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古代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主潮（上）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学术新传统的确立与贯彻，社会学研究日益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并最终形成了一元化的研究局面。1954年至1955年，对俞平伯、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揭开了社会学研究主潮的序幕，批俞批胡运动实质上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打倒。而后至1956年，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同时被赋予了古代文学研究学术新权威的地位，由此确立了学术新传统的方向与榜样，彼此一“破”一“立”，泾渭分明，相互呼应。同年“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新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得到初步复兴和繁荣，无论是研究广度还是研究深度，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都有新的开拓和成就。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兴起，古代文学研究遭遇到了严重的冲击，一大批学者和研究论著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甚至否定，尤其是接踵而来的“兴无灭资”、“厚今薄古”等“左”倾学术运动的兴起，直接影响并重创了高校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活动。1960年至1962年，在纠“左”政策的指导下，古代文学研究又走向了短暂的复苏；但自1963年开始，随着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极“左”思潮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了严重的庸俗化和泛政治化道路，最终异化为“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学术—政治”批判，由此也宣告了古代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主潮的结束。

第一节 俞平伯、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之初，古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人民性特征的白居易、杜甫、关汉卿、《水浒传》等少数作家作品上。1953年，在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号召文艺工作者要“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艺术遗产”，为当代文学艺术工作服务。[1]于是掀起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热潮。俞平伯新中国成立后的红学研究正是这股热潮的一部分。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受到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学者的批判，并且在最高领袖的指示下最终演变为一场批俞运动。此后又由批俞运动演变成批判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运动，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打倒。

一 俞平伯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

1952年9月，俞平伯在对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修订、增删的基础上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此后两年间作者陆续地发表了一系列的红学研究文章，如《红楼梦与天齐庙》、《红楼梦简说》、《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红楼梦简论》等，[2]其中《红楼梦简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虽然对“自传”说作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仍然继续坚持新中国成立前所形成的“钗黛合一”说、“色空”观和“怨而不怒”风格说等红学观点，于是引来了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等人的严厉批判。

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先是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先投给《文艺报》，被拒后转刊于山东大学《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与此同时，两人又在同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一文。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不仅充分肯定了李、蓝的批判行为，而且还给他们的批判定性为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开火。”“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拦阻‘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0月24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袁水拍《责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对容忍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和屈服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了严厉的责问。

由于毛泽东亲自过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于1954年12月8日召开了扩大联席会。会上，郭沫若、茅盾、周扬分别作了《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些发言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而展开的。从此，一场由学术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运动便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些批俞文章结集为《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四集，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发表的批俞文章129篇。这场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发起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其批判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集中批判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以资产阶级唯心论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研究。

李希凡、蓝翎说：“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因此，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3]此后，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又进一步归纳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原则性错误：“首先，俞平伯先生以主观主义变形客观主义态度批评了《红楼梦》，把《红楼梦》看成一部自然主义写生的作品。因而否定了它的现实价值，歪曲了作者的创作方法。其次，正因为俞平伯先生不能从正确的阶级观点出发全面地去接触《红楼梦》的内容问题，也就必然地使‘红楼梦研究’的某些见解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以部分偏概全面的琐细考证上，结果是歪曲地解释了《红楼梦》的内容。再次，由于俞平伯先生离开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因而在批评作者的态度时，就只能从形式上把它总结成：‘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4]

对于俞平伯红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在毛泽东批示之后的批判中更加突出。如何其芳指出：“从胡适到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作品”；“把文学艺术看作离开社会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现象，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5]程千帆指出：“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意见，不论是表现在其旧著作《红楼梦辨》或其新著作《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中的，都彻头彻尾地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观点。这种观点，就文艺的范畴来说，则是力图抹煞文学艺术本身及其美学思想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唯物论，而代之以披着客观主义外衣的主观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心论。”[6]王瑶则从政治高度分析了对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的必要性：“俞平伯先生的错误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重视，除了问题的本身以外，就因为它表现出了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阶级斗争的面貌是非常复杂和尖锐的，它必然也会反映到我们研究工作的领域中。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这一次的讨论，结合对于自己工作和思想的检查，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我们的思想和研究工作都提高一步。”[7]

二是在具体问题上重点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自叙说”、“色空”观、“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等沿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方法的错误观点。

1.批判“自叙说”。李、蓝认为“自叙说”的根本错误是“将书中人物与作者的身世混为一谈”，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像贾氏衰败这样“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问题。俞平伯从“抄家、自残、枯干”三个原因解释贾氏衰败，“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结论”。事实上，“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8]

2.批判“色空”观。李、蓝认为：“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现，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而只能是表现这个观念的影子。”“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9]毛星则认为俞平伯的“色空”观念含混，“有时指的是色欲，有时又指的是爱情，有时又泛指人生”，如果把“色空”观解释为这样的含义，那么《红楼梦》“就变成了一部劝善戒淫、反对恋爱或主张逃世的‘善书’、‘道书’，和‘太上感应篇’一类书的‘思想价值’简直没有什么区别，而《红楼梦》的现实意义、《红楼梦》的人民性也就几乎可以化为乌有了”。[10]

3.批判“钗黛合一”说。李、蓝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作者所创造的肯定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薛宝钗的形象则与前二者恰好相反，她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所需要的正面人物。”俞平伯主张“钗黛合一”说“便调和了其中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11]聂绀弩也认为“钗黛合一论”“就是说钗黛两人之间没有矛盾。但钗黛之间的矛盾是《红楼梦》中的关键性的矛盾，是一切矛盾的主峰”，因此“钗黛合一”说“是直接、干脆、全部、彻底地否定《红楼梦》的”。[12]

4.批判“怨而不怒”说。李、蓝认为俞平伯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实质上“是他对红楼梦创作的自然主义见解的另一表现”，这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反封建主义意义是截然相反的。[13]徐嘉瑞也认为俞平伯的“怨而不怒”风格说抹杀了《红楼梦》作者的“反抗和斗争精神”。[14]

通过一番批判后，俞平伯在1955年第5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认识到“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不能局限地意味着这只是对某一特定文学名著理解的分歧，而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斗争”。并且检讨了自己“前后断续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主要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的表现形式是多端的，无论是属于大胆的假设也好，猜谜式的梦呓也好，烦琐的所谓考据也好……基本上只是主观主义在作祟”。[15]

二 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

由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源于胡适，所以由批俞运动又势必延伸到批胡运动。在1954年批俞运动刚刚开始时，陆侃如就发表了《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中国学术界残存的毒害》和《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16]等文章，拉开了批胡的序幕。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上，郭沫若发言《三点建议》指出：“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他被称为“圣人”、“当今孔子”。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还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17]郭沫若对胡适的批判作了明确的定性，认为胡适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批判胡适就是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遗毒影响。1955年第1期《学习》杂志刊载了《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一文，指出：“按照事实来看，唯心论思想在我国社会中不但不是已经销声匿迹，而且是在许多方面还在实际上占着优势”，“不去毁灭唯心论思想的堡垒，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就不能建立巩固的阵地”，因此文章召开大家“应当从各个方面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于是在1955年批俞运动的同时又进而追本溯源，开展了清算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影响的批判活动。

1955年对于胡适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就对其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批判胡适古代文学研究赖以依存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何其芳指出：“胡适的哲学思想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学派之一……它否认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它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所说的‘真理’，不是以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标准，而是以令人满意和有效用为标准。……他提倡这种反动的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教人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18]毛星也指出：“胡适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的一种，这个‘主义’的最根本性质，是它的根深蒂固的反人民的立场。”[19]高清海认为：“实用主义哲学不仅通过宣传宗教和信仰替反动的资产阶级服务，并且直接以其哲学理论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作辩护，它的主要目标就是指向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胡适把这种反动的哲学贩运到中国，目的也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替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替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作辩护。”[20]

二是批判胡适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古典文学研究。包括总体性的批判，如林淡秋指出：“胡适的文学思想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想，是他的实验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哲学思想的亲骨肉”；“胡适所谓‘人的文学’，一句话，就是描写抽空了社会阶级内容的‘人性’、‘人道’和‘人生’的文学。”[21]胡念贻指出，胡适的文学研究是和“他的那一套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不开的。他所写的许多关于文学的论著，就是实用主义在文学上的具体运用。不论他是在解释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好，在考证作者和版本也好，在谈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好，都是离不开他的这一套观点和方法的”。[22]有人甚至对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作了完全的否定：“胡适二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只是一系列的破坏工作。他以考证来麻痹人民，以比较研究法来侮辱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文学传统，以形式主义来歪曲优秀古典遗产，从而体现其反动的政治任务。胡适的学术活动同他的政治活动是完全一样的彻头彻尾的反科学、反祖国、反人民。”[23]也有不少学者集中于对胡适古代文学研究考据学方法的批判，如何其芳指出：“胡适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完全是和他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他研究文学作品总是避开它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不谈，或者加以歪曲，而去津津有味地考证一些次要的枝节的东西。他提倡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风气。……这引导人脱离政治，忽视当前的重大问题，也看不见文学作品的倾向性和思想性。”[24]詹安泰也指出：“胡适提倡这样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引诱人们专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专做枝枝节节的工夫，阉割掉整个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一方面使人们脱离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现实，关在房子里做其‘钻牛角尖式’的考证工作：这就在其否定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种重要任务中，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25]

与俞平伯相比较，对于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显然更具政治性，也更为严厉。如果说对俞平伯的批判还带有一定的学术性的话，那么对胡适的批判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场论是非。这是因为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学术“代言人”，虽然于1949年离开了大陆，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界依然具有很深的影响力。因此，只有彻底根除胡适的思想和学术影响力，打倒资产阶学术旧权威，才能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学术研究新体系。

批俞批胡运动还波及对其他一些研究者及其著作的批判，如周汝昌及其《红楼梦新证》、何心隐及其《水浒传研究》、周贻白及其《中国戏剧史》等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批判。

这场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发起，在毛泽东直接干预下的批俞批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贯彻与实施，是以现实主义、阶级性等为价值导向的社会学批判范式在向来显得比较保守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实践。批俞批胡运动以迅雷之势迅速地打倒了以考证方法为主体的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也打倒了古代文学研究中以胡适为象征的学术旧权威。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批判运动快速彻底地清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就确立并巩固了学术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以及文学和文化批判中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这场学术批判运动也扶持了一大批新生力量，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学术界输入了新鲜血液。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重大缺陷也显而易见，就是以激进的政治批判方式进行学术批评，批评的双方不是处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批评中的政治意味十分浓厚，教条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也十分突出，因而其中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观点和意见。这些错误观点和意见以及激进的批判方式对后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

第二节 鲁迅：古代文学研究新权威的树立

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彻底地打倒了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在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的同时，必然要树立起能够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术新权威。而要寻找这样一位学术新权威，不仅要求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有相应的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能在政治上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充分认可，鲁迅正是具备这样双重条件的最佳人选。

一 政治—学术双重身份的确认

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健将，首先是从政治上得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并给予极高的评价。1937年10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从政治上确认了鲁迅的崇高地位，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说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毛泽东认为鲁迅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由此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26]“政治”、“斗争”、“急先锋”等政治观念是毛泽东认可鲁迅的契合点。此后，毛泽东又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文化上定性鲁迅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7]

认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所有这些评价几乎都是从鲁迅的政治性着眼的。可以这样说，首先是由于鲁迅的政治身份使他得以被确立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权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面旗帜。

1942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六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鲁迅先生》。社论指出，鲁迅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个中国近代的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解放底战士，中国共产党底良友与战斗的同志”。这是解放区官方对鲁迅的政治身份与地位所进行的高度评价和确认。1952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鲁迅的政治身份与地位的再次确认。社论从革命爱国主义的政治高度倡导向鲁迅学习，认为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崇高的、热烈的、革命的”，因此，“他对于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深恶痛绝；对于一切先进的、发展的、革命的东西则梦寐以求”。同时社论还认为鲁迅“对待民族遗产的态度，和他对待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都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分不开”，因为“有了革命的爱国主义，才能正确地批判与接受过去所有的民族遗产”。这为鲁迅在政治上得到中国共产党认可的前提下，由文化权威过渡到学术权威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宋民间之小说及其后来》等，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校录《嵇康集》等。其一，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如胡适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28]郑振铎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29]阿英称《中国小说史略》“披荆棘、辟草开荒，为中国历代小说，创造性的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画图”。[30]其二，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十分注重传统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如他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前就辑考《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小说文献，文献考据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提炼是文献考据的升华，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其三，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善于抓住现象剖析本质。王瑶认为鲁迅“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中找出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31]其反复为所称道的典范之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即是如此。

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发表了社论《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社论指出：“鲁迅对于研究古代作家和作品，用过工夫，做出了榜样。”这样，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为契机，在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被打倒之后，鲁迅凭着为中国共产党所高度认可的政治信誉度和古典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理所当然地被推定为无产阶级学术新权威而成为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二 古代文学研究新权威的树立

鲁迅作为学术新权威的树立也得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评骘和确认。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前后，学界从学术研究的态度、目的、内容和方法等几方面对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评骘，从而突出了鲁迅在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权威性。

第一，从学术研究的态度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态度，能够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遗产。褚斌杰说：“鲁迅先生对于文学历史的发展，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的。鲁迅先生一方面提出了新旧文化发展的必然关系，一方面也谈到了新文化创造者在继承旧文化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不是兼容并蓄，也不是完全割断，而是有所承传，也有所择取。这就是鲁迅先生与当时的对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态度者截然不同的地方。”[32]刘绶松也指出，鲁迅在“五四”以后与一切“遗老遗少”们作战时所发表的言论表明，他“一方面严格地批判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糟粕的东西，驳斥和粉碎了敌人的阴险企图，另一方面，又捍卫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鲁迅“以他的如炬的锐利的眼光，在广博的材料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作出了透辟的科学的论断，为批判地接受祖国文学遗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33]

第二，从学术研究的目的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是为了革命现实的需要，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张志岳指出：“综合鲁迅一生整理、研究古典文学的过程，始终是和他思想的发展、战斗的实践密切地结合着的。……鲁迅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的业绩就成为鲁迅全部事业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和人民革命事业也就有着有机的联系。无论从动机或效果上去考察，都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的业绩，几乎全部是符合人民的要求、革命的要求的。”[34]也就是说，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为了民族解放斗争，是与人民革命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从学术研究的内容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善于在研究中挖掘出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优秀文学遗产。王瑶指出：“鲁迅先生读了很多的古书，但不只未为古书所俘虏，而且更明白了历史的真相，加强了他战斗的坚强的韧性。他分清了传统文化的积极面与消极面，而且能合理地给以正确的批评，因而接受遗产与反封建并不发生相反的作用，而是相成的。他懂得了‘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礼教秩序发生了强烈的憎恶，像瞿秋白先生所说的，他是封建宗法的逆子。而从古书里，不但增加了他反封建的战斗意志，也使他对敌人特别了解清楚，增加了他战略和战术的敏锐性。”[35]张志岳也指出，鲁迅能够“从反侵略、反封建的意义上广泛的发掘了一系列的反抗性的作品，显示了中国文学的战斗传统”。鲁迅善于挖掘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的文学遗产，一方面体现在他十分注重民间文艺和民间传说。“他曾赞美过绍兴戏‘目莲救母’里的‘无常’，认为那无常说的‘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是‘何等守法，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能做得来么？’又介绍过也是目莲戏中的‘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也曾同情过‘水满金山’的白娘娘。”这些都“应该视为战斗文艺的源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鲁迅还善于在文人作品中挖掘出具有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优秀文学遗产。如他“喜欢屈原、孔融、嵇康等人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敢于暴露统治阶级的某些丑恶，代表了一定的人民意志，表现了一定的反抗精神，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36]刘绶松则指出，鲁迅论及《诗经》、《楚辞》、《史记》、清末谴责小说、陶潜、钱起等时，都是从战斗性、人民性的文学内容和意义出发的。[37]这些具有丰富的战斗性、人民性的优秀文学遗产有助于战斗文学的发展，有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这就是鲁迅努力挖掘它们的原因所在。

第四，从学术研究的方法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善于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即通过对作家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对作品时代思潮的研究来探讨作家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对此，鲁迅自己作了概括：“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认定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全面地考察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思想情况，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完全科学的态度，也是我们接受祖国文学遗产的正确方法。有了这种态度和方法，才不至于主观主义地对作品妄加判断，乱贴标签，以致厚诬古人，贻误来学。鲁迅的这个指示，的确是值得我们文学史工作者认真学习的！[38]

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全面的研究方法，不仅是要顾及作品的全篇和作者的全人，还要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正是紧紧掌握了这个方法，生动地描绘出魏晋时代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局势，便使我们眼前出现了魏晋作家的鲜明真实的面貌。[39]

褚斌杰也认为，鲁迅是“从历史社会的根源来解释文学的发展和现象，他认为古典作品的题材和形式，都是与产生它的时代相联系的”。因此，鲁迅总是“结合着当时时代的特点和政治情况，结合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的哲学思潮、风俗习惯”，来对文学的整个风貌和各个作家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就进行生动的阐述与研究。[40]

经过1956年学界的集中讨论和评骘，鲁迅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凸显和张扬，作为无产阶级学术新权威得到了学界的确认，从此被认同为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旗帜和榜样。

鲁迅作为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权威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新传统最终得以形成和确立。重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以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学术新传统，是新中国成立后古典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而这种学术新传统的最终建立和形成，即集中体现在古典文学研究社会学范式建构的完成及其成功运用。1954年至1955年的批俞批胡运动，有力地激发和带动了学术界的《红楼梦》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也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界首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深刻地剖析了《红楼梦》的社会本质和政治内涵，彻底地扫荡了曾经一统天下的考证派红学研究，并打倒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旧权威。然而学术旧权威的打倒并没有使学术新传统得到最终确认，因为在所有参与批俞批胡运动以及社会学范式建构的学者群中，还难以找到一位能够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足以与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胡适相抗衡的学术新传统的“代言人”，而鲁迅“政治—学术”的双重身份和地位正好契合了这一要求，当他被树立为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新权威之际，也就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的学术新传统得到了最终的树立和确认。从此，社会学研究范式在与鲁迅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贯通之后，日益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模式甚至是一元化模式。当然，鲁迅所运用的社会历史批评法与当代社会学研究范式虽然有很多共通性或相似性，但在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前者尚未提升到这一层次。然而，由于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其学术观点与见解具有创新性和深邃性，所以其古典文学研究往往能够透过现象洞悉本质，发人深省，给人警示。再加上鲁迅政治身份的特殊优势，遂使他最终被推上了学术新传统“代言人”与古典文学研究新权威的崇高地位，于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当代学术新传统及其社会学研究范式也因此增加了本土含量与学术分量，从而获得了相互增值的效应。

第三节 “双百”方针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复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简称“双百”方针，意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学术研究上的不同学派与观点可以自由争论，倡导文艺和学术问题要通过争鸣来解决，而不是行政强制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在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武训传》与《清宫秘史》、俞平伯与胡适以及胡风集团三次学术批判运动之后，“双百”方针的提出的确给文艺界和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转机和生机，同时促进了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在“双百”方针的激发下，古典文学研究界对过去以往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并且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建议。这些学术反思和独到建议直接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复兴以及社会学研究主潮的多元拓展。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反响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是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从国内背景来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取得了统治地位，国内主要矛盾由敌我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一直存在着教条化、庸俗化等“左”的思想影响，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独立思考、创作、批评和辩论的自由没有得到切实的维护和保障。这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是不相适应的。而从国际背景来看，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震荡，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重点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世界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先于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而后至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具体阐释。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也就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的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自由发展。”[41]陆定一对科学、文艺工作中独立、自由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强调，指出了学术研究的独特性。具体到学术批评来说，“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42]因此，“双百”方针的核心内容就是主张文艺和学术问题要通过争鸣来解决，而不是行政强制的办法来解决。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文化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强调了文艺与政治的区别，学术研究与政治批判的差异，主张文艺创作和学术批评要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批判了教条主义思想和庸俗社会学观念。

“双百”方针的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也得到了古代文学研究学者的快速回应。1956年7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连续发表了几组《笔谈“百家争鸣”》，二十几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对过去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的缺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建议。

第一，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钟敬文指出：“不管我们是独抒自己的意见，或批评别人的见解，我们的言论，一般必须有事实的根据，必须是经自己考量过、研究过的。它尽可以触犯那些学术界的权威，或者不同意流行的看法。但是，本身应当是结实的（或比较结实的），是依照科学的方法、态度去工作所得的成果。”[43]罗根泽也认为：“研究的应当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哗众取宠’”，我们应该“独立对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它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打算研究的某一具体的古典文学问题；批评则除了必须把研究者的对象作为自己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外，还要把研究者的成绩——即研究者的研究论著，进行研究。不但对前一对象应当是‘实事求是’，对后一对象也应当是‘实事求是’。这样，才能指导研究，推动研究，使研究工作逐渐提高”。所以，“我们如果是认真地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必须一方面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一方面又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来督促研究、纠正研究和提高研究，另一方面又开展‘实事求是’的反批评来督促批评，纠正批评和提高批评”。[44]余冠英则认为批评应该符合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与人为善。”[45]刘大杰也指出：“学术上的批评，不能采取对付敌人一举歼灭的战略，必须采用诚恳虚心的态度，用讨论说理的方式。如果盛气凌人，甚至乱扣帽子，这就不但不能帮助作家进步，有时反而引起作家的消极情绪。批评在理论上无妨尖锐，在态度上必要诚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批评的效果。”[46]

第二，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程千帆和王季思指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一直是严重的。这表现为在许多研究工作中，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某种概念出发；不是运用先进理论解决问题，而是将教条生搬硬套。如我们的文艺理论书籍，就很少从中国历史的和现代的实际来谈问题，分析作家总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分析样式总是史诗、抒情诗、戏剧。自然，谈到这些，完全是可以的，有时还是必要的。但它决不能代替我们民族自己的成就，和祖国古典文学特有的发展规律（不论是形式或内容方面）。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及其后果，就使得大家的研究往往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终于争鸣不起来。”[47]也就是说，教条主义不清除，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双百”方针就不能得到实质性的贯彻。

第三，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进一步扩大。詹安泰说：“我们三千年的文学遗产是无比丰富的，其中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的作家和作品为数也很多。可是，检查一下我们所已经提出的论题却寥寥可数，除一些最杰出的古典作家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以及一些最杰出的古典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之类以外，连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的如鲍照、韩愈、欧阳修、苏轼等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48]舒芜也说：“古典作家和作品，迄未被提到我们研究日程上来的，还不知多少。”古典文学可研究的东西还非常多，如“古典作家的年谱”，“作品真伪的考辨，某些作品某些词句历来聚讼纷纭的各种解释，文学流派的研究，形式格律、字法句法、风格意境的探讨，五言诗究竟如何起源，词和曲的体制究竟从何时开始出现，凡此种种”，都可以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49]隋树森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作品的艺术价值，作者的历史，作品的文字训诂，关于作品的文献等等，都可以研究，外国汉学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汉学家）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介绍。”[50]

第四，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方法的多样化。谭丕模认为过去的古典文学经常碰到一些偏差：“一、不是把任何一种行动，都当做表示阶级特征；便是把任何一种行动，脱离阶级立场去评价。二、不是强调人物的个人环境而忽略了时代精神；便是抽象地谈时代精神而完全忽略了人物的个人环境。三、不是拿历史知识来代替文学知识；便是只强调作品分析而不结合具体历史。”因此，在“双百”方针贯彻的过程中应该纠正这些偏差，避免研究方法上的庸俗化倾向。[51]范宁也认为：“近年来我们很少看到研究文学和哲学思潮、美术雕塑、音乐、语言等关系的论文，也很少看到关于作者生平和作品版本与诠释的可供学术研究参考的著作。似乎有一条清规戒律，认为这些工作不是文学研究，甚至不算研究。凡写文章不谈‘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是形式主义者。研究文学只能研究文学作品本身，与文学有关的一切其他现象和问题，不在文学研究之内。这种把文学现象从其他相关的现象中游离和孤立起来的工作方法，使得某些问题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因此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多样化，而对过去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也应该重新审视其作用，并加以借鉴。[52]

二 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复兴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笔谈“百家争鸣”，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初步复兴起到直接的引领与推动作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至1957年“反右”运动的发动，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

一是古典文学研究广度的拓展。20世纪以来，在平民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强调人民性、阶级性、现实主义等价值导向，关注的也往往是小说一类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而正统的诗词曲赋因其注重抒情性却没有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古典文学研究这种狭隘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53]朱偰指出：“诗词歌赋，是人民文化生活的灵魂，我们要发扬民族文学遗产，存其精华，去其糟粕，则诗词歌赋好的一面，决不可一概抹杀。”[54]苏渊雷就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良传统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梳理：从精神实质上说，“人民性、战争性、现实性正是构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三大特征，为历代诗人所或多或少地继承着发展着的优良传统”。从创作方法上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已集中概括在‘六义’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虽然是外来词，它的精神实质，在最大的一段上，也还是和‘六义’中的‘赋’、‘比’、‘兴’三者相符合的”。从格律形式上说，“五七言、四八句的恰当形式，长短句的参差变化，天然音节和对偶声律的运用三点，确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经过鉴定的优良传统”。从风格上说，则有以“国风”、“离骚”为主的“温柔敦厚”、“芬芳悱恻”的风格，以汉魏乐府为主的“刻露清新”、“回肠荡气”的风格，以李陵古诗蔡琰悲愤等为主的“悲凉悽怨、沉郁顿挫”的风格，以陶潜谢灵运为主的闲适自然、峻洁淡远的风格。[55]龙榆生对词的艺术特征作了概述：“词是依附唐、宋以来新兴曲调的新体抒情诗，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艺术形式。它的发生和发展，由诗的‘附庸’而‘蔚为大国’，是和乐曲结着‘不解之缘’的。它的长短参差的句法和错综变化的韵律，是经过音乐的陶冶，而和作者起伏变化的感情相适应的。一调有一调的声情，在句法和韵位上构成一个统一体。”[56]胡忌则对“曲”与“戏”的区分作了分析：“‘戏’是综合性的艺术结晶，‘曲’是合乐的抒情的诗（广义的），所以在‘戏’里可包括‘曲’，决不能以‘曲’来代表‘戏’。”因此，元曲“仅指元代的散曲”，“元代散曲包括南曲和北曲”；元剧或元戏“指的是元代的戏剧，应该包括北曲杂剧、南曲戏文和院本”。[57]

“双百”方针提出后对诗词曲研究的重视也体现在个案研究上，一些过去几乎不会提到的诗人词人在此时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李商隐诗歌的研究，吴文英词的研究。前者如李长之《李义山论纲》对李商隐的爱情诗进行了研究，认为李商隐在爱情诗中“庄严地称赞他所爱的人”，“没有把她或者她们当作玩物”，“这在过去一般封建士大夫中，是难能可贵的”[58]。后者如陈廉贞《谈吴梦窗词》对吴文英词“被误解为‘晦涩’”的原因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说：“那末梦窗词的‘晦涩’，我们不应该怪作者，应该由自己来钻研解释。”[59]

二是古典文学研究深度的开掘。尤为可贵的是通过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积极推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开掘。如1954年冯沅君撰有《谈刘老老》一文，文中从一些社会概念出发认定刘老老“本不是真正的”“正牌的劳动人民的形象”，“所以在她身上也找不出劳动人民正直、耿介的高贵品质”。[60]1955年周培桐、张葆莘、李大珂撰文批评冯文只是简单地以阶级成分划分法来考察刘老老的人物形象，其结论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刘老老是“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贫穷困苦的，在晚年遭受饥寒威胁的劳动妇女”。[61]李希凡、蓝翎则认为，虽然上述“两篇文章的结论完全相反。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即企图用简单的社会概念，来代替现实主义的艺术分析，用阶级成分的划分，来取消艺术形象的丰富内容”。虽然很想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作品，却“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以致把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的原理，当做简单的公式硬套到作品的每一段描写上去，硬套到每一个人物的每一项言谈举止上去，认为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是简单的阶级标签”。李、蓝认为在《红楼梦》中刘老老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精神状态”，“她既是世故的，圆滑的，善于适应环境和博人欢心的，又是善良的，朴实的和幽默的，这正反映着她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她在书中的言谈举止，对于一个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到贵族家庭里去攀亲戚、求救济的老年农妇来说，完全是真实的，合乎情理的”。因此，《红楼梦》的作者对刘老老是寄予了同情，“而寄着同情，当然并不要求作者违反现实主义的原则，把她捏造成为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或者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女干部”。[62]李、蓝的批评分析避免了把刘老老简单地贴上“劳动人民”或“不是劳动人民”的标签，看到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又如邓绍基对严敦易《论元杂剧》的庸俗社会学研究也进行了批评。严敦易认为元杂剧进入了宫廷，而现存的杂剧又都是“内府本”，因此这些杂剧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思想上没有可取之处。邓绍基指出杂剧进入宫廷与“内府本”是两回事，而进入宫廷的杂剧和“内府本”杂剧的思想内容也不一定如严氏所说的“没有反抗的思想意识”。严氏这种研究纯是一种庸俗的社会学研究，必须加以反对。[63]

三是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传统考据学研究方法重新予以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研究范式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传统的考据学则退居次位。特别是批判胡适的红学研究之后，考证往往被附上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研究方法的色彩，因而研究者对考证方法的使用或称呼往往心有余悸。贯彻“双百”方针以来，考证方法又重新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王瑶指出：“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在检验材料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必须进行的考据工作；特别在研究有关古代的问题时，这种情形就更普遍。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献材料异常丰富，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发生错乱，因此在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也常常会在某些部分中发生考据性质的问题。”由于清代是考据学发达的朝代，因此王瑶对清代的考据学特点作了归纳，以期借鉴：“清代考据家所处理的对象主要是经学，而通经则自小学始，因此他们所处理的问题多半是训诂、校勘等类问题；在方法上则多半采取遍搜例证，然后归纳出论断来。他们对搜求例证用力极勤，反对隐匿及曲解例证，反对用单文孤证，遇到有力的反证就放弃原说；而他们所处理的问题又是用这种方法可以胜任的，因此所得的结论也就大都是可信的。”[64]何文广也对校勘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作用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考订作品的版本、错乱，以及辨伪和辑轶等问题都离不开校勘学。[65]

总之，“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无论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探讨，还是对于古典文学批评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扭转了此前研究中的一些庸俗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极大地促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初步复兴。遗憾的是，这一初步复兴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反右”运动的政治批判又重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良好局面与态势。

第四节 “反右”运动的挫折及其后续影响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本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一场正常整风运动，但到后来却由党内整风变成了党外“反右”运动。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章明确提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反右”斗争的核心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阶级斗争。正如郭沫若所说：“反右派斗争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容许了温情主义，让右派分子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亡头，而且要亡国，而使我们的国家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态，为帝国主义所统治。”[66]“反右”斗争在政治上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不仅严重波及了古代文学研究，而且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后续影响。

一 “反右”运动的严重冲击

在“反右”斗争的严重冲击下，贯彻“双百”方针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复兴局面犹如昙花一现，再次遭到了重创。

首先，古代文学研究的“百家争鸣”局面被迫转为“一家”独放，即向资产阶级右派开火。“右派”分子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古代文学研究文章被重新提上审判台，接受反“右”者的严厉批判，以便清除资产阶级流毒，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纯洁。如冯雪峰的古典文学研究被批判成“和胡风同样不把现实主义看作正确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而把它解释为一种主观的战斗精神”，“不重视作品反映什么以及如何反映的，只强调作家的主观愿望，忽视作家的生活实践”。“这种荒谬的理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掩盖他们丑恶本质的幌子。”[67]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者和学术成果遭到严厉批判。如有人对詹安泰批判道：“右派分子詹安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实际上，他在许多地方以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论调，否定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也否定了阶级斗争。”“詹安泰不仅仅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纯艺术主义，而且他还在谈古典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的招牌下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没落阶级的悲观颓废的思想感情，向广大读者散布毒素。”因此，“为了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我们必须对他这些谬论进行驳斥”[68]。有人针对1956年彭慧《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和它是否市民文学问题》一文进行批判，认为这篇文章“所表现的文艺观点和研究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她纯粹是教条主义地搬用经典作家和苏联的文艺理论，借着提高‘红楼梦’的人民性为幌子，来宣传她的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是一篇充满毒素的文章”。因为“彭慧在正面地分析曹雪芹的思想和‘红楼梦’的内容时，虽曾反复地强调它的人民性，但文章的内容并未真正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曹雪芹的思想及其创作发生过多么大的作用，甚而是抽掉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使人感到空洞无物”。而造成这种研究现象，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右派分子彭慧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的个人主义突出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高自大，一是自私自利。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狂妄非常卑鄙的程度。很难设想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难以正确地估价人民群众在作家精神劳动中所起的作用，能够真正理解文学的人民性”。[69]

最后，一些研究方法如考据研究也重新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论方法受到批判。如有研究者认为：“考据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它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来作为指导，也即应该有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唯心主义的考据方法，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所以“古典文学研究者确实不能满足于过去做的一些考据工作，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用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工作，为人民服务”。[70]

总之，“反右”运动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了严重冲击，诸多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否定，贯彻“双百”方针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复兴局面，至此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二 “反右”运动的后续影响

“反右”运动不仅重创了古代文学研究初步复兴的良好局面，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续影响。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兴无灭资”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同时又在各个高校古代文学教学领域开展了“厚古薄今”的学术批判运动。

1.“兴无灭资”的批判运动。1958年“兴无灭资”批判运动所及，包括了对一大批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及其著作所进行的学术批判。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分别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及其相关的一些具体论点进行了批判。如《我们的看法——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文认为刘大杰在学术思想上有三方面的错误：“以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原则的抬高文人和统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贬低人民群众的贡献；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观点来解释文学史的发展”；“忽视作家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局限，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阶级论来评价古典作家和作品”；“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来代替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马列主义标准，坠入了自然主义的泥潭”。[71]更有人无限上纲上线，批判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浸透着胡适的反动文学史观的”，[72]“是文学研究中的一面大白旗，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7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发行初版，1957年12月作家出版社重印出版。1958年，该书也同样遭到批判，认为“著者持着唯心论的文学观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就使得《插图本》在认识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时，作出了极端错误及可笑的论断，以致全书具有非常浓厚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色彩”；“在论述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时”，“不仅没有正确的总结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相反地对中国文学作了肆意的歪曲、诬蔑”；“在研究方法，著述的体例上，《插图本》著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真相也暴露无遗”。因此，《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诚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的一面白色大旗”！[74]郑振铎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俗文学史》被批判为“大量贩卖胡适那些毒货，大肆诬蔑歪曲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是“站在封建士大夫与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形式主义出发，把大量统治阶级的作品混进民间文学，并大加捧扬，同时对民间文学大加排斥或把它们贬得一钱不值”。[75]林庚的古代文学研究被批判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资产阶级自由解放的观点和标准，用形而上学和诡辩的方法”，“为资产阶级清理遗产”。他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则被批判为“一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著作。[76]19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被批判为“是一本彻头彻尾用主观唯心主义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从而大事宣扬他的一整套形式主义艺术观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著作”；[77]是“一部赞美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颂诗”。[78]陆侃如的《中国诗史》被批判为“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著者在研究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时，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与文学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都把他们两两分离开来。结果，在论述诗歌新体裁、新形式的起源、发展时，解释各种文学现象的形成时，以及评介诗人与他们的作品时，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唯心主义泥坑”。[79]王瑶的中古文学研究被批判为“在盗用鲁迅旗帜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点的货色，跟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80]他的《中古文学史论》被批判为“完全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文学的喝彩、欣赏、保护”，是“站在极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那种反动文学作为一种极美的东西宣扬了它们”。[81]游国恩的《楚辞》研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像一条白线贯穿”在整个研究工作中，[82]用“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方法去歪曲屈原的思想”，“抹杀了屈原作品中活生生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斗争性，抽掉了它们的思想内容而使之僵化”。[83]总而言之，这场“兴无灭资”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把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都当作宣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而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政治批判，完全否定了这些著作的学术成就。

2.“厚古薄今”的批判运动。1958年“厚古薄今”批判运动的对象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教授，批判的方式主要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开展。1958年7月至9月，一些批判文字结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共四辑。每辑基本上是集中批判一个地方的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如第一辑主要批判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的厚古薄今，第二辑主要批判南开大学和天津师院的古代文学教学的厚古薄今，第三辑主要批判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

“厚古薄今”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批判。如对北京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批判：“许多教授对古典文学采取无批判的态度，甚至对落后的东西公开颂扬”；注重“形式主义的、随意渲染的”“艺术分析”和“真学问”的“烦琐考证”；对一些现象乱贴标签，不能熟练地应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来阐释。因此，这种“‘厚古薄今’是文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路线”，与“厚今薄古”的无产阶级教学路线是针锋相对的。[84]其结果是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里高高飘扬着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没有被认真的区别开来，同学在接受古典文学中积极因素的同时，也接受了不少消极因素”。[85]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错误则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86]古代文学教学课时过多，所占教学量的比例过重也受到了批判。如有批判者指出，北京大学中文系“51”班大学四年，其中古典文学史学了三年，课时是每周5小时，共540小时，占全部文学史时数的83.3%；新文学史只有一年，课时是每周3小时，共108小时，占全部文学史时数的16.7%。这种厚古薄今造成的后果就使得同学们“轻视我们新文学的成就，轻视工农兵文艺”。[87]

与此同时，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体——教师更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山东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被批判为有严重的崇古非今思想：“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错误地把他们捧到不应有的高度”；“和现实格格不入，和古人的生活情调却很合拍”；“认为能背古书就是学问，能考证就是才能，提倡资料第一”；“人心向古，互相竞古”。这种思想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把学生“引进崇古非今的大门，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其实质既是“封建文人思想情感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表现”。[88]许多古代文学教师个体都受到了批判，如北京大学的林庚、游国恩、萧涤非、吴小如、王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丕模，山东大学的冯沅君等，都在这场厚古薄今批判运动中受了学生或青年教师的批判。“厚古薄今”的批判是为了拔去资本主义这面白旗，正如《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的“出版说明”里所说：“批判的是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当中的严重的厚古薄今倾向。这个倾向实际上就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面的资本主义道路。”“厚古薄今”批判运动没有根据古代文学课程的实际，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师个体作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

3.两次批判的负面效应。“兴无灭资”和“厚古薄今”两次批判运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既有学术的，也有非学术乃至反学术的。

所谓显性效应，就是以“大跃进运动”方式进行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工作，出现了一批“红色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在政治“大跃进”氛围中，各大院校纷纷组织人马进行教材编写，出现了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一批“红色的中国文学史”也就在这个时期接连快速问世。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体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了上下册，1959年出版了四册修订本），1955级学生还集体编著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1957级学生编著了一部《中国文学发展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也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上册，1959年出版中下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苦战三十天”，集体完成了一部《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及古典文学教研组教师合编了《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明清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了《中国文学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唐宋元明部分，1960年出版清及近代部分，1961年出版先秦至隋部分）；等等。

这批红色文学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批判白色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树立红色的无产阶级学术观点。如北京大学版《中国文学史》在“绪言”中指出其指导思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坚决贯彻了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人民性观点，从而把文学史研究初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史》在“后记”中指出该书“努力地试图根据马列主义来阐明民间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生活现实，来解释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初步地建立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民间文学史体系，批判以反映地主、小市民的生活为中心的俗文学史的体系”。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在“前言”里说：“所有这些学术上的探求，我们都自觉地力求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这应该是‘古为今用’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我们认为，这虽然是一部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书，但不应该在它里面找到与当前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无关的平静的书斋语言，它应该是一支压满了子弹的机关枪，我们要用它来保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用它来参加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斗争，特别是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为了具体贯彻红色的无产阶级学术观点，这些红色文学史往往强调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是整个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流地位。北大版、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学史》都是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主线贯穿全书的写作，都把民间文学放在显著的位置上。如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导言”：“进入阶级社会后，我国古典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学——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进行着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一部文学史，就是这样的斗争所构成的。”同时在编排体例上，每编“绪论”之后，紧接着就是该时期的民间文学，以突出民间文学的重要地位。

红色中国文学史编写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大跃进”式的教材编写，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编写内容都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和教条化处理，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政治思想观念，缺乏客观性和学术性。

所谓隐性效应，就是政治批判多于学术批评，为“学术—政治”的泛政治化批判埋下了伏笔。1958年“兴无灭资”、“厚古薄今”的批判运动，是“反右”运动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后续影响。这种批判已经远离了正常的学术批判，政治批判意味十分浓厚。政治化、公式化、口号化的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学术的品格、学者的尊严都遭到严重的践踏，政治上的“反右”扩大化已经严重地重创了正常的学术批评，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古代文学研究。

在这场学术批判运动中，担当主力军的是青年学生，他们以宏伟的抱负、饱满的热情、昂然的斗志对一切怀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师们开炮，希望以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学术阵地。这些青年学生大多由于“根正苗红”，思想活跃，敢说敢为，所以能“大破大立”，无所顾忌，而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上一辈迥然有别。但是由于从“兴无灭资”到“厚古薄今”的两次学术批判业已蜕变为政治批判运动，批判目标的替换导致了批判方向的扭曲，批判热情越高，批判力度越大，批判的破坏力也就越强。其结果是青年学生良好的主观愿望与批判的客观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悖论——无产阶级的学术批判却极大地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学术研究。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学术批判的悖论及其负面效应更是达到了极致。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前夕古代文学研究的起伏

以1962年为界，自“反右”运动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夕，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分为两阶段。前一阶段得益于系列纠“左”举措而使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短暂复苏，虽然“左”的整体氛围仍然存在；后一阶段形势急转直下，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左”的力量得到无限膨胀，暂时复苏的古代文学研究屡屡遭遇重创，直至被破坏殆尽。

一 古代文学研究的短暂复苏

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为了科学和艺术的健康发展，应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3日，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又对1958年文化艺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强调要尊重艺术的特殊规律。“双百”方针的重新提出和文艺“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复苏提供了相对宽松外部环境。但是，此时的“左”的思想依然严重。1960年第1期《文艺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就明确指出：“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同年7月举行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所确立的主题也是反修正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因此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对“双百”方针的诠释是有一定的前置条件的。如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作祝词说：“我们从来就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政治标准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标准。”周扬在大会上所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也指出：“我们从来主张，百花齐放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的百花齐放，是放社会主义之花，是通过自由竞赛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反对反社会主义的文艺；百家争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是通过自由辩论的方法宣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然而，“双百”方针的重提毕竟为文艺创作和研究的复苏带来了一些希望。1961年《红旗》第5期发表社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再次强调了要对“双百”方针的贯彻：“对我们说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科学事业的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不断巩固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界中的领导地位的一个方针，是充分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的一个方针。我们的学术界应当继续贯彻这种方针，共同为我国的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

自1961年以来，在周恩来等领导的关怀下，文化部多次召开了会议，对“左”的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1961年6月，在新侨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称为“新侨会议”。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称为“广州会议”。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称为“大连会议”。这些会议对文艺界的“左”的思想进行了局部的纠正。特别在“新侨会议”之后，文艺界根据会议精神集体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经反复修改后又以《文艺八条》为正式文件于1962年4月颁发实施。《文艺八条》的第一条就是强调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双百’方针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第三条是强调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指出：“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先应该认真学习祖国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从中吸取前人留下的艺术宝藏和艺术经验。”这就直接肯定了学习、研究和继承古代文学优秀成果的重要性，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复苏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前屡受学术批判运动扭曲与扼杀的古代文学研究得以逐步走向复苏。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在如此艰难复杂的困境中逐步拓展、逐步深化的曲折历程来看，这次复苏可以说是继1956年实施“双百”方针之后的第二个“学术之春”——在1959年至1962年三年多时间内，陆续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古代文学研究问题的学术讨论。1959年开展了李清照研究的讨论；1959年至1960年开展了“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1960年至1961年开展了山水诗和“共鸣”问题的讨论；1960年到1962年对文学遗产继承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1962年还开展了《红楼梦》的讨论。

从研究对象来看，像“中间作品”、山水诗、“共鸣”这些论题本身已对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价值导向有所疏离，政治性内容不再那么突出了，不再那么强烈了。由此表明，在“左”的思想得到一定纠正之后，古代文学研究已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但就学术观念与方法来看，阶级性、人民性的学术价值导向仍是这些问题讨论的评判标准，社会学和政治学批评仍是这些问题讨论的主导范式，这就决定了这次古代文学研究的复苏是局部的，脆弱的，因而也是短暂的。

在这一短暂的复苏期中，除了对以上诸多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之外，还出版了两套《中国文学史》，一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是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于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所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说明”指出：此书编者“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并结合古代作家和作品以较为恰当的评价”。从总体上看，该教材“注意把文学现象和它所产生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斗争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给予当时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于时代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这种社会历史方法，尽管还只是注意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视野还不够开阔，但是著者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没有像此前的几部‘红色文学史’，假想地抽象出某个规律来框定文学史的叙述”。该教材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从思想性上去评述作家作品的思想高度，肯定我国古典文学中人民性、民主性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还把作家作品纳入到文学史的历史发展中考察他（它）对前代的继承创新和对后代的影响。”游国恩等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与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原则、编写体例上较为相似，对材料的占有和分析则更为丰富和细致，不凭空扣帽，不空发议论，不轻下判断，立论审慎，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真实地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评价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所不同的是，“这部《中国文学史》不再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外围背景另立出来单独叙述，而是融入到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中”。[89]两部《中国文学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全国高等院校采用的唯一的古代文学史教材，直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还是使用广泛的主流教材。

由于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纠“左”所取得的文艺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良好局面就被一股“革命大批判”的狂潮所席卷。

二 “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再次冲击

始于1959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复苏先后历时三年。至1962年，在更“左”的思潮的全面反击下，又随即被一股“革命大批判”狂潮所吞没。

“革命大批判”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前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格外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上海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情况汇报》上批示，认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读到《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协会整风情况报告》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90]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夸大并歪曲了问题的性质，否定了文艺工作十多年来的成就。

“革命大批判”迅速波及整个文艺界，并对古代文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消极作用。自1963年以后，古代文学研究又开始强调批判的调子。这种批判一方面是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一些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革命大批判”潮流中，许多古代文学作家作品都被提上审判台受到批判。比如：对古代抒情诗词的批判。认为古代抒情诗词中具有诸多消极因素：宣传消极颓废的人生观，宣传恃才傲物、傲慢不驯的处世态度，宣传爱情至上的观点。因此，在研究古代抒情诗词时就必须采用阶级观点，以阶级批判的方式进行分析。[91]对桐城派散文的批判。认为“桐城派的社会作用是根本反动的。它所以在清代以来得到这样多的人拥护，是由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上居于统治者的地位，而在清代中叶以后，它的兴盛又多半是由于反动头子曾国藩的提倡。我们今天来评价这个流派，应该根据它的阶级本质以及它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论点出发来加以赞扬”。[92]对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批判。认为《老残游记》“是一部作者站在当时洋务派的立场上，歪曲现实，反对革命，维护清朝封建贵族统治，崇拜西方‘物质文明’，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的反动作品”，体现了刘鹗反动的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93]对金圣叹及其小说评点的批判。认为金圣叹是个“反面教员”，他的几篇《水浒传》序文是以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评价文学作品，并以此来为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94]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批判。认为《牡丹亭》所“描写的杜丽娘的浪漫事迹和恋爱幻想，表现她选择配偶的自由愿望，也突破某些传统的因袭观念”，“但归根结底，都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点、目的要求、方法方式来处理的，他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限度以内来描写这一对情人的虚幻的爱情故事，表现他们的爱情理想。这其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绝对不是个人的愿望，不是属于‘自由’的爱情，而是取决于家世的利益，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手段。”[95]对李渔的戏曲理论的批判。认为李渔的戏曲理论只不过是一种“违反时代要求的、形式主义的标新立异”，其理论套路“是主张用一套陈腐的忠孝节义作为剧本的主题思想，而以故事、情节的新奇来招揽观众”。[96]甚至有人对《史记·游侠列传》中游侠“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指出：“游侠不是穷困的、受压迫的下层人物，而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游侠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反对封建势力，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游侠既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就不可能表现人民的优良道德品质”。因此，认为游侠体现了高度的人民性的观点是错误的。[97]

在“革命大批判”潮流中，一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及其学术论著与研究方法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有人批判周谷城在《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一文中所提出“先受感染，然后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同一部古典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阶级的人所引起的艺术感染作用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个人，由于思想感情的转变，艺术爱好和感染性就不同。如果无原则的‘先受感染’，那又怎么去区别精华和糟粕呢？”“周谷城所强调对古典作品‘先受感染，然后分析’的说法，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究其实质则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来对待文学遗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革命原则，否认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论调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观的反映，其危害性是十分显明的。”因此，“必须对周谷城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进行彻底的批判！”[98]

在这种批判当头的风气下，纠“左”思想所产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复苏的重要成果——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受到了批判。如有人批判该文学史“在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方面主要的不足之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时显得模糊，不能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一方面过分地偏爱古人，以致在个别章节中精华糟粕不分，甚至替古人涂脂抹粉，而较少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另一方面为今人考虑得不够，很少指出古代作品中哪些因素是适合今天需要的，哪些因素已不适合今天的需要了，以引导今人更好地接受古人的经验教训，既不做糟粕的俘虏，也不拜倒在精华面前，而是和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99]有人则批判该文学史在作家评价方面：“错误地评价了古代作家的出身成分”；“过高地阐释了古代作家的创作思想”；“无批判地颂扬古代作家的作品”。[100]还有人批判该文学史“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上，还不够坚决、准确、深刻”，因此“希望《文学史》编著及古典文学研究者，能够进一步拿出‘革命的标新立异的勇气’来，密切地联系现实斗争，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服务”。[101]

综上所述，自1963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盛行的是“革命大批判”之风，“阶级斗争论”则是“革命大批判”的理论工具。由此延续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更与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相结合，形成一统天下的“学术—政治”批判方式，严重地破坏和扼杀了正常的古代文学研究。

注释

[1]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

[2]分别发表在《北京日报》1953年11月21日，《大公报》1954年1月1日，《文汇报》1954年1月25日，《东北文学》1954年第2期，《新建设》1954年第3期。

[3]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50、51、56页。

[4]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77—78页。

[5]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原载于《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0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第21页。

[6]程千帆：《为肃清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而斗争》，原载于《长江日报》1954年11月28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第41页。

[7]王瑶：《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原载于《文艺报》1954年第21期，《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第197页。

[8]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70—71页。

[9]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52—53页。

[10]毛星：《评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说》，原载于《人民文学》1955年第1期，《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330—331页。

[11]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54—56页。

[12]聂绀弩：《论钗黛合一的思想根源》，原载于《文艺报》1954年第21期，《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145页。

[13]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76页。

[14]徐嘉瑞：《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作者态度”及“风格”的错误观点》，原载于《云南日报》1954年12月25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295页。

[15]《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第310—311页。

[16]分别刊载于《光明日报》1954年10月31日和《文艺报》1954年第21期。

[17]《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第4—6页。

[18]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原载于《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0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第31页。

[19]毛星：《胡适文学思想批判》，《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

[20]高清海：《批判胡适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的反动本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报》1955年第1期。

[21]林淡秋：《胡适的文学观批判》，《人民日报》1955年1月3日。

[22]胡念贻：《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怎样歪曲文学的社会意义》，《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第95页。

[23]鲍正鹄：《胡适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及其恶劣影响》，《解放日报》1955年2月24日。

[24]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原载于《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0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第31—32页。

[25]詹安泰：《清除胡适反动思想对祖国古典文学遗产的毒害》，《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26]《毛泽东论鲁迅》，《七月》1938年3月1日第2集第4期。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28]胡适：《白话文学史·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9]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0]阿英：《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文艺报》1956年第20号。

[3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褚斌杰：《鲁迅先生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光明日报》1956年4月22日。

[33]刘绶松：《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4日。

[34]张志岳：《试论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文史哲》1956年第10期。

[35]王瑶：《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36]张志岳：《试论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文史哲》1956年第10期。

[37]刘绶松：《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4日。

[38]刘绶松：《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4日。

[39]舒芜：《古鼎的金光和古剑的血迹——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战斗性传统》，《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8日。

[40]褚斌杰：《鲁迅先生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光明日报》1956年4月22日。

[41]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42]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43]钟敬文：《三点建议》，《光明日报》1956年7月8日。

[44]罗根泽：《开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批评》，《光明日报》1956年7月8日。

[45]余冠英：《不要束缚批评》，《光明日报》1956年7月8日。

[46]刘大杰：《一点体会》，《光明日报》1956年7月29日。

[47]程千帆、王季思：《我们对于百家争鸣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7月29日。

[48]詹安泰：《对“百家争鸣”的一些感想》，《光明日报》1956年7月29日。

[49]舒芜：《赞古典文学的百花齐放，让研究工作者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7月15日。

[50]隋树森：《百家争鸣与古典文学研究》，《光明日报》1956年7月15日。

[51]谭丕模：《我的两点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7月8日。

[52]范宁：《可以开展一次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光明日报》1956年7月8日。

[53]黄霖主编，周兴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84—185页。

[54]朱偰：《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8月5日。

[55]苏渊雷：《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

[56]龙榆生：《谈谈词的艺术特征》，《语文教学》1957年第6期。

[57]胡忌：《从“元曲”谈到戏曲的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3月3日。

[58]李长之：《李义山论纲》，《光明日报》1957年4月14日。

[59]陈廉贞：《谈吴梦窗词》，《光明日报》1957年4月28日。

[60]冯沅君撰：《谈刘老老》，《光明日报》1954年12月26日。

[61]周培桐、张葆莘、李大珂：《刘老老是怎样的一个人？——评冯沅君先生〈谈刘老老〉》，《光明日报》1955年1月31日。

[62]李希凡、蓝翎：《关于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从〈红楼梦〉人物刘老老的讨论谈起》，《人民日报》1956年2月29日。

[63]邓绍基：《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评严敦易同志〈论元杂剧〉》，《光明日报》195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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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何文广：《校勘学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作用》，《光明日报》1957年3月31日。

[66]郭沫若：《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期。

[67]罗仲成：《批判冯雪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错误观点》，《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4日。

[68]余振生：《批驳詹安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光明日报》195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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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郭荷：《谈新版〈水浒研究〉的后记》，《光明日报》1957年11月3日。

[71]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8、11、15页。

[72]李振杰、盛钟健：《胡适文学史观的再现》，《〈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第51页。

[73]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集体写作：《刘大杰先是怎样评价古典作家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74]北京大学文二、一瞿秋白文学会：《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批判》，《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四辑，第36页。

[75]北京大学文二、一瞿秋白文学会：《〈中国俗文学史〉批判》，《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四辑，第110、96页。

[76]袁行霈：《林庚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实质是什么？》，《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4页。

[77]吴组缃、章廷谦：《批判林庚先生〈中国文学简史〉（上卷）的形式主义艺术观》，《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二辑，第130页。

[78]周强：《雄辩胜于事实——评林庚先生〈中国文学简史（上卷）〉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第43页。

[79]北京大学文二、一瞿秋白文学会：《批判陆侃如〈中国诗史〉的唯心主义观点》，《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四辑，第137页。

[80]北京大学文二、一瞿秋白文学会集体写作：《王瑶先生对“中古文学”的歪曲》，《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第147页。

[81]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批判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第166页。

[82]彭兰：《批判游国恩先生〈屈赋考源〉一文中的错误思想》，《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第130页。

[83]吴小如：《游国恩先生是用什么观点方法来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二辑，第28页。

[84]吴协：《中国文学教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厚古薄今问题》，《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一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

[85]北京大学文四（2）班古典文学小组：《彻底拔掉古典文学教学中的白旗》，《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一辑，第25页。

[86]乐青：《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中的错误倾向》，《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一辑，第12—22页。

[87]张永隆、张叔景：《再谈中文系的“厚古薄今”倾向》，《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一辑，第188—192页。

[88]山东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古典文学小组：《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三辑，第18—28页。

[89]周兴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90]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人民日报》1967年5月8日。

[91]苏者聪：《略谈古代抒情诗词中的消极因素》，《光明日报》1965年1月10日。

[92]管汀：《桐城派值得肯定吗？》，《光明日报》1964年7月19日。

[93]王俊年：《〈老残游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光明日报》1965年2月28日。

[94]薛强：《贯穿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反面教材》，《光明日报》1964年8月2日。

[95]龙傅仕：《试论汤显祖的戏剧创作》，《光明日报》1965年3月21日。

[96]吴枝培：《关于李渔戏曲理论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65年1月31日。

[97]冉昭德：《关于〈史记·游侠列传〉人物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64年6月3日。

[98]一水：《这是研究古典作品的危险道路》，《光明日报》1965年1月10日。

[99]李捷：《如何正确地评价古代作家和作品——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读后质疑》，《光明日报》1964年10月25日。

[100]郭预衡：《论唐代几个作家的评价问题——读游国恩等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隋唐五代文学〉一编》，《光明日报》1965年2月21日。

[101]傅继馥、吴幼源、刘秉铮、王祖献：《文学史应该深刻地揭示问题的本质——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元、明、清、近代部分读后感》，《光明日报》196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