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城市化的演进和水平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将和美国新技术革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之一，会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统计数据表明：“在200年前的1800年，当时全世界的城市化率仅有3%，到1850年达到7%，1900年为15%，到2000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达到48%。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6.2%，比1978年提高18.3个百分点。”^[14]如图2—1。

图2—1 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图2—2 我国城市（镇）化发展态势^[15]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要积极探索新四化融合的具体模式，让新型工业化成为发展动力，农业现代化成为民族复兴的基础，用信息化推动各方有机融合和健康快速发展，用新型城镇化搭建机会平台、发展平台，以让“新四化”相互促进、同步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促成了村落变迁和人口大量迁徙，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率快速上升，如图2—2，照此速度到2050年预期达到76%左右。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人口大幅攀升，城市数量急剧增加。“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市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16]

城市化早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17]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民工转移就业，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和城乡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幅提高。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发生了重大转型，实现了从农业社会为主体、农业文明占主导的国家向城市社会为主体，现代文明占主导的国家的变迁，城乡人口比例的转变是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累计变迁的结果，同时又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将与以前几千年的格局大相径庭。与之同时，社会职业结构、公众价值观念包括文化风俗等，也已经和即将发生深远的变革。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18]这标志着我国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已从乡村型社会为主体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我国城市化率虽然快速提升，但与美国、日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图2—3。

图2—3 中国、美国、日本城市化率比较（WIND、易贸研究中心）

由于传统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以真正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计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是巨大。

从发展方式看，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有明显“自上而下式”的政府主导色彩，政府进行着资源配置和各种问题的处理，市场处于从属地位或被排除在外。“政府既是城市化战略的制定者，也是城市化制度的供给者，还是城市化进程的执行者，在劳动力等要素的转移和集聚、城市内空间布局与区域城乡间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基础和主导作用。”^[19]“一系列严重违反市场规律的刚性制度，限制城乡间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在交换、就业、福利分配等方面的双重城乡体制给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村人构筑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人为地阻碍了城市化进程。”^[20]由于政府过度介入干预，忽视市场需求，过多依赖于投资，投资效益和产出不高，城市化进程出现曲折、波动和停顿，发展质量和水平都有待提高。城市化发展到现阶段，已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即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在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市民化滞后。2.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3.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4.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5.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6.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21]这些问题必须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