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十二五”时期，我国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战略，更加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大国的转变。2014年我国实现GDP 63.6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额达到26.43万亿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额达到3.8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195.6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029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我国自贸区战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十三五”时期，国内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带来的诸多挑战。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我国“十三五”期间GDP年平均增速可能下降到7%—8%左右，2020—2030年GDP增速可能会下降到5%—6%左右。这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更加艰巨，深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更加迫切。

从对外贸易的视角，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十三五”时期，我国外贸增长的总体环境仍不容乐观。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曲折、缓慢，造成全球市场总需求不振，短时期内难以回到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源能源供给矛盾突出、生态环境约束加剧，造成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出口比较优势急剧下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具体表现在，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附加价值低，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主要依靠规模扩展、价格竞争、要素投入，而创新优势、技术优势、质量优势等新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而且，长期以来，服务贸易存在逆差，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状态仍未改变。因此，如何实施双向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广度、深度和空间，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成为我们必须首先面对的重大课题。

二 问题的提出

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收益应该如何获得？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分别强调，经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过程，一国更加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在生产率或要素禀赋上具有优势的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产品、具有母国市场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产品等，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增进福利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Melitz（2003）等为代表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则从微观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出发，更为具体地指出了由贸易开放所带来的要素流动方向以及该种流动对总体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当然，也有大量的理论文献强调，贸易开放并不必然带来生产要素的跨产业流动，获得贸易开放的收益，可能并不需要经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行为。比如，Dixit and Norman（1980）就认为，伴随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就可能观测不到较为明显的跨产业要素流动，特别是一些非细分数据的研究。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则证明，贸易开放国家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来获得R&D、动态生产率等方面的好处，而不必通过生产要素再配置行为的发生。Markusen（1981）和Wacziarg（1997）更认为，贸易开放可能仅仅带来竞争提升效应，从而基本保持比较优势的均衡态势。但多少有些奇怪的是，针对上述这些矛盾的理论预测，除Wacziarg and Wallack（2004）强调贸易开放带来的技术扩散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并简单分析了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的可能影响之外，很少有文献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更没有考虑并检验贸易开放对产业内要素再配置的影响，以及该种影响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

而且，上述两类结论相互矛盾的理论文献都是从如何获得贸易收益的角度出发，均忽略了生产要素再配置可能会产生调整（trade-induced adjustment cost）。不妨先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来简单说明这个问题，Neary（1985）利用加入名义工资刚性的“特定要素模型”，具体分析了贸易调整成本产生的根源，其中，要素的特定性导致了劳动力工作搜寻、重新安置和再培训成本的产生（这一成本在Neary模型中表现为部门间暂时性的工资差异），而名义工资的刚性则会导致暂时性失业的产生。而根据Brulhart（2002）的定义，当劳动力市场在需求和供给条件变化后未能及时出清而导致暂时性的效率低下时，就会产生调整成本。由此可以推测，贸易引致的调整成本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福利损失，第一是劳动力在工作搜寻、重新安置及再培训方面所花费的成本，第二则是暂时性失业导致的浪费。

总体来看，考虑贸易引致的要素再配置和放松贸易调整无成本的假设后，在分析贸易收益时，就会产生现有文献基本没有加以明确回答的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贸易开放是否同时带来了生产要素在产业内、产业间的再配置现象？这种引致性的生产要素再配置行为又具有哪些正向经济效应？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即贸易开放确实带来了生产要素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再配置，那么这种引致性的生产要素再配置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调整成本？又是如何体现的？或者更进一步，这些调整成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机制）产生的？第三，如果分析贸易收益的文献中考虑了贸易调整的成本，综合权衡贸易开放的成本和收益后，贸易是否还会带来正向的经济效应？事实上，开放后生产要素到底会出现何种流动？是否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经验规律？如果有，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否遵循了这个规律？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分析和回答的问题。

三 研究意义

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在理论层面上，现有贸易理论通常采用单要素（劳动力）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考虑贸易开放对要素重新配置的影响，进而对贸易利得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并没有此种局限，既考虑了贸易开放引致的劳动力流动，也考虑了与之联系的资本等要素的流动。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后续研究可以在更符合现实的、内外部市场相互联系的前提下，构建系统分析贸易开放经由要素再配置渠道影响贸易利得的理论框架。

其次，在实证分析层面上，项目的核心贡献在于，设计并推导了要素再配置的具体数量表示方式，设计并推导了企业进入、退出、扩张、收缩（不仅仅是进入与退出）的具体数量表示方式，等等；并以此为基础，利用中国企业和产业层面数据，以及国家和省份层面的数据，进行了相关经验估计。实证研究中特别重视的细节还包括，通过科学严格的步骤，建立不同层次数据与 CEPII BACI 数据、中国海关八位码产品分类贸易数据的对应；构建能同时控制替代效应和进入退出效应的出口价格指数等。

再次，从实践的层面看，基于要素再配置的全新视角，本书的研究能从经验角度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的贸易利得进行估算；并提出建立在这之上的、能有效扩大贸易开放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针对性政策建议。比如，在第五章中我们提出，未来在努力增加出口品技术含量，以获得专业化发展带来的效率、规模与外部性等收益的同时，扭转我国出口发展中这种内在的专业化发展惯性，无疑是出口结构调整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