为何要求我们做出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解除心灵上的迷惑，摆脱“如果……那么……”的逻辑。为此，诺德曼给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我们需要进行真实性核查（reality check）。伦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需要正视他们与政策制定者、媒体记者甚至纳米科学家所共同面临的困境。这就是知道哪一种关于纳米技术未来的预测——不论是技术的、经济的还是其他预测——是足够合理的，值得我们反思和行动。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体制性机制让我们去开展这种真实性核查，或者让那些对纳米技术做出断言的人承担责任。但是，正如一切物理上可能的事物并不总是技术上可行的，能够让个人受益的事情也并不会自动地让整个社会受益。我们不能不经检验地欢迎任何对纳米技术做出的允诺，我们要鼓励对这些允诺进行讨论。我们需要考虑技术可行性（technical feasibility）的限度，缩小纳米技术无限潜能的范围，检验人们所作的纳米技术允诺的真实性，在面临有关人类需要的假设以及那些类似“如果这是可以获得的，难道大家不想要吗”等假设时三思而行。简言之，我们不能够攻错目标、偏离面前的问题。[53]

虽然诺德曼没有给出真实性核查的详细步骤，但是，他通过对比美国NSF的报告《为了增强人类的汇聚技术》（NBIC：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同欧盟关于NBIC的报告《为了欧洲知识社会的汇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European Knowledge Society，简称CTEKS）清晰地表明，我们在“如果……那么……”逻辑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

作为欧盟CTEKS报告的作者，诺德曼认为，美国的报告里呈现的是一幅技术决定论、对技术无比向往的乐观主义图景；而在欧盟的报告里，对于技术的飞速进步，采取的则是更加谨慎的态度。欧盟的CTEKS报告，尽管也同意设定对社会有益的汇聚技术研究议程，但是，它不认同通过技术完全实现人类潜能的需要。代替之，欧盟CTEKS报告提出：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社会创新来实现技术的潜能。我们不是要通过汇聚技术去实现“身体或心灵的工程”（engineering of the body or of themind），而要致力于“为了身体或心灵的工程”（engineering for the body and for themind）。[54]前一种工程以人类增强技术为代表，延长人的寿命，制造新的感觉，建构更快的信息处理和反应，引入新的物理和感知技巧，最后让我们完全独立于我们的物理身体；后一种工程是让世界适应脆弱的、有限的人类身体。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技术，利用人类的独创性去设计工具，让我们完成更多的事情。显然，美国式的NBIC选择了“身体或心灵的工程”，其理念局限于个人消费主义，没有看到我们在社会的层面上可以通过改变基础设施或环境、提升人类决策制定水平、改善人类互动所能获得的成就。出于伦理上的保守主义以及对技术可行性的考虑，欧盟的CTEKS报告则没有效仿美国，而将注意力从人类增强技术的个体关注转换到了对智能环境、环绕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和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上，选择了“为了身体或心灵的工程”。

第二，伦理学家要在与纳米有关的单数形式（nanotechnology）的极端笼统的想法和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ies）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之间做出区分，去关注具体的纳米技术领域里的伦理问题。这样做会带来两大益处：一方面，由于纳米技术涉及很多学科、诸多领域，科学家们发现很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与推测性伦理学的宏大断言联系起来，所以，如果伦理学家和相关研究者采取更加聚焦的进路，那么，这将会导致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者之间更有意义的互动。另一方面，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发展也会从中受益。因为，推测性伦理学既忽略了现实中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又可能因为过于担忧纳米技术未来主义愿景，让所有正在进行的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研究抹上阴影，影响纳米技术的发展。如果伦理学家和相关研究者根据具体的纳米技术领域具体分析问题，那么，就会更加精准地捕捉到真正的“病症”，而不会滥杀无辜。

总之，与“推测性的伦理学”（speculative ethics）相反，诺德曼提倡一种对新兴技术的“非推测性”伦理反思。因为，对“纳米技术”现象的社会—伦理和哲学的理解，是对社会和伦理方面进行负责任的对话的前提条件。伦理学家有责任对自己的反思的真实性进行检查，评估纳米技术预测的合理性。而且，伦理学研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伦理学家要慎重选择伦理研究的题目，将宝贵的学术反思资源放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而不是那些遥不可及的问题上。[55]

二　对批判的批判

诺德曼对推测性伦理学进行的猛烈抨击，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56]，也遭到一些学者质疑。这些学者强调，在哲学、伦理学的反思中，所谓的推测性（speculative）的维度是不可缺少的，并从不同的角度对纳米伦理研究的未来进展提出了建议。

英国剑桥大学的学者诺赫（Rebecca Roache）反对诺德曼通过限制伦理争论以避免考虑推测性愿景的做法。她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不去考虑推测性的未来可能，这样做将使得我们无法应对当下迫切的问题。凡是做出行动决策时，都要涉及可能的未来情景。关注可能的未来情景是应对当下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关技术的伦理考量限制在当前的和正在兴起的技术上，这既不可能也不明智。首先，力图把伦理考量局限在已被接受的范围中的努力，将使得伦理学家被局限在评估科学家研究所产生的后果上，让科学在没有伦理引导的情况下去发展；其次，高度推测性的、又是不可能的未来情景，有时候会激发重要的伦理思考。声称为这些高度推测性的未来情景做准备不合适，可能会把一些最重要的伦理方案排除在外。[57]

德国学者格雷瓦尔德（Armin Grunwald）也逐一批驳了诺德曼的观点。首先，他认为诺德曼等关于“绝大多数纳米伦理学都过于未来主义”的断言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绝大多数”一词忽视了当前很多纳米伦理学研究正关注纳米技术当下发展的具体问题这一事实。其次，即便纳米伦理学是推测性的，也并非只具有消极意义。在部分纳米伦理学研究中存在高度的推测成分，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评判推测的程度。诺德曼等做出纳米伦理学本性上高度推测的诊断，并不能对纳米伦理学的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再次，我们无法预知到底何种伦理考量在未来是真实的，故而，我们无法事先判断应该做什么伦理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做什么伦理问题的研究。复次，当前很多具有推测性色彩的伦理学研究并不是单单从应用伦理学角度进行的，而是从技术哲学、人类学、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理论等多个角度进行的。这些推测性的话题激发了应用伦理学家之外的哲学家和STS研究者去思考纳米技术的相关问题，这就吸引了额外的资源，所以，诺德曼等所说浪费有限伦理反思资源这一观点站不住脚。最后，与其扣上“推测性伦理学”（speculative Ethics）的大帽子将一切带有推测色彩的伦理研究赶尽杀绝，不如用“探索性哲学”（explorative philosophy）来指称那些偏好反思未来问题的伦理研究，使之保有一方生存空间。当然，这种“探索性哲学研究”也必须建立在经验根据之上，而不能仅仅是去推测。[58]

虽然诺德曼的断喝遭受了同行的质疑，但是，从实际的影响来看，他对“推测性伦理学”的批判思路已经深刻影响了纳米伦理学的研究导向。他对伦理反思资源的珍惜，对科幻式伦理议题的排斥，似乎已经为有关的伦理政策制定者所接受。2006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报告《纳米技术的伦理与政治》（The Ethics and Politicsof Nanotechnology）将此前各界热议的“灰色粘质”、超人类主义等问题归入研究歧途，提出应当把重心放到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上来，其中就包括毒性、环境危险与暴露风险。[59]同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纳米计划第三年度评审》报告中也指出，对于纳米技术更具未来性质的方面，诸如纳米技术被使用到人工智能中和类似的科幻小说中流行的话题，现在进行评估是过早的、科幻性的。委员会选择应对的是潜在的真实风险，而不是这些假设的风险。[60]

不过，在笔者看来，不论是支持批判“推测性伦理学”，还是反对批判“推测性伦理学”，都各有道理，并没有哪一方真正驳倒了另一方。因为，论证双方都没有固执于“技术决定论”，相反，不论是诺德曼，还是诺赫、格雷瓦尔德，他们都认同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历史的偶然性。批判者所抓住的是：未来不可知，在当前伦理学反思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怎么能够过于关注某一些诸如“人类增强”这样严重挑衅人类自身存在尊严的技术，而不去关注那些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反批判秉持的是：在纳米技术本身还如此模糊不清的时候，作为有限者的人类，我们的确无法预知到底哪一种技术的发展图景会真正名垂青史，怎么可以完全否定某一些议题，即便是那些看似遥远不可信的议题？何况，这些议题即便不能给出正面的启示，也会从反面激发人们的思考。

由于当前的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本身还处在襁褓期，就连从事这些研究的科学家工程师都很难预测未来技术会呈现怎样的形态，所以，我们没有确凿的经验证据去评估批判者正确还是反批判方正确。换句话说，当前的纳米技术本身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可信的标准来帮我们区分到底何种未来愿景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关于“推测性伦理”的争论为我们指明了到底哪些与纳米技术相关的伦理议题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哪些是可以不用管的，不如说这样的争论直接挑明了纳米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性难题——技术本身尚在襁褓之中，如何做出既有可信性又有超越性的伦理反思？以往对技术的哲学伦理反思都是在技术本身成形之后才进行的，因为研究对象清晰了，所以，做反思的时候也就有了明确的指向。但是，现在，我们连反思对象本身都还没有搞清楚，就要做反思，这的确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借用STS里的一个经典术语来形容，这就是“控制的困境”（the Dilemma of Control）：

我们的技术能力大大超出了我们对技术的社会效应的理解。因此，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无法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去预测，然而，当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构造的一部分的时候，对其进行控制就极其困难了。质言之，当改变很容易的时候，我们无法预测改变的需求；而当改变的需求非常明显的时候，改变又变得昂贵、困难和费时。[61]

事实上，诸如“灰色粘质”、“人类增强”等对纳米技术未来所做的过于遥远的推测是无法用“合理性”来决定的。沿着这种追问纳米伦理学议题是不是“真实”、“可信”的思路，伦理学的反思将面临一个无可逃脱的两难境地：如果伦理反思对每一种担忧都认真对待，而不考虑其可能性，那么这样的纳米伦理学，至少在外人看来，就是卢德主义或者伪装的危言耸听者。如果伦理学忽视了所谓无理性担忧，那么，人们可能会指责这样的伦理学没有实现它所公开标榜的批判性态度。[62]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对如何开展纳米伦理研究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会直接危及纳米伦理研究的合法性。凯佩尔就曾指责早期纳米伦理学研究中存在大量一哄而上的炒作与跟风行为，评价正在成型的纳米伦理学研究缺乏“谦卑感”，尤其是缺乏定义精准的考量对象，和生命伦理学相比，所谓的纳米伦理学完全是过于早熟的。[63]

对此，诺赫建议道：如果说推测性过强的伦理考虑在浪费资源，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到，衡量伦理考虑得当与否的标准，并不是所考察的新技术未来情景真正发生的可能性，而是这种未来情景的价值有多大。其次伦理学不应该被局限于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而应该在技术诞生的一开始就加入进来，通过评判技术的目标来积极地形塑技术的未来。总之，当前我们应该做的，是反思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将其最大化？这才是我们保证伦理考量和其他有价值的资源不被浪费的重要一步。[64]

为了对具体纳米技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理性和系统的伦理评估，伯特·高津也提出了纳米技术的伦理问题争论三步走的方法。第一步，具体纳米技术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目标必须值得追求。技术的发展必须导向善的目标，不能忽视人类的福祉（human good）。第二步，一个研究领域必须对实现这些目标有实际的贡献。第三步，技术进一步发展所伴随的任何伦理问题必须是可辩护的或可克服的。如果在仔细分析后，在某一研究领域里，这些条件中有一条或者更多不能被满足，那么，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将呈现为伦理上有问题甚至是不合适的。唯一的逻辑结果就是据此调整该研究领域，甚至完全停止。[65]

我们看到，虽然在具体建议上有所侧重，但是诺赫和高津都强调审思技术未来发展的愿景目标是否可取（desirable）是我们对纳米技术进行伦理研究时的标杆。稍作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个标杆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技术的实现是在社会关系之中发生的，通常包含了权力的运用。于是，技术的发展总是有利于某些群体，但是不太利于其他群体。这些目标对于某些群体而言是可取的，对于另一些群体则不然。最终的结果取决于那些掌握了实现技术手段的人。[66]所以，以目标或未来愿景的可取与否来衡量纳米技术的伦理审思，也存在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这种可取性是针对哪些人而言的？谁的欲望算数？又有谁的欲望被边缘化了？

由此可见，要想真正解决纳米伦理研究的困境，我们需要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