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回顾和评述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长河，城市的产生发展、农村演进转化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传统到现代、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发展，呈现出人口集聚、经济活动频繁、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农村和城市交汇互动等主要特征。城市化的丰富实践是城市化理论研究最丰富的素材。那么，中外城市化尤其是人口城市化的理论研究的脉络如何？究竟取得哪些成果？由于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涉及学科多，研究极具综合性、复杂性，决定了我们的研究综述只能从某一学科就某个方面加以概括。

中外社会变迁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的村落研究已有较丰厚的成果积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广袤大地上星罗棋布、数量众多的村落，或急速、或缓慢地进行着政治组织的整合、经济结构的调整、文化理念的更新等一系列变迁，大量村落的存在方式变化发生变化，有些从远郊村变成城郊村再变成城中村，有些在撤乡并村、“村改居”中或消亡或终结。那么，在城市化大潮中，村落变迁究竟需要哪些条件？呈现哪些特征？其内在机理和规律如何？学者们是否给予学术关怀？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研究存在哪些缺憾及如何弥补？我们需要在梳理已有成果中形成新的研究思路。

（一）国外城市化研究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古罗马人就在欧洲建设了城市，贸易增长、海外扩张带来了欧洲城市的起源与繁荣。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城市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具有人口大量集聚与增长、经济文化发达、规模辐射效应，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但严格说来，该阶段还没有自觉的城市化理论研究。

城市化研究可追溯到“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的产生及其解释。西班牙工程师塞达（A.Serda）的《城镇化基本理论》（1867）一书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6]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明日的田园城市》（1898），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思想，对其后的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城市化发展理论影响很大。

阿德纳·斐伦·韦伯（Adna Ferrin Weber）指出19世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世界城市化，论述了欧美国家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来的城市兴起和发展，在工业发展的带动下，移民人口向城市流动、聚集的发展历程。这一论断，显示了作者超前的、深邃的洞察力。^[7]在韦伯前后，滕尼斯、涂尔干、西美尔、马克斯·韦伯等众多社会学家也开始关注城市化问题，他们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工业化与城市社会的内在逻辑，设计了各种理论框架。20世纪30年代，不少学者研究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生活方式改变，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1938）中提出了“城市主义”（Urbanism）的概念。^[8]

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W.A.Lewis）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城乡人口变动、城乡生产方式的差异、城乡劳动供求的差异，要促使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减，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进行非农化转移。兰斯（G.Rains）、费（J.Fei）等学者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思想。戴维斯（K.Davis）和戈登（H.Golden）的《城市化及其在前工业化地区的发展》（1954），关注了乡村——城市的迁移动因及其城市化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如高尔（A.J.Goale）和胡弗（E.M.Hoover）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1958），利用资本/产出比例来计算印度不同人口规模的资本存量的变化，从人口规模、增长速度和年龄结构来分析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高人口增长率会导致资本供给和资本积累减少、经济发展缓慢。布里斯（Breese）的《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1966）、劳瑞（S.Lowry）的《迁移大都市的增长：两个分析框架》（1966），分析了城市化中出现的人口过度密集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城乡关系失衡、贫困问题等。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于1970年发表《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与失业模型》，提出了自己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在没有剩余的条件下流向城市，会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而影响农业发展，而城市会出现普遍失业，因此要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关注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均衡问题。普雷斯顿（S.Preston）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一项人口学的重新评价》（1979），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彼得·霍尔（P.Hall）于1971年提出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将生命周期引入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有一个从“年青的”到“年老的”的增长、稳定、衰落的演变过程，然后再到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布赖恩·贝利（Brian J.L.Berry）成书于1972年的《比较城市化》，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说明尽管各国城市化存在共性，但城市化的道路各不相同，其差异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

20世纪80年代，西方城市化理论走向成熟和多元，人口城市化和城乡人口变动的关系、城市发展的代价仍是关系的重点。联合国人口司的《城乡人口增长的模式》（1980）研究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沃纳·赫希（Wemer Z.Hirsch）在《城市经济学》中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了城市化和城市增长、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生产规模、土地利用以及住房、交通、贫困、犯罪、就业、环境、文化等诸多问题。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有些学者则从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问题。弗雷（W.H.Frey）（1988）对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下降和迁移作了分析比较，研究了“逆城市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塔弗（J.D.Tarver）（1995）阐述了非洲人口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克拉克（D.Clark）（1996）提出了“城市世界”的概念，未来几十年城市化仍将迅速发展，世界正在变成城市地区。布劳克夫（M.Brokerhoff）（1997）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金斯（G.Jones）（1997）系统分析了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的城市化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不仅来自乡村——城市人口迁移，而且由于城市人口自身的自然增长，城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城市人口增长率的迅速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的就业问题；城市化和地区发展的联系问题。金斯受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响，不仅重视城市贫困问题，而且特别注意城市规模问题。”^[9]这些学者还都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纵观国外城市化的研究进展，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比较成熟。国外的城市化研究尤其是人口城市化研究，主要沿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初期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入手，进行了城市化定义、世界城市化过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城市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生活方式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地域空间组织结构变化等的研究，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方向、全球化和城市化发展新趋势等也作了前瞻性思考。

西方经典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人口基础决定了城市的发展的分布；第二，社会剩余产品的等级分配及市场要素区位的差异决定城市的等级体系；第三，重商主义、资本积累、贸易决定了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进程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则恰恰相反，表现出高人口增长，过度城市化与滞后工业化，城市病与人口爆炸相伴生。值得强调的是西方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的研究是建立在依附理论及‘核心—边缘’概念基础上的，认为发达国家是世界城市体系的核心，而发展中国家则多数是世界的边缘与外围，发展中国家分工、贸易、产业发展主要是依附于核心（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10]与此同时，国外城市化研究还对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小城镇发展进行研究，对过度城市化也有较深刻的反思性研究。

当前，关注研究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要具备全球化视野、现代化思路、工业化实践、信息化触角，才能够把握机制，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系列课题，引导并推动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二）国内城市化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没有正面提“城市化”，相关研究也很少。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到“十二五”末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56.1%，但距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国际上，城市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新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城镇化的两项预期性指标：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将分别提高3.9和5.1个百分点（即分别达到60%和45%）。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城市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与模式的探索、农民市民化研究及城市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变化的研究。

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9年到1983年，明确中国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第二个阶段，1984年到1993年，提出并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有许多拓展；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城市化重要性的认识发生变化，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从研究内容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们对城市化理论开始做一般性阐述，所论涉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一般过程、空间展开形式，等等。由于最初的城市化道路之争是从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正确道路的立论开始的，城市规模就成了最初讨论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镇论”及与之相对的“大城市论”，随后又派生出“中等城市论”与“大中小论”等。周一星突破了城市规模单一取向的框框，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结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夏振坤与李享章提出了城市化道路的“三阶段论”，孟晓晨提出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双轨归一说”。1989年12月《城市规划法》的颁布，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了官方的选择。^[11]1988年，杜受祜、丁一主编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叶维均等主编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初探：兼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2本论著，阐述了中国本土城市化道路。

以小城镇热为动力，城市化理论研究进入制度层面。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0年“11号文件”的发布以及城市化问题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为标志，城市化问题从民间“热”到了中央。胡鞍钢应用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对照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樊纲用我国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做比较，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为避免我国城市化面临市场窒息的威胁，同“马尔萨斯——洪吉亮”死亡阴影赛跑，中国的城市政策第一次从其他核心政策配套层次上升到了核心政策层次。在1999年的“保八”战役中，城市化被发现是应该可以长期拉动内需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大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是减少农业人口，于是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成为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对于怎样推进城市化以及发展什么样的城市，大多数人的回答还是走小城镇化的道路，中央政府也再次选择了重点发展小城镇的道路。“城市化”一词也因此被“城镇化”所替代而不再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了。有许多研究对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做了深刻反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集中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剖析与批判，总体上着眼于二元结构向一元体制的转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制度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特别是在西方制度经济学各阶段各流派思想的启发下，研究的重点开始向系统的城市化制度创新方面努力，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成果还不多。^[12]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经验以及西方城市化研究成果被介绍到我国，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高珮义的《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13]，这是一本对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客观描述了世界整体和不同类型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特点和趋势，论述了城市化的普遍原则和理论基础，提出了实施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国外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城市病与发展病，促成我国长期以来控制大城市发展并对小城镇化道路产生认同。人们关注城市体系、城市规模分布、城市规模效益问题，还把发展经济学理论如二元论用于分析城市化机制。但大多没有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过分地关注我国城市化发展个性的一面，对城市化理论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则显得很不够。可以说，城市化理论研究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14]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研究热潮持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学术影响的书籍，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

2007年，倪鹏飞、骆克龙等的《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城乡双赢：以成都为案例》，通过回顾相关研究，形成城市化道路分析框架，据此对成都城市化发展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城市化理论、一些国家的教训、中国的实际以及成都的经验，提出城乡双赢的新型中国城市化道路，并对其战略目标、制度设计、管理创新、政策安排进行初步的勾画。^[15]周铁训的《均衡城市化理论与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16]，以均衡城市化为核心，运用相关理论，对世界城市化进程进行均衡分析和比较。

2009年，范恒山、陶良虎主编的《中国城市化进程》^[17]，概括了城市化进程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曲折发展时期、快速发展时期和科学发展时期。60年的城市化进程，波澜壮阔、成就斐然，但还面临着不少新问题与新挑战，如户籍、土地、社保和就业等制度供给相对不足、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持续恶化、城市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相对不完善以及城市化发展中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等。^[18]陈甬军等在《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19]一书中，以产业演进发展、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互动为研究主线，围绕中国如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初步构建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框架。仇保兴的《应对机遇与挑战：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主要问题与对策》^[20]，作者避免了传统城镇化研究与城乡规划两张皮的割裂现象，阐明了城镇化战略决策和城乡规划变革的应对之道。同时，将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作为中国的决策参考，并归纳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C模式”。

简新华的《中国城镇化与特色城镇化道路》^[21]，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外城镇化理论、国外城镇化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内涵和道路选择。徐和平在《经济发展中的大国城市化模式比较研究》^[22]一书中采用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及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及经济变迁的角度，深入研究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城市化演进的规律，并对各国城市化模式及其政策进行全面的比较，希望为当今我国城市化理论与政策提供宝贵的经验。王勇辉的《农村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的国际比较》^[23]，以横向的国际比较为分析主轴，为中国农村城镇化和城乡统筹提供前瞻性的思路借鉴。厉以宁主编的《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24]，全书收录十六篇论文，涉及农业产业化、大学生就业、城市经营、农村社区建设、人口转移、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现代化等问题。厉以宁先生在“序”提出：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中国面临着双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王振中的《中国的城镇化道路》^[25]，探讨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等问题。华生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26]，作者指出：目前城市化转型面临的问题是“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新三农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要从“土地城市化”真正走上“人的城市化”，其核心是重新调整“土地开发权”的分配，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的普遍升级。《城市化的中国：机遇与挑战》^[27]，探讨了城市化的世界：释放新兴市场潜力、创新公租房制度设计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中国的发展挑战与政府的角色、民众：亟待开发的资产、科技引领智能城市等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8]的出台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2014）》^[29]，研究了中国城镇化的道路、模式和政策。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30]，在尊重历史与国情的基础上，观察中国城市化的真实现场，解读背后的制度安排，保护农民返乡权利，防止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城市化道路。文贯中的《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31]，作者关注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认为这是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所在。赵俊超的《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32]，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直面城镇化过程中热点难点问题，带来城镇化改革十问，深入探讨并试图破解改革与城镇化问题。李铁的《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33]，认为低成本城镇化不可持续，需靠改革推进。徐绍史、胡祖才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34]，聚焦新型城镇化领域的重大议题，汇总关键领域的主要进展，反映观点和共识，介绍国际合作成果，发挥政策解读、引导发展的作用。

（三）农民市民化研究

农民市民化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学者们给予了殷切关注。王春光在《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文中，“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35]钱文荣、黄祖辉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借鉴人口迁移理论，描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市民化的进程”^[36]。路小昆等的《徘徊在城市边缘：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殷晓清的《农民工就业模式对就业迁移的影响》、赵晔琴的《居住权与市民待遇：城市改造中的第四方群体》、张文宏和雷开春的《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姚俊的《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调查——基于苏南三市的实证分析》等，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总之，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世界城市化大潮，也为城市化研究提供了最大最好的样本。国内学者们关注城市化的作用、问题、后果、路径选择、保持小城镇建设的研究热情等，所取得的成果丰富了世界城市化研究的理论，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实践有指导和借鉴作用。当前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学者们要更多地关照城镇化建设主体——农民，从农民工就业、农民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移民政策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方面阐述了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向城市居民转变的流动趋向以及遇到的各种瓶颈问题，积极寻找其解决途径，从而促进政府社会政策的健全和完善。

（四）村落变迁研究

国外社会学界特别是欧美等国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起步较早，进化论、循环论、均衡论、冲突论等社会变迁理论已较成熟；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的微观实证性成果很丰富，如《乡村社会变迁》描述美国乡村的文化变迁及现代化过程（罗吉斯、伯德格，1988），《农民的终结》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铁律打破原有的平衡，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带来“小农的终结”（孟德拉斯，2005）；费正清研究了中国的传统与变迁，杜赞奇分析了文化、权力与国家的关系；黄宗智、陈佩华、Jonahan Unger和Richard Madsen基于广东陈村调研等多部著作。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掀起乡村建设与村落研究热潮，如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验和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关于村落城市化，代表作有：《阐释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周晓虹，1998）；《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实地调查广州40多个城中村400多个个案，《研究城市化中村落演变的过程》（李培林，2004）；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周大鸣的《南景村研究》，王春光的《北京“浙江村”研究》，折晓叶的《“万丰村”研究》，王铭铭的《“美法村”“塘东村”研究》，毛丹的《尖山下村研究》，于建嵘的《岳村研究》，陆学艺等的《“行仁庄”研究》以及林毅夫的《“建设新农村”倡议》和郑杭生《对“农民市民化”的重视》，还有张厚安、徐勇、贺雪峰、肖唐镖、赵秀玲等学者的著述，视野开阔、角度多元，研究已从乡村田野实证走向中国经验的理论归纳，为当代中国村落变迁研究奠定了宝贵的研究基础。

城市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变迁。在社会结构变迁理论中，艾森斯塔得提出一个“整体性变迁”和“调适性变迁”的概念分析框架。^[37]中国的变革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封建主义体制下的社会分层结构，而且在根本上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分层机制。德国社会学家E.滕尼斯在他1887年出版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38]一书中，开创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迁的类型学分析方法。他把人类社会分成两种类型：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前者指传统的农村社会，后者指城市社会。滕尼斯把“礼俗社会”看作“富有生机的整体”，认为“法理社会”不过是机械的集合体。滕尼斯是最早研究城市社会特点的学者，他对城市社会进行分析中所运用的相互对立的“理想化类型”，成为后来许多社会学家沿用的分析模式。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1858—1917）创造了另一种相互对立类型的模式。但是他认为农村社会的基础才是一种“机械联合”，城市则建筑在“有机联合”的基础之上。城市内尽管有非人格化、疏远化、异质化和竞争等种种问题，但它与“机械联合”相比，毕竟是一种进步。^[39]鉴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影响，1967年法国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命题。他指出：“农村人口外流也带来外流地区的衰落，素质最好的人员出走了，社会僵化了，农业固守成规，农民带着怀旧的忧伤情绪回顾失去的往昔。”^[40]因此，他提出了“小农经营模式的将逐渐消失”的判断。他也关注到“逆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闲暇时间和退休时间的延长引起城里人向乡村和小城市迁移，这种迁移可能是每周一次的，也可能是季节性和终身的，由此造成了第二住宅的大量增加”^[41]，也由此带来乡村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在本土学者中，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一书，对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弓弦村的研究开启了国内学者以现代社会学范式研究村落变迁的先河。费老一生关注该论题，晚年还一直关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基于中国特殊性的制度背景观察，毛丹独树一帜地尝试采用了通常人们用来分析中国公有制组织体制的单位制的分析范式来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的变迁。在对浙江萧山的尖山下村的研究观察中，他指出，乡村大办工业可以引起所谓的“乡土社会”走向“法理社会”的变迁。^[42]受孟德拉斯的启发，李培林在“城中村”研究中提出了“村落的终结”的命题。他指出：“城市现代化的铁律和村落集体对这一铁律的‘抗拒’形成了人们担忧的冲突。广州‘城中村’的情况，或许有其许多超阶段发展的特殊性，但它预示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各种冲突是有普遍意义的。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43]

由于中国这种急速的城市化特点决定了其村落终结是一种政府推动的制度变迁，也就是一种“转制型”的城市化。这与完全市场主导的市场型城市化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中国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结构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也难以调解目前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现实问题和法律关系。因此，需要制度转型，以规范市场条件下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实现村落向城市的转型，即村落的终结。^[44]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45]“城中村这种‘村社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46]，城中村也有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应当完全终结。

我国学者把城市化与村落变迁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多。通过CNKI（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显示：1956年到2016年10月，中国学者研究“村庄”的论文有5073篇；1936年到2016年，“村落”研究的论文有5204篇；“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论文有2085篇；当输入关键词“城市化”“村落”时，论文寥寥，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47]关于村落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中国村落变迁的研究范式、理论及路径研究。目前，学界正尝试从多个角度、多种范式、多条路径、多样化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村落的变迁。毛丹的《村落变迁中的单位化——尝试村落研究的一种范式》，研究了村落变迁中的单位化问题。他在《村庄的大转型》中，“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48]杨建华的《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细致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如上学、参军、做工、经商、办厂、通婚、分家、节庆仪式、纠纷解决等的追踪、描画、解剖、透视，观察村民与社区、村民与市场、城市、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分析阐释村落现代化的变迁发展过程。桂华的《城市化与乡土社会变迁研究路径探析——村落变迁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以村落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城市化实践与村落性质的双重标准，通过区域比较，将乡土社会变迁过程具体化为区域类型下的村落变迁过程。樊红敏、贺东航的《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检视与拓展》，则从农村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呈现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描述农村社会变迁的变动性、片断性。谷家荣的《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村庄表述》，“从人类学研究角度，全面梳理村庄历史记忆、现实表征以及村民异化的现实生活逻辑，进而有效地表述中国整体社会”。^[49]此外，还有学界从矛盾的分化整合理论、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内卷化的概念理论、非农村庄的内源性发展等多角度阐述了中国村落变迁的理路、模式和途径。

2.村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村落空间的变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转型以及村落空间的变换，因此，近年来学界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晓毅的《资源独享的村庄集体经济》中提出：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并非农村工业化的产物，也不完全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孙秀林的《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用全国性的大样本来考察经济、政治和组织因素等多重因素对乡村民主的影响。^[50]郭星华在《构建和谐的中国农村社会》提出：“当代中国农村的变迁过程就是‘类单位制’的建立与解体过程，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正面临着重建的问题。”^[51]此外，学界还从土地流转、农村生产方式、国家权力与村落自治的关系、农民的闲暇生活、农民的身份与心理嬗变、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阐述村落变迁的各个方面。

（五）研究缺憾和努力方向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取得较为丰厚的成果，为村落研究提供了许多丰富资料和经验启示。但是，现有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来加以弥补，这也正是本项研究努力的方向。

1.缺少对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主体的心灵关照。

城市化是涉及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的社会变迁，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行为主体，学者们给予的关注是不够的。中国农民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村落变迁？农民在城市化进程村落变迁时的真实意愿是什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是如何应对的？村落精英们在村落变迁中的角色和作用如何？让人忧虑的是，无人去关注和深究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一些政府决策仍有计划经济旧思维色彩，还习惯于自上而下的“为民做主”，存在想当然、拍脑袋决策现象。一些政府决策部门在提出村落变迁指导性意见时，却没有去问问农民自己的意愿，基层治理中也很少让农民参与城市化政策的论证和评价；学者们也较少关注农民对于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甘苦、诉求与期望。

有人也许会说，当前走城镇化道路就是为农民着想，是符合农民利益诉求的，但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当前各地推出户籍新政，农民进入中小城市、小城镇已没有太多政策障碍，但不少地区的农民却不愿意进入城市、也不愿意被“市民化”，这在理论上如何解释？所以，现有的不少研究缺少事实分析的基础，或虽然从经验事实的采集、分析为起点，但未深入农民日常生活，使整个村落变迁研究处在零散和简单归纳的前理论状态，有待立足“社会事实”，着眼农民这个变迁主体，做更系统的理论综合和深度研究。

2.缺少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条件因素的分析和变迁特征概括。

现有的不少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多将重心定位于全景式描述村落变迁的历程，对千差万别的村落的个性、特质、类型关注不足。我国的村落可分哪些类型？不同形态的村落变迁路径有何不同？其特征有哪些？研究者只知共性不知个性，因此也未能对村落变迁的各种条件因素进行分析，对村落变迁的内涵特征进行概括，难以形成整体性兼具个性化的理解与阐释。如果说中央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顶层设计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那么，广大学者就要从村落这个微观视角出发，用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去研究这一问题，以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与建设浪费。

3.缺乏对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目标方向、内在规律的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变什么？怎么变？村落变迁是否一定要政府主导？村落有无自变迁能力？在当前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仍然残存传统城镇化的路径依赖，土地城镇化突出，人口城镇化不足；一些基层政府喜欢用行政命令“抓”城市化，“主导”或者说是“主宰”村落变迁，而一些村落就坐等“被城市化”，市场主体“育”的功能得不到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激发，村落变迁发展停滞或倒退。如何更新村落变迁的思路，根据不同类型的村落形态探索不同的变迁路径，探寻蕴含在村落变迁实践中的内在规律，提升村落自变迁能力，是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实践与研究中的紧迫课题。

4.缺乏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制度体系尤其是制度合力的综合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理论、社会变迁理论研究已经深入到制度层面，但对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制度体系缺乏全面综合的研究，尤其是各项制度如何才能形成合力更缺乏研究。我们不仅要逐一检视阻碍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农民市民化的各种障碍，对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就业医疗与社会保障等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而且要对各项制度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以期形成制度合力，促进城乡融合，走城乡一体化道路。

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且走了不少弯路。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正处于一种多时态共存的复杂多元的状态：我们正背着封建遗存走在现代化的路上，扑面而来的是全球化、后现代化的影响，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几乎出现在同一时空；我们既要受传统思维、前现代化的影响，又要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冲击；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着急追赶现代工业文明，又要去补上工业化未充分发育、生产力不够发达的课。

上述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当今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是在复杂的情境、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村落，不可能同步变迁，不可能按部就班，只能因时而变、因势利导，走不同的变迁之路。这也要求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理论需要有独特视角、需要重新阐释、需要范式转换，本课题想就此作理论研究、社会学知识更新的努力。

就本课题拟讨论的诸多问题而言，目前尚无专门性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