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自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启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重大项目以来，经过诸位同人持续三年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终于近日告竣，期间所积累的学术思考——包括对当代六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就与缺陷的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困惑与难题的梳理以及未来突破方向与路径的展望，亦可借此撰写《导论》的机会作一简要陈述。[1]

一

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道进入了一个世纪之交的密集反思期，这是因为其中密集交织着四个关键时间节点，即20世纪百年、新中国六十年、新时期三十年、21世纪十年。尽管彼此反思的时段、重心、方式与结论多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对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发展历程和趋势的回溯与展望，彼此一同孕育和催生了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可以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相互吸纳。

1.20世纪百年的学术反思。从1985年陈平原与钱理群、黄子平首次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读书》1985年第10期），到90年代初先行转向“重写学术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从1992年傅璇琮、郭英德、谢思炜《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率先从古典文学学科发展的要求出发倡导开展学术史研究，到1995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的出版，自此而后，20世纪百年的学术反思便以学术史论著的形式密集问世，其中致力于整体研究的重要著作有：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徐公持等《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吕薇芬、张燕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陈平原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开始陆续推出），等等。其中吕薇芬、张燕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黄霖主编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规模尤其宏大，最具学术集成之意义。此外，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2005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2006年）也都囊括了文学研究史著作序列。同样属于整体研究的相关重要论文有：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百年回顾与前瞻》（《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谭邦和《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初议》（董乃斌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葛景春《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冯保善《百年沉重——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冯汝常《中国文学史内容和体例建构百年回眸》（《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孙琴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四大新增长点》（《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等等。至于有关断代、分体、专题以及名家名著的百年学术总结和反思之作更是不胜枚举。诚如谭邦和《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初议》一文所言： 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仅从时间上走到了现代，而且从空间上走向了世界。这一百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也因而有了与此前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很不相同的研究价值，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术断代。因此，“在世纪之交及时进行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的研究，有着十分紧迫的战略性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回顾总结和理论反思，是建设21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学术的新的逻辑起点，是21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攀登新境界的必要精神准备”[2]。

2.新中国六十年的学术反思。与20世纪百年的学术反思相比，新中国六十年的学术反思成果要薄弱得多。由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往前追溯，曾先后于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出现一些学术反思之作。比如《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发表王俊年、梁淑安、赵慎修《建国三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一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阶段的比较系统的研究进程与成果作了初步总结，所憾仅限于近代文学。1989年5月16日至20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及古籍研究所、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及古籍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旨在回顾和总结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经验和教训，重点探讨古代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时期如何更新研究观念，改进研究方法，开创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问题。[3]再至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之际，则有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陈友冰《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1949—20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重要论著问世。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新中国六十年的学术反思高潮并未如期而来，从既有的学术史研究成果来看，尚可列举于下的相关论著有：谭家健《六十年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之一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刘跃进《弘扬民族精神，探寻发展规律——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文史知识》2009年第7期），陈斐《60年社会批评视野下的古典文学研究——由人民性、阶级分析范畴切入的考察》（《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赵建忠《新中国红学研究六十年》（《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梅新林、曾礼军《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及启示》（《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期），梁庭望等《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正与20世纪百年的学术反思之作的诸多集成性成果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为世纪之交与新时期三十年的学术反思之盛势所遮蔽乃至所取代，因为无论是20世纪百年还是新时期三十年，都已涉及新中国六十年学术反思的主体内容。

3.新时期三十年的学术反思。新中国六十年与新时期三十年的终点都在2009年，但学界对此的学术反思则于20世纪90年代初即已先行启动。《文学评论》编辑部于1991年第2期约请陈贻焮、郭预衡、沈玉成、邓绍基、宁宗一五位学者参与“关于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笔谈”，内容涉及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等问题。[4]同年12月，《文学评论》编辑部又与云南大学等七所高校在昆明举办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围绕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发展方向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5]2008年第1期《文学遗产》新辟“古典文学研究三十年”栏目，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就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学术实践问题进行宏观探讨，旨在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本期先行刊发了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胡明《为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立块碑石》，徐公持《谈“杂文学化”与“边缘化”》，汪涌豪《文学史研究的边界亟待拓展》，蒋寅《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文。至第4期又刊出邓绍基《永远的文学史》，黄天骥《解放思想，继续开拓——兼谈“边缘化”问题》，孙逊《期待突破：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与思考》等文。其他相关论著中，以陈友冰主编四卷本《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最为厚重，同样具有学术集成之价值。单篇重要论文还有：刘跃进《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胡建次、潘牡芳《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述略》（《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4期），冯孟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唐代传奇小说研究综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黄鸣《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心态研究述略》（《学术论坛》2005年第8期），罗勇珍《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元话本小说研究综述》（《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宋皓琨《新时期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与古典文学研究》（《学术交流》2009年第6期），王飞《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史述略》（《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张胜利《从社会历史批评到历史文化学批评——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转型考察》（《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文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新时期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梳理和总结。

在此，还有必要关注一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文学卷)[6]所列“30年中国文学研究大事记”，其中有关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占9件，依次为：（1）1980年7月，《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邀请知名古典文学史家举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号召“继续解放思想，把古典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2）1981年，国家在高校设立首批博士点。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和扬州师范学院被国家批准为中国各体文学博士点。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被国家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复旦大学被国家批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北京师范大学被国家批准为民间文学博士点；（3）1983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同年11月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并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专业，至1985年，在全国20所高校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机构；（4）1982年，《全清词》编纂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立项。至1994年《全清词》（顺康卷）开始出版，2002年出齐；（5）1988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的《全宋文》开始出版，至2006年出齐；（6）1988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批准为首批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学科为首个民间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为首个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7）1991年，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纂的《全宋诗》开始出版，至1999年出齐；（8）1999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2001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学科的延伸与拓展。可以说，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对新时期三十年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成就的简要总结。

4.新世纪十年的学术反思。此与世纪之交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相衔接，孙逊、赵维国《世纪之交：学风的反思与总结》（《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郭延礼《新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走向的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戴伟华《在新世纪应加强交叉学科的古典文学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赵敏俐《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体现中国文化传统》（《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刘跃进《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中、下）（《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4、6期）、《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文史哲》2007年第5期），李显卿《新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吴建民《非主流文学：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话题》（《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乐云《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与重新定位》（《学术交流》2009年第6期），等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蕴含了新世纪十年学术反思或展望的内容。2011年6月17日至1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在京召开了编委会扩大会议，与会专家就新世纪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作了学术研讨，《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作了题为《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的“新世纪十年论坛”致辞，[7]回顾并提炼了新世纪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诸如文学史研究的边界问题、文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信息化时代的研究方式问题、学术研究该怎样把握主观与客观维度问题，等等，然后提出如下期望：“当新世纪十年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就像今天这样，神闲气定，看看我们的足迹，想想我们的未来，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与会代表，都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都有着深邃的学术理念，更有着丰富的研究实践。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言之不足，虽不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至少还可以形诸文字，以笔谈的方式继续各位的思考。”此后，《文学遗产》陆续刊发了莫砺锋《新旧方法之我见》，廖可斌《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詹福瑞《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李浩《谈古代文学学科的包容性特色》（以上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左东岭《文学经验与文学历史》，梅新林《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陈尚君《兼融文史，打通四部》（以上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周裕锴《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右文说”》，韩经太《古典文学艺术：价值追问与艺术讲求》，王兆鹏《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以上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胡可先《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思考》，马自力《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王长华《“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意识建立》，吴相洲《注意古代文学知识的转化》（以上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等等。当然，从时间维度来看，新世纪的学术反思还刚刚开始，尤其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并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以上所述20世纪百年、新中国六十年、新时期三十年、新世纪十年四个关键时间节点依次推进，相互交集，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一道亮丽风景。但分而论之，彼此都有独立存在之价值，故而也都有独立研究之必要。而且从以上四个时间节点的学术反思成果来看，当以新中国六十年的相关研究最为薄弱，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整体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而在断代、分体、专题以及名家名著方面的集成性成果也相当有限。所以《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撰写和出版，既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的完整研究序列所不可或缺，同时也有弥补既有研究成果之缺陷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二

在交集于以上四个时间节点的六十年间，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伴随着时代风云历尽了沧桑巨变，但其中依然有一条若明若暗的学术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交融与拓进。

学界通常以1979年为界，将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六十年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在学术取向与路径上都迥然有别，但在跨学科研究上则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以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为主导的两大学术批评范式的建构，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种划时代的学术传统即当代学术传统由此开启了序幕。实际上，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研究，皆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交融，而是一种具有崭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跨学科研究。其中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清理文学遗产，开创新的古代文学研究方向与路径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在走向“文学—政治学”研究方面，却一步步蜕变为泛政治化文学批判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趋于非学术乃至反学术的极致。

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反正、回归学术的总体格局中，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更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密度和深度向前推进。1980年前后，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热潮率先兴起，不仅打破了3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社会学、政治学范式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承担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范式首次转型的重要使命，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先锋意义。继此而兴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热，尤其在被称为“方法论年”的1985年臻于高潮。尽管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来自自然科学的新方法论与文学批评实践之间难免存在着扞格难融、食而不化之弊。但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兴起于新时期之初的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热，的确发挥了拓展学术视野、创新学术思维、重建学术范式的重要作用：一是新方法论作为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它所强调的理性逻辑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对于持续修正因政治取向所带来的主观随意和臆测武断的庸俗社会学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二是新方法论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继美学研究之后的第二次学术研究范式转型，进一步促进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多元化，使学术研究真正走向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三是新方法论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开拓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对此后的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宏观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意义和学术价值；四是新方法论所引进的诸多新学科，包括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阐释学、叙事学等，当其应用或影响于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有效接续了由美学研究率先开创的跨学科研究新路向，而且由此构建了一个更为开放的跨学科研究新体系。进入90年代之后，新方法论趋于两向分化，其中如“三论”等因于文学研究的不适应症而快速退潮，但如文艺美学、文化学、心理学、原型批评、比较文学、结构主义、阐释学、叙事学等新方法却经过内在熔铸而逐步趋于深化和完善，并与此后日趋兴盛的文化学研究相互呼应和合流，从而形成更具广度、密度和深度的跨学科研究主潮。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兴盛于1985年，然后跨越世纪之交至今依然盛而不衰。新方法论与文化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完成新旧交替与学术接力，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根植于文化土壤与基因之中，彼此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所以，新方法论被文化研究所取代，不但是对新方法论研究本身的一种超越，而且能够对古代文学所表现的文化形态和蕴含的文化精神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研究，由此迅速带动了古代文学“文化批评”的理论建构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全面拓展。傅璇琮、赵昌平《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佛教唐音辨思录〉所想起的》以陈寅恪的文化史批评学术体系为学术典范，强调要注重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的关系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硬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作家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构思。[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以“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三大写作原则的主导下，对“文化学视角”作了这样的阐释：“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9]童庆炳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进而借鉴“文化诗学”理论，提出对当前的文学理论进行双向拓展，即在微观方面，继续向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文学技巧学、文学修辞学、小说叙事学等拓展；在宏观方面，继续展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教育学等交叉研究。[10]要之，兴盛于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与文化批评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巨大影响和贡献，不仅在于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野与学术路径，而且强有力推动了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全面拓展。可以说，后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学研究所开拓的新路向中继续前行的。

得益于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持续激发和推动，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积累了相应的学术能量之后继续向以下四个方向推进：一是古代文学与传统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在源远流长的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文学与史学、哲学的关系处于最核心的圈层之中，然后是宗教、艺术、政治、经济、军事等学科的关系研究；二是从传统学科走向新兴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比如文体学研究、叙事学研究、阐释学研究、传播学研究、译介学研究等。其中文体学研究侧重于传统理论的现代重构，强调以现代学术视野和思维对传统文体学理论进行学术重构和拓新。叙事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研究侧重于外来理论的本土建构，强调以中国学术观念和方法对西方叙事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理论进行本土阐释和创新。译介学侧重于中国文学跨国翻译研究，强调语言翻译基础上的跨文化研究；三是兼具传统与新兴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比如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文学地理研究、城市文学研究、文学世家研究等。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由复旦大学章培恒率先发起和倡导，旨在打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学科壁垒而进行贯通性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旨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形成文学地理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从空间维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时空维度密切相关的交叉性研究还有城市文学研究和家族文学研究，前者是从城市的空间意识强化古代文学与城市文化的关系研究，后者是对延续数代的文学世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再如女性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域外汉文研究等。这些原为非主流的边缘学科的激活及其与古代文学研究的交叉融合，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大亮点；四是比较视野的跨学科研究。即与比较文学相结合，不再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内部，而是放眼世界文学的视野，让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包括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并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研究，这是一种基于全球视野的跨文化对话，也是一种特殊的跨学科研究。

以上所论当代六十年间跨学科研究持续不断地向前拓进，不仅以此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本身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而且再次印证了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共生关系，即学科交融是动力，是途径，学术创新是目的，是方向。就此而论，当代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主线的形成与延展，既是契合于学术发展规律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几代学人力图通过学科交融走向学术创新的正确选择。然而，从学术本位立场出发，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样需要直面学术限度或效度以及泛化或异化问题，否则就会由跨学科研究走向非文学乃至非学术研究。得失之间，学界对此不能不有所警省和辨别。其中的关键即在于能否始终做到三个“坚守”：一是坚守学术本位立场。以此排除非学术的干扰，避免滑向反学术的歧途。当代前三十年的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固然都是跨学科研究，但最后却蜕变为非学术乃至反学术的政治批判运动，即以惨痛的教训和沉重的代价证明了坚守学术本位的重要和不易。而在进入新时期后，孕育和累积于商品经济时代的学术功利化乃至商品化倾向，则从非学术的另一方向对学术本位立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腐蚀；二是坚守文学本位立场。在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文学与其他学科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主次关系。所以要始终以文学统率和主导跨学科研究，要始终确立和巩固文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而不能本末倒置。20世纪80年代新方法热与文化热的相继兴起，以及随后新方法热的退潮和分化，文化热的泛化和西化，都从不同侧面凸显了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内在缺陷。其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未能坚守文学的本位立场。正如英国学者舒马赫所言：“每门学科都是在它的专属范围内有益，一旦越过这个范围就成为有害的，甚至起破坏作用。”[11]新方法论与文化学批评在带给古代文学研究新理念、新视野、新范式的同时，也使古代文学研究逐渐丧失了之所以为“文学”的特质，陷入了为人作嫁衣的尴尬与迷失之中。古训所谓“过犹不及”，于此同样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三是坚守文本本位立场。“文本”（Text）概念本来自于英美新批评，[12]而后在经历反复的阐释与应用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意义，而且由于“文本”这一概念使用于不同学者、不同场合而容易产生歧义。但联系由韦勒克、沃伦中译本《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引发的有关文学研究的“内外之争”，以及由艾布拉姆斯中译本《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引入的作品、作者、宇宙、读者等文学“四要素说”，则所谓“文本”研究，即是指文学的内在研究，所谓坚守文本本位立场，即是坚守文学内在研究的本位立场。实际上，这是对上述坚守学术本位立场、坚守文学本位立场的深化和升华，如果说坚守学术本位立场旨在对应和校正非学术乃至反学术的所谓学术研究，坚守文学本位立场旨在对应和校正非文学的学术研究，那么，坚守文本本位立场则旨在对应和校正文学的外部研究。就学术发展史的学理逻辑而言，20世纪90年代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兴起，到古代文学研究本位回归的高涨，可以视为以上三个“坚守”学术宗旨的集中体现。概而言之，就是基于人文精神的退化、文化批评的泛化与文学研究的外化，着力从学术功利倾向回归人文精神追求，从文化泛化批评回归文学自身研究，从文学的外在研究回归文本的内在研究，充分显示了古代文学界对于伴随跨学科研究而来的诸多问题与缺陷进行自我矫正的努力和能力。

三

尽管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整体而言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后三十年间，可谓成果卓著。鉴于20世纪百年、新中国六十年、新时期三十年时间节点的相互交集，以及此前学界对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就总结的欠缺，因而很有必要先行参照一下有关20世纪百年与新时期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成就总结的学理思路，然后在相互贯通、相互借鉴、相互吸纳中寻求自我立说的学理依据。比如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重点从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文化思潮与理论思考、格局改变与领域拓展、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四个方面对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成果作了系统总结。[13]冯保善《百年沉重——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则简要提炼为四大成就：一是古代文学研究走上现代化道路；二是文学史学科从无到有的创建；三是作家作品研究的丰硕成果；四是古籍整理的实绩。[14]再如刘跃进《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归结为研究队伍的建设、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著作的评价四个方面；[15]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归结为更新观念方法、重视资料考辨、回归文学本位三个方面；[16]胡明《为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立块碑石》则作了如下更为形象化的总结和归纳：一是三十年间前人设计规划的功课几乎全部做完，画了句号，从作家作品史料文献的整理到解释；二是前人没有做全做完做精做细的功课也几乎全部完工交卷，补了前人的遗憾，也达到了前人预期的规模与高度；三是前人尚未涉足或刚刚意识到的学科分支领域，也几乎全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尽可能完备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新鲜成果，积累了许多他山经验。而且在借鉴、搬演和消化境外经验的过程中树起了自己技术上和方法论的样板；四是三十年间学科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才，结合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17]所有这些意见以及前文所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文学卷)“30年中国文学研究大事记”中有关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9件大事，显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我们不难从中找到彼此可资相互参照和借鉴的“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大致可以提炼和概括为：学科建制、队伍建设、理念变革、领域拓展、成果集成等。鉴于本书的学术主旨和体例，这里拟从文献、文本、文化以及集其大成的文学史研究四个方面，重点就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小结。

1.文献研究。文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石，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在文学家、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研究中，注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方法依然在延续，这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以承继和发展的坚实根基之所在。而且在经历六十年沧桑之后，许多当时代表主流或时髦观点与方法的论著，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烟消云散，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却往往更能凸显其恒久的学术价值。尤其在前三十年间，因为文献整理与研究较少受到各种政治运动与学术批判的干扰，所以尽管风雨不断，却尚能承延学脉于其间。另一方面，相对其他学术领域而言，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也的确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中属于总集或丛书的主要成果有：郑振铎主持《古本戏曲丛刊》（商务印书馆1953—1954年版），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王重民、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钱南扬辑《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全元散曲》（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圭璋编《全宋词》（修订本，中华书局1965年版）、《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等。此外，还整理出版了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陆游、杨万里和《红楼梦》等一批新的研究资料集。于今视之，这些成果依然未失其固有的学术价值。当然，就文献研究的整体成果而论，还是以新时期三十年尤其是世纪之交最为丰硕。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作了如下高度评价：新时期三十年来在古籍整理和资料考辨方面所取的成果，实不亚于20世纪前半期，甚至在某些点上超越了清代朴学的实绩，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其中成立于1958年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18]与成立于1983年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规划、资助全国古籍整理重大项目方面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19]

概而言之，当代六十年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文学文献学的理论探讨，包括文学文献学的综合理论研究、断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专科文学文献学研究；二是总集与别集的编纂和整理；三是古代文学的文献研究，包括作家生平研究、作品版本研究；四是文学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年谱、年鉴、书目、辞典以及参考资料的编纂；五是出土文献的发现与整理，包括甲骨文文献、金文文献、简帛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的发现与整理；六是古代文学文献的数字化，包括古典文献的电子技术化、古代文学研究的数据化应用、古代文学信息技术应用的讨论等。其中有关总集的编纂和整理，已出版了《全宋诗》（1999年出齐）、《全宋文》（2006年出齐）、《全金诗》（1995年）、《全元文》（2004年）、《全元戏曲》（1999年）、《全明词》（2004年）、《全清词》（2002年出齐），《清文海》（2010年）。正在编纂的有《全唐五代诗》、《全明诗》等。此外，还有大量历代别集已经新编或重编而出版。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当代六十年尤其是新时期三十年文献研究的巨大业绩，并将对古代文学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新时期三十年来文献研究在向“地下”与“网上”的两向拓展上，即与考古学的结合和广泛借助信息化技术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后者更具革命性意义，不仅促进了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数字化和集成化，而且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方法更新以及效能的大幅提高。

2.文本研究。上文已对“文本”的原生概念和衍生概念作了简要释义。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提出新时期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三大趋向之一即是回归文学本位。所谓回归文学本位，第一层意思是将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即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第二层意思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作品本身，树立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格局。这是近三十年来相当重要的一个转变。当然，回归文学本位并不排斥综合研究，恰恰相反，近三十年来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亮点。第三层意思是重视作家、作品的艺术研究。在这方面三十年来的进步值得欣慰。我们对诗歌艺术、小说艺术、戏曲艺术、散文艺术等都有了比较系统的个性化的艺术阐释，也形成了进行艺术分析的比较丰富的、富于表现力的、感悟细腻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结合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讲出作家作品的艺术特点、艺术风格及其艺术经验，可以讲出作家的构思，作品在艺术上的得失，作家之间的继承演变关系，也可以进行作家之间或作品之间的艺术比较，文学作品可以讲得有血有肉，给人以艺术享受。[20]根据以上界定，可以将文本研究归结为由外而内的三个圈层，即文学研究、作品研究、艺术研究，凡是属于这三个圈层范围的皆为文本研究。

以此衡量当代六十年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则问世于前三十年的相关论著因注重于文学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所以多数游离于文本研究之外。但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比如1959年4月至1960年末“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1960年至1961年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与文学“共鸣”问题的讨论，以及1955—1963年有关重要作家作品的讨论，包括蒋和森《红楼梦论稿》[21]提出“《红楼梦》的主题，是人的美、爱情的美以及这种美被毁灭的主题”的新观点，其中的部分内容应属于文本研究的范围，因而显得弥足珍贵。然而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首先是在摒弃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范式中，由非学术研究向学术研究回归，然后则是由非文本研究向文本研究回归——包括文学研究、作品研究、艺术研究三个圈层的整体联动。历史地看，文本回归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研究，至90年代勃发为学者群体的理论自觉，并在围绕文学研究、作品研究、艺术研究三个圈层的综合性、集成性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因而具有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价值。所谓学术矫正，从远处说是矫正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从近处说则是矫正新方法论与文化学研究，两者都有忽视文学本身研究之偏失；所谓学术拓新，即是通过对古代文学文本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拓展新的学术路向、领域与空间。正是得益于以上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推动，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自90年代日渐兴盛，至世纪之交臻于高潮。冯保善《百年沉重——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认为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向深细专精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作品，每一个重要的作家，都有多人研究，有多篇论文或多部论著发表。其标志便是专家的诞生与学会的出现。如《诗经》、楚辞、《史记》、建安文学、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韩愈、柳宗元、李商隐、苏轼、李清照、黄庭坚、辛弃疾、元好问、关汉卿、王实甫、《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汤显祖、孔尚任、《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都有全国或地方性的研究会创立，都云集了一批专家在研究。从成果看，作品的校勘注释，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应有尽有。数十年皓首穷经，的确也产生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著述。正因为著作众多，研究史也应运而生，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也多有了各自的学问。[22]可以说，其中的精品成果多问世于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世纪之交。仅就其中的文本研究而论，主要呈现为以下几种趋势：一是经典作品仍然居于主体地位，成为深度阐释的核心对象；二是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与叙事学研究的互动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三是以文学家群体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向一流文学家之外的文本研究推进；四是以文学鉴赏辞典的特殊形式普及文学作品艺术研究的成果。

3.文化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研究戛然而止，无论是文化研究本身还是以此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寥寥无几。然而若从广义的文化概念衡量之，则前三十年间的神话、民间文学乃至部分文学社会学研究，都可归属于文化研究范围。80年代“文化热”兴起之后，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迅速取代新方法热而成为新的学术主潮，尽管此后潮起潮落，时隐时现，但文化研究从此已深深根植于古代文学研究之中，且已成为众多学者的重要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包括那些对文学研究持批评或保留态度的学者，其实也同样从文化学理论与方法中受惠甚多。

就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而言，又有侧重于文化精神与文化形态研究的不同取向。前者从古代文学的本位立场出发，旨在探索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或者说是对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探原性研究，这是从深度上对古代文学文化的拓展。詹福瑞《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一文中所称的“文化研究”，即指此义。詹文提出，所谓文化的研究，首先，即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揭示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文学的文化性质。其次，文化的研究，还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寻根讨源思维特点的文学研究。再次，文化的研究，又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思维。它不仅从各种文化因素与文学的联系来研究文学，作由外向内的思维运动；还要立足于文学这一独特的人类精神活动来反观文化，作由内向外的思维运动。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之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色彩，带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意义。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闻一多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等文章，均以文学为材料，进行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人类学的成功范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以诗证史，也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23]而通观20世纪80年代至今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研究进程与成果，承续闻、陈学术传统，重在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研究的学者与论著，可谓代代相继，层出不穷。虽然有的功力不逮，但仍粲然可观。主要由通代文学、断代文学、区域文学、各体文学、文学专题直至经典名家名著个案的文化精神研究，犹如一扇形结构，文学为扇中之“柄”，文化为扇中之“面”。以扇之“柄”为轴心，扇之“面”即可根据实际需要，自如伸缩，自由展开。扇面展开愈大，学术视野愈宽，对作者的学术要求也愈高。而就研究热度与成果而言，则以经典名著为最，其次是文学专题，其余依此类推，恰与上述扇形结构反向而动。

古代文学的文化形态研究，集中体现在跨学科研究，这是从广度上对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拓展。张兵《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术研究已打破禁区和国外学术思潮与批评方法大量引进的学术背景下，运用文化学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才真正进入了完全自觉的状态，并且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诸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小盾（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和《道教与唐代文学》、陈顺智《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查屏球《唐学与唐诗》、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龚斌《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等，这些论著，除关注文学文本的研究之外，将研究视野转向科举、音乐、幕府、绘画、社会群体（家族、社团、流派）、宗教、学术、党争、青楼等文化层面，注意在相关学科的联系中，寻找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品性与原理的阐释，使许多在纯文本研究中难以确切说明和解释的问题得到了明确而深入的揭示，拓宽了研究思路和范围，丰富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将古代文学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24]诚然，张文于此所列举的古代文学文化学研究的代表作，或许带有某种随机性，显然还有大批同样优秀的论著难以一一罗列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著作都广泛涉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实际上都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此与上文所引傅璇琮、赵昌平《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佛教唐音辨思录〉所想起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等文所论相印证，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文学的文化形态研究，实质上就是跨学科研究。归根到底，这是由文化学的固有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文化学作为研究人类文化现象、行为与规律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就是致力于打破传统学科的固定范围，贯通传统学科分类的科际疆界，具有交叉性、多元性、开放性与批判性等鲜明特点。正是文化学本身的综合性交叉性特点，决定了古代文学文化形态研究的跨学科取向。

4.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史编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形态与最后归宿，是古代文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集成性成果。陆侃如提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况，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出一部完美的文学史”[25]。袁行霈则强调文学史写作中“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三大原则的有机结合，认为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首先应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文学创作为主体。其次，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应注意“史”的脉络，寻绎“史”的规律。再次，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要借助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26]以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文学史大家的意见和经验合而观之，的确可以充分印证中国文学史编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形态与最后归宿，是古代文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集成性成果。

据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27]统计，在20世纪的百年间，共有2885部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问世，其中多数出现于当代六十年，尤其是新时期三十年间。今天看来，问世于前三十年间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因绝大部分属于文学社会—政治学的理念阐释而逐渐淡出历史，但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含量和特色的文学史著作，诸如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1955年版），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詹安泰、容庚、吴重翰编纂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等等。尤其是后两部《中国文学史》，无论在内容还是体例上，都较之以前的文学史有了显著的丰富与发展，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水准。进入80年代以后，由“重写文学史”引发的文学史编写与讨论，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集中体现在文学史的理论研究、通代文学史、断代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的编写、文学史学与古代文学学科建构七个方面。尤为可喜的是，在上述七个方面都出现了一批规模宏大、学术厚重、观点新颖、体例优化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陆续开始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炯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皆为规模宏大而又各具特色的集成之作。尤其是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与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普遍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代表了新时期通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最高成就。而就文学史学理论成果而言，则密集问世于新时期尤其是世纪之交，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魏崇新、王同坤《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葛红兵、梁艳萍《文学史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葛红兵、温潘亚《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罗岗《危急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这些著作以及大量相关论文一同为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树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当代六十年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艰难前行的路途上，既有前三十年由学术政治化留下的惨痛教训，又有后三十年为学术功利化付出的沉重代价，还有诸多基于学术精力和功力问题而导致的种种缺陷和不足，都需要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然而就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而言，更为重要或者说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以下三大难题的困扰和挑战。

1.“古典—现代”关系的困扰。中国古代文学之不同于现当代文学，在于其研究对象是远离我们而去的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大英百科全书》的“历史”释义是：“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后者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正是这一双重“历史”的存在和分合，将不时引发我们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时空错位问题的思考。具体而言，即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时，究竟应如何在以“古”释“古”与以“今”释“古”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子非古人，焉知古人之心？又焉知古人之文？”对于处于“现代”的学者来说，的确需要时时这样自我反诘，自我辨思，尽管可能一时没有答案，也许永远无解，但有无这样的思考与能否进行这样的思考同等重要。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以“今”人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审视“古”人的文学文本，然后予以过度的“现代”阐释，甚至不惜以肢解或扭曲“古”人的文学文本为代价。陈寅恪曾倡导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者要抱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28]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提出：“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王长华《“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意识建立》对此阐释道：“‘了解之同情’是在对古人所处之环境和背景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与古人对话的平台，跨越时空与古人交流，设身处地地与古人进行生命对话，然后才有可能将作品读懂，而不至于过分误读。”[29]而归根到底，这是基于古典本位立场还是现代本位立场以及如何实现辩证统一的问题。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曾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重要命题，旨在强调历史的当代性及其彼此的贯通，的确具有深邃的历史哲学意义，是对那种死守“历史”文本、泥古不化学术风尚的矫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此命题加以无限夸大和延伸，因为历史既需要不断重释，同时也需要不断还原，两者有机结合的历史研究才更符合历史科学的内在要求。

2.“本土—西方”关系的困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之所以以“五四”为界，划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学科，显然与“五四”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与作品的密集输入密切相关，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历程来看，其中有双重渊源：一是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演变，二是西方文学以“外”而“内”的输入。两大主线的汇合、碰撞、交融，从不同方向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世界，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历程。因此，中国文学时间维度上“古代—现代”的演变，是与其空间维度上“西方—本土”的融合相交错的；与此相对应，“本土—西方”关系难题的困扰也几乎同时与“古典—现代”关系难题的困扰相始终。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也同样习惯于借用“西”人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审视中国“古”人的文学文本，然后予以过度的“西化”阐释，甚至不惜以肢解或扭曲中国“古”人的文学文本为代价。而这，也同样可以归结于本土本位立场还是西方本位立场的问题。毋庸置疑，在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文学传统不仅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而且主导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理论的建构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写，对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理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同样的问题是，中国与西方文学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具有不同的文学传统与阐释体系，正如不能纯粹以中国文学理论阐释西方文学一样，也不能纯粹以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而应该鼓励彼此的相互对话和交融。我们既不能局限于以“中”释“中”，但也不能走向一味地以“西”释“中”，而应该在坚持本土本位立场的前提下向中西通观的更高境界迈进。否则，由此带来的伤害就不仅仅是“削足适履”之憾，而且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之所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固有本质特性的漠视和曲解。

3.“文学—文化”关系的困扰。自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勃兴以来，文学的文化学研究逐渐衍变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与研究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原有文学研究的视野、方向与领域。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趋势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就文学与文化的内在关系而言，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精神，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兴盛与拓展，有其必然的缘由与内在动力。然而由“文学与××”的交叉性研究的无限延伸，也不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与质疑，即“文学—文化”研究的本位立场与研究边界的问题。就目前的“文学—文化”交叉性研究观之，大致呈现为两种不同取向：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探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性研究，却有着本位立场的差异。其中的关键问题，即在于能否坚守文学的本位立场，是否以文学为轴心而展开“文学—文化”的交叉性研究。如果在给予肯定性回答的前提下，那么，随着这种交叉性研究的不断延伸与深化，最终都将有益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否则，就会引发轴心错位与“边界”混乱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学本位性的丧失而走向文学研究的泛化与异化。

以上所论“古典—现代”、“本土—西方”、“文学—文化”关系的三大难题，既有不同的维度与重心，又有相互依存的内在逻辑关联。如何应对和破解三大难题的困扰与挑战，直接关系到能否以及如何坚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性、本土性与文学性，也就是能否以及如何坚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质特性。

五

站在当代六十年的终点上，由此展望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主流趋向以及伴随着三大难题的困扰和挑战将会继续并存，因而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坚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古典性、本土性的有机交融与辩证统一。与此相应的学术策略或者说路径选择是：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三“文”融通的引领下，通过资源重整、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的整体突破，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舞台上的双向互动，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历史性超越。

1.三“文”融通。即指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有机交融与贯通。20世纪90年代，随着取代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政治学”批评模式的新方法热的缓慢退潮，学术界渐渐响起了“回归文本”的呼声。梅新林曾就红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提出了三“文”融通的构想，即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指归”，是同时熔铸了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两个层面而由前者向后者的升华与超越。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因此，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即是通过学科交融而对原有学术传统的新的拓展与超越。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30]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对于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取得了更为显著的学术成果。然而对于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的内涵及其融通的途径与方法，则应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而加以不断的深化与升华。

2.资源重整。即指对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所有文献包括原始文献资源与今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相关数据库而为学界所共享。这是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与契机。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资源重整伴随二重、三重、四重证据法的相继提出而不断向前推进。1925年，得益于考古发现的重大突破与启示，王国维率先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此后，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经过诸多著名学者的阐释与实践，被确认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同时兼具了新理论与新方法的重要意义，对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此为先导，后来一些学者包括黄现璠、饶宗颐、徐中舒、叶舒宪等又相继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与“四重证据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资源重整而论，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为了更好地汇聚一、二、三、四重证据法的所有学术成果，完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的整合与集成工程，特别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及相关检索平台，便于以空前的规模与效率进行新的资源重整，并为学界所共享。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五重证据法”。

3.范式重构。即指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文学史范式进行重新建构。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政治学”批评范式的盛行到后三十年“新方法论”的勃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重构一直伴随其走向多元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向前推进，时而悄然进行，时而阔步前行。以发端于20世纪末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为例，“重写文学史”本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学术活动，但每一次“重写”——真正的“重写”，则都是对原有文学史范式的扬弃和对新的文学史范式的重建。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可谓成就斐然。然究其不足，一是时间断裂，即人为设置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壁垒，中国文学史因此被腰斩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与现当代文学史。为此，复旦大学章培恒率先发起和倡导打通这一人为壁垒的“中国古今文学演变研究”，这是对中国文学史研究时间维度上的重构与创新；二是空间缺失，即囿于传统线型思维，过于注重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形态，由此导致大量文学资源的流失以及整体文学生态的萎缩。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中最为流行的是线性范式——不妨喻之为“藤瓜范式”，即文学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范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往往是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结果导致文学史本身鲜活性、多元性、丰富性的缺失。[31]重在空间形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就是力图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从文学空间维度与形态的崭新视境，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以期达到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目的。因此，从反思补救、矫正现有文学史范式的种种缺失，到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既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合乎中国学术史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

4.意义重释。即指借助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重读、新读、深读，从中发现新的意义。意义重释与资源重整、范式重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基于多重证据法以及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资源重整的巨大成果，对于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学术潜力更是无可估量的。至于意义重释与范式重构，彼此关系更为密切，也更为直接。就“重写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每一次的“重写”实践，几乎都是范式重建与意义重释的同步推进。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首次从人性发展的视角重述中国文学史，即是范式重建与意义重释相互促进的双重突破。再就“重写文学史”中的意义重释本身而言，毫无疑问，首先必须以对经典之作的意义重释为中心，因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既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与洗礼而自然形成的结晶，同时又拥有一个面向未来的可以不断重释的开放文本体系。然而更具挑战性的意义重释，则在于如何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从非经典之作中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新的意义，甚至通过自己独特的意义重释赋予其新的文学经典的地位。对于包括经典之作在内的文学作品意义重释的重要突破，不仅会不断激活“重写文学史”的内在冲动，而且可以将其集成和转化为“重写文学史”的崭新成果。

5.走向世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是一种基于本土文学历史的溯源性研究，但同时又需要一种面向未来和世界的超越性视野的引领。在新时期走出长期封闭的学术环境之后，学术界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的步伐又重新开启。但总的来看，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转型比较成功，而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的能力方面还相当欠缺。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提出三十年来，我们在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中国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引起国外学者广泛的充分的注意。研究成果的输入与输出显得不平衡。所以他特别殷切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走出国门，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够更多地到国外参与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用流利的外语介绍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了解我们新的思路和新的进展，使我们的研究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后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32]这体现了前辈学者对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殷切期望。归根到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世界，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内在要求，更是通过跨文化交流有效传播中国学术成果与文化价值的迫切需要。我们正视当前的弱项，正是为了寻求新的转机和突破。

六

以上所论五部分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节点、一条主线、四大成就、三重困扰、五点期望。在《导论》的最后，拟就本书的著述体例再略作一点说明。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第一部新中国六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史的集成之作，同样无法回避学术史所固有的有关史料、史体与史识的挑战和考验，其中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史体”。面对六十年来如此浩瀚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除了“海量”二字之外已无法形容，我们不仅无法准确统计这些“海量”成果，更无法一一阅读这些“海量”文献，当然也无法确定究竟还遗漏了多少相关论著。这正如同编写文学史一样，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作家作品，也不可能在一一阅读了哪怕是著名作家的作品之后才去写作文学史，其中除了“史料”的支撑之外，还需要逻辑推理的帮助以及彼此的两相结合，然后选择和确定最为合适的著述体例。所以“史体”既产生于对“史料”的提炼之中，又是研究者基于“史识”的主观选择的结果，并反过来对“史料”的检索和甄选产生重要影响。

就学术史的通行体例而论，大致有断代、分体、专题研究等“史体”模式。断代“史体”模式，以吕薇芬、张燕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陈友冰主编四卷本《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为代表。吕薇芬、张燕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共10卷12分册，其中古代文学（含近代文学）部分有8卷10分册，依次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近代卷。陈友冰主编《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共四卷，依次为先秦至六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分体“史体”模式，以黄霖主编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为代表。其中《总论卷》具有统摄各体研究的功能与意义。其余六卷，即诗歌、词学、散文、小说卷、戏曲、文论卷，均属分体学术史。专题“史体”模式，则以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为代表。此书按相关专题分为四编：第一编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第二编文化思潮与理论思考，第三编格局改变与领域拓展，第四编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依次通论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此外，也有部分论著采用分段叙述的体例。此体本在一般的学术史研究中最为普遍，但无论是20世纪百年，还是新中国六十年、新时期三十年，都因历时太短，难以从容展开，所以很少被采用。人们也许已注意到了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的《总论卷》（周兴陆著）与其余各卷分体叙述体例的不同。作者即按20世纪上半叶、新中国三十年、新时期以来三个阶段，重点从文化影响下学术范式演进的视角，对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进行了总体上的梳理和总结。还有一些论文也采用了这一分段叙述的体例。

鉴于以上各种“史体”模式的得失，《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尝试建构一种以时间节点为经、以学术思潮为纬、纵横开阖、分总结合的综合型“史体”模式。即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世纪之交三大时间节点为坐标，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学术主潮演变为主线，对古代文学研究新学术传统的确立、社会学研究主潮的兴盛及其政治化蜕变，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美学意识的先锋突起、新方法热的广泛影响、文化批评的持续繁荣、学科交融的多元拓展、中外比较的深度透视、文学本位的内在回归，以及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的百年反思与最新趋势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揭示，对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理论与著作进行了专题归纳和评述，重在把握学术主潮之理念与范式的交融轨迹与演变规律，系统总结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经验教训，以充分彰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启思未来的重要价值。

具体而言，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时间节点上，本书以第1—4章重点阐述了20世纪中叶学术新传统的确立、古代文学的社会学研究主潮（上、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泛政治化取向等论题，其中第1章“20世纪中叶学术新传统的确立”，从古代、现代、当代三重学术传统的划时代变革，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学术新传统的确立，自有作为新中国成立第一个时间节点之总论的功能，同时也因此有效强化了学术新传统确立的历史纵深感。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时间节点上，以第5—11章重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与转型、古代文学美学研究的先锋意义、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热、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古代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拓展、古代文学研究与跨文化对话、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位回归等论题。其中第5章“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与转型”兼具连接前后两个时间节点的过渡作用。在世纪之交的第三个时间节点上，以第12—15章重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反思、古代文学研究的最新趋向（上、中、下）两大论题。无论是孕育于前一论题的诸多百年学术史论著，还是由后一论题展开的三大学术增长极及其系列成果，都为世纪之交的第三个时间节点增添了学术分量。在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在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世纪之交为三大时间节点的坐标系中，同时还密集分布着更为具体的时间刻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思潮，比如改革开放第二个时间节点中的古代文学美学研究的先锋意义、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热、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分别以1980年、1983年、1985年为始点，然后适度向后延续，在时间节点与学术思潮的经纬合一中，更加凸显学术思潮的兴衰轨迹以及学术史发展演变的时间节律。最后，鉴于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进程与成果的历史延续性，本书第16—18章调整为贯通于六十年间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第17—18章“古代文学史研究进程与成果（上、下）”，可以视为对当代六十年古代文学研究最高形态与最终成果的历史总结。而在全书结构上，此与第1章又恰好构成遥相呼应之势，由此形成“合—分—合”的总体结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全书纵横开阖、分总结合的力度和效度。

毋庸讳言，学术史研究同样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面对当代六十年间古代文学研究如此亮丽的风景，我们坦承自己只是打开了一个“观景”的“窗口”，至于所得的观感如何，既取决于打开这个“窗口”的时间、地点和视角，更考验着我们“观景”的视力、学养和识见。三年多来，我们总是忐忑不安地担心遗漏了诸多不该遗漏的重要成果，或者作出了与事实不符的不当评价，甚至出现捡沙遗金、以沙为金的失误，祈请各位专家和读者见谅。至于因时间和体例的关系，本书未将同时期的中国台湾省、香港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容纳其中，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但愿以后能有机会再予弥补。

注释

[1]《导论》据梅新林《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一文修改扩充而成。

[2]谭邦和：《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初议》，《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3]宗文：《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综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4]参见陈贻焮《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和方法论问题》，郭预衡《再谈我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看法》，沈玉成《新旧之间的随想》，邓绍基《新方法与融会贯通》，宁宗一《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思考》，见《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关于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笔谈”。

[5]参见李辉、许云和《回顾反思，开拓进取——记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讨论会》，《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6]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文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刘跃进：《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8]傅璇琮、赵昌平：《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佛教唐音辨思录〉所想起的》，《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0]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文艺争鸣》2011年第13期。

[11]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洪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页。

[12]参见梅新林《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创新》，《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

[13]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4]冯保善：《百年沉重——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15]刘跃进：《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

[16]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17]胡明：《为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立块碑石》，《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18]“文化大革命”期间陷于瘫痪状态，至1981年恢复。曾名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19]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20]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21]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2]冯保善：《百年沉重——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23]詹福瑞：《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

[24]张兵：《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光明日报》2003年10月3日。

[25]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27]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28]参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29]王长华：《“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意识建立》，《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30]参见梅新林《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创新》（《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

[31]参见梅新林《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文学史范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2]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