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八八战略”的历史背景
2017年5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明确指出，“八八战略”不是管一地一域的，不是管五年十年的，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总纲。在随后召开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车俊进一步强调指出，“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精神要旨上是契合的，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具体要求上是一贯的。在浙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以贯之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创新“八八战略”的实践载体，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的优势，发掘潜在的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车俊的概括，既充分彰显了“八八战略”在浙江改革开放40年历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又深刻地揭示了“八八战略”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为我们把握“八八战略”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战略意义提供了精准的定位。
浙江长期走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前沿，以显著的发展绩效、丰富的创新经验，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地方实践的生动篇章。进入21世纪以来，走在前列的浙江率先遭遇了种种“成长的烦恼”，传统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以及现代化布局都亟待转型和完善。在浙江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段，习近平主政浙江，肩负起了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在新常态下，浙江遇到种种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带领省委一班人，坚持先行先试，走在前列，担负起为全国探路的重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率先就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完善区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2002年10月12日，习近平调任浙江后，随即开启了马不停蹄的调研之旅，在9个月内先后调研了69个县（市、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对浙江基本省情，特别是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有了全面把握。2003年2月，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时，习近平从七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对深化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认识，“八八战略”由此初现端倪。2003年6月，习近平在全省深化党的十六大精神主题教育、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电视电话会议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略”。7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代表省委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充分发挥八项优势，深入实施八项举措的“八八战略”：一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三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五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六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七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八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作出的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凝结着习近平对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完善区域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以及提升省域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的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思想方略。
一、关键时期：浙江发展面临转型升级
浙江一直处在中国体制改革创新的前沿。凭借着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浙江人民创造了全国瞩目的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走在前列的先发境遇，也使浙江更早遭遇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发展方式转型的迫切性。如果说浙江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浙江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同样深刻地反映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共性问题。
（一）浙江现象与浙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是一块充满创新活力的土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独具一格的“温州模式”的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人注目的浙江现象的形成，浙江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的一系列成就及创新经验一直备受人们关注。
浙江基本上是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策、资源、资本及起始条件优势的情况下，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出被压抑已久的民间创业冲动，克服了经济发展的种种不利条件的约束，实现了超常规的增长。从1978年到2002年，浙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24亿元猛增到8003亿元，年均增长13%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331元增长到16841元，年均增长12%左右；财政总收入从27亿元增长到1166亿元，年均增长17%。2004年浙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继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全国第四个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的经济大省。从1978年到2003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序从第12位跃升至第4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第15位跃升至第4位，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从第11位跃升至第4位，财政总收入从第14位跃升至第5位，对外贸易总额从第13位跃升至第4位。25年里，浙江从一个经济发展处于中游水平的省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并逐步向“经济强省”迈进。毫无疑问，浙江是践行中国模式的“模范生”，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而且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发展贡献了诸多原创性经验。因此，浙江现象与浙江经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模式的逐步成型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既没有中央特殊的政策倾斜和投资，又没有外部资本的强力拉动，浙江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激发和释放出了大众创业的热情，走出了一条内源式的发展路子，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工业化、市场化模式。
从发展主体来看，浙江依托大众化创业，形成了典型的老百姓经济格局。浙江具有悠久的工商文化传统，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也迫使浙江民众想方设法在农业经济之外寻求生存之道。改革开放的闸门一打开，特别是开明的地方政府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浙江迅速掀起千军万马闯市场的大众化创业浪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各省每万人口的法人单位平均为40个，浙江是78个；全国各省每万人口的产业活动单位平均是43.1个，浙江则达到93.5个，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浙江的草根创业者以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难万险的创业精神，推动浙江率先走上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道路。快速发展的民营经济已逐渐成为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2003年浙江进入全国百强县的30个县（市、区）中，绝大多数县（市、区）的民营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90%。
从体制优势来看，浙江经济充满活力、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从专业化的商品市场到各种要素市场，从区域性市场到全国性甚至辐射全球的大市场，从简陋的地摊式初级形态的市场到现代化、信息化、虚拟化的高级形态的市场，浙江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成为全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集中写照，浙江也因先发优势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市场大省，牢固地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及市场主体优势。2001年，全省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278个，总成交额4652亿元，基本上相当于每万人拥有1个成交额在亿元以上的专业市场。各类专业化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冲破了传统计划体制下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流通格局，促进了城乡商品的大流通，带动和促进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继专业市场之后，各种要素市场开始在浙江逐步发育起来，市场作为浙江要素资源配置方式的功能由此逐步增强。相关研究表明，21世纪之初，浙江市场化水平居全国第2位，资本自由度从2002年起居全国首位。
就空间布局而言，浙江模式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块状经济、县域经济的特征。“草根”创业的初始发展条件，决定了浙江创业民众为节约成本普遍采用了在家门口就地创业的模式，进而形成了一种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特色产业为主体、网络结构为支撑的集群化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即“块状经济”模式。据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2001年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10家以上企业生产同类或相关产品、年产值上亿元的区块）。这种产业组织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础上，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分工协作、反应灵敏等优势，又能够通过网络结构和区域集聚，克服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本实力弱造成的规模不经济、技术进步缓慢、市场竞争力弱等缺陷，实现了以“范围经济”替代“规模经济”。
浙江的产业集群大多数集中在县域之内，因而浙江经济增长在空间布局上的体现，就是高度发达的县域经济。2004年，浙江县域经济平均规模达111.5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8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9312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2倍；平均财政总收入8.83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9倍；平均城乡居民存款额58.74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5倍；平均出口创汇4.01亿美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6.0倍；平均实际利用外资0.55亿美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3.2倍。随着特色产业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浙江县域经济不仅在总量上实现了数十倍的扩张，而且在质的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县域单位综合实力的测评，从2004年起，全国最发达的100个强县中，浙江占据了30个席位，总数远远超过其他三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经济大省——广东、江苏和山东，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4年9月，《福布斯》（中文版）公布“2004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浙江共有15座城市排名前百位，其中，4座城市跻身前10位，杭州更是位居榜首。
从发展绩效来看，浙江模式表现出极为显著的富民效果：一方面，大众化的创业浪潮造就了浙江数以百万计的创业主体，他们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另一方面，遍地开花的民营经济也使浙江普通民众非常容易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加自己的收入。2002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1171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930元，均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6倍、2.07倍。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用新的农村全面小康标准和监测方法对各省（区、市）的跟踪监测，2004年浙江省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58.9%，大大高于21.6%的全国平均水平，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
从总体上讲，独特的浙江发展模式，不仅支撑了浙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而且形成了浙江的先发优势和一系列体制机制优势。但长期的超常规增长，也使浙江在发展过程中积累和表现出一系列结构性失衡，形成了诸多发展短板，并从21世纪初开始进入了“先成长先烦恼”的发展境遇。
在深入调研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习近平对浙江模式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作出了生动概括，认为浙江模式走的首先是“体制创新之路”，即通过积极推动农村经济体制创新、产权制度创新、流通体制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等，克服发展条件的局限，调动和释放老百姓的创业热情。其次是“走民本经济之路”，通过充分发挥浙江自古以来就有工商皆本、义利双行的文化传统优势，广大民众有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的优势，以及资源贫乏逼迫民众必须学会“无中生有”，走出去“闯世界”的特点，形成了“老祖宗”经济、“老天爷”经济和“老百姓”经济。再次是“走内源发展之路”，凭借民间力量的推动，激发和依赖企业的自生能力，由此创造了灵活有效的经济体制、适应企业发展的机制和制度，推动了农民进城和城镇化的发展。
（二）浙江遭遇“先成长先烦恼”
进入21世纪后，浙江开始步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2002年，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657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1716元和4940元，三次产业构成由1978年的38.1∶43.3∶18.6转变为2002年的8.8∶51.2∶40，浙江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已达到65.5%，城市化水平达到51.9%。综合各方面指标，浙江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
正如许多经济体的发展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5000美元发展阶段，是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也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表现得极为突出。在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浙江比全国其他大部分省份更早地遇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带来的诸多问题，率先遭遇了一系列“成长中的烦恼”。如果说浙江的经济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的话，那么，浙江在21世纪以来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同样深刻地反映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共性问题，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及其体制性障碍，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结构性、素质性挑战都具有重要的预示意义。
1．“老百姓经济”的先天不足使浙江更早地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沉重压力。浙江经济是典型的“老百姓经济”，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构成了规模极为庞大的创业主体。由于既缺乏技术优势，又缺少资本积累，浙江的创业主体普遍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最低的产业进入市场体系，由此形成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轻小集加”为产业特色的经济格局。这种大众化创业浪潮虽然充分调动了民众的创业热情和创业智慧，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了良好的惠民效应，但“老百姓经济”在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经营方式上存在的种种“先天不足”，也使浙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格局迟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人多地少、资源紧缺，能源、土地、水等资源要素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不断加大等问题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变得日益突出，如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增长方式转型，以形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浙江在数量规模巨大的个私企业基础上形成的“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的“块状经济”格局，是以小城镇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平台的。而过于分散的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客观上阻碍了浙江城市化的进程。小城镇规模小，公共服务配套水平低，缺乏对高端资源的吸引力，更难以形成高端要素的集聚效应。长期以来，浙江的“老百姓经济”主要依赖低成本和低价格进行市场竞争。中小企业遍地开花、见缝插针式的增长方式，更是使原先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浙江在21世纪初期基本上走到了发展空间限制的临界点。
在制定和实施“八八战略”的过程中，习近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浙江面临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的进一步显现，从根本上说是采用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浙江正进入经济发展的腾飞期、增长方式的转变期、各项改革的攻坚期、开放水平的提升期、社会结构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有新的突破，不能保持走在前列，发展中潜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就有可能集中爆发。在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上，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阻力会越来越大，科学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浙江传统的内源式的发展方式，迫切需要通过全方位提高开放水平来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内源发展是指一个独立经济体主要依靠内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围绕内部需求和内部市场发展经济”。长期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靠块状经济的优势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内源式发展动力充足。
浙江虽处沿海地区，外资引进程度却一直处于沿海省份的后列，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因此受到了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水平等的严重制约。浙江民营经济起步早，民间资金雄厚，但不少民营企业仅仅将引进外资、加强与境外企业合作当作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作给企业经营水平、技术水平提升带来的机会，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与外资合作缺乏兴趣的现象，导致企业技术水平、研发水平和经营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借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上海、广东、江苏等省、直辖市的经验，引进外资是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显然，浙江迫切需要通过全方位提高开放水平来注入新的发展活力，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与竞争，以促进经济结构和市场体系的转型升级。
3．浙江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动创业活力的“老百姓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习近平对当时浙江发展格局的局限曾经作出深刻的总结，认为浙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统筹的联系还不是很紧密，对欠发达地区、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还不明显。城乡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拉大，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的差距更大。地区发展不够协调，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一方面，浙江以县域小城镇为主要工业平台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普通民众在家门口创业，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也明显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城乡二元体制直接制约了“三农”问题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长期以来对农业、农村投入不足，而且城乡分割的户籍、就业、社保、教育制度等，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加之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传统农业或游离在城乡之间。随着浙江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推进，迫切需要率先探索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率先实现城乡产业互促、城市带动农村、城乡居民平等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浙江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的差距，决定了单纯依靠民间的自发性创业，很难有效解决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以2003年为例，浙东北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浙西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1.81倍。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三个指标中，17个经济强县（市、区）比25个欠发达县（市、区）分别高出3.38倍、2.65倍和3.41倍。因此，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不仅是拓展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重要途径，也是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进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4．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使浙江更早地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将不断显现并趋于复杂。如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较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长期不足；社会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加快社会建设步伐，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深刻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世纪之交以来，浙江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社保待遇等各方面的原因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群体性事件的规模扩大，对抗程度逐步增强。群众围堵政府、阻塞交通，甚至打、砸、烧等过激行为偶有发生，对政府形象、社会秩序以及民众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表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一些问题虽然尚未发展到严重程度，但如果麻痹大意，极有可能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的潜在威胁。从1978年到2004年，浙江的刑事案件从2.6万起上升到50余万起，增长近20倍。在安全事故方面，2003—2004年，浙江平均每天发生各类安全事故200余起，人员伤亡上百人，经济损失逾200万元。其中，火灾事故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数多年位居全国前几位，一些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事故隐患依然十分突出。
正如习近平于2005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那样，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成为突出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5．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转型压力迫切需要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更好地发挥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力量一直在浙江的体制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必须发挥其作为体制创新、政策创新主体的功能，为区域创新发展和企业的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与此同时，在经历了20多年超常规增长之后，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不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现象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短板之后，浙江迫切需要推行统筹协调体制机制，增强发展全面性和可持续性，需要强化各领域改革的协同性，重视区域发展的总体设计。这些都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政策引领、规划统筹作用。显然，在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浙江深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所在。
（三）转型升级：浙江进入关键时期
浙江率先遭遇的种种“成长中的烦恼”，预示着浙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首先，浙江在大众化创业基础上形成的“老百姓经济”发展模式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先天性局限，决定了浙江已经进入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深入调研浙江面临的发展困难的过程中，习近平深刻地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浙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我们在发展中又遇到许多困难，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成长的烦恼’，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减弱，新的矛盾又在产生。浙江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结构需要优化，产业需要升级，企业需要扩张，要素需要保障，环境需要保护，市场需要更大的空间，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转变。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拓展新的空间。”这一判断，以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发展水平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的浙江，实际上已经率先进入了经济新常态。这是“八八战略”决策最直接的发展背景。
要破解浙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问题，就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就必须拿出浙江人勇闯天下的气概，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浙江的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进而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产业健康发展。
其次，先发优势使浙江跨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门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事业长足进步，200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2000亿元。可以说，浙江已经先行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如何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浙江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再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种种问题，预示着浙江已先行进入社会结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如何在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区域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已经成为浙江必须率先破解的难题。
2005年，在谈到平安浙江建设的迫切性时，习近平曾经深有感慨地指出，到外地出差，人家提到浙江，会拍拍我们的肩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们‘高枕无忧’，令人羡慕啊。”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行得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内生机制，领导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中相对比别的省少一点，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干别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某些方面，浙江的“经”可能更难念一点。浙江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000美元这样一个“门槛”，有很多别的地方没有遇到的问题浙江往往最早遇到。习近平极为敏锐地指出，为什么浙江生活那么好，还会出事故？这说明你这个地方不光要经济发展好，还有协调发展的问题。平安浙江的建设，不单单是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要解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大平安”，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这里，习近平概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浙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实现区域的有效治理的问题。
二、走在前列：为全国大局贡献浙江经验
习近平始终将浙江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放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大局中来审视。在这种主政思维的大格局中，浙江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就不仅仅是浙江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共性问题，集中反映了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弊端，以及改革不配套、发展不协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浙江的主要发展指标大体超前全国平均水平10年，因而浙江遭遇“先成长先烦恼”的挑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如果浙江能够先行先试，走出一条新路子，就能够为其他省份今后遇到同类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从而为全国大局做出浙江应有的贡献。
（一）自觉做中国转型发展的探路者
习近平将“八八战略”的探索实践，定位为“探路者”，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先发地区必然遭遇先发问题，某些方面走在前列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必须具有探路者直面荆棘的勇气，正视矛盾和问题，不使‘癣疥之忧’变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问题影响发展全局，不让绊脚之石阻挡前进步伐。”
世纪之初，党中央对浙江寄予厚望，要求浙江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贯穿“八八战略”制定和实施整个过程的思想主线，就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一再强调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体现的就是积极主动地为推动中国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升级探路。为此，习近平强调，走在前列，“首先要有争先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其次要创一流业绩，不仅要使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保持全国领先位置，而且要在实践中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为全国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同时还要有世界眼光，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用国际先进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发展和壮大自己”。
浙江全力实施“八八战略”期间，正值全党进行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之时。习近平将“走在前列”作为浙江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内在要求，作为衡量浙江改革发展各项事业的重要标准，并将其确立为浙江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政治素质。2005年6月，习近平明确指出：“先进之路、前列之途往往不是平坦大道，这就需要有进取之心、克难之志、开拓之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能走在前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端一杯清茶看一天报纸也不能走在前列；不敢闯、不敢试，墨守成规，拘谨守分，同样不能走在前列。保持先进，走在前列，就必须学习在先、调查在先、研究在先、实践在先，在实践中努力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必须胸有目标，脚踏实地，立足自身，不甘现状，追求更好，敢于突破；必须闻毁不戚，闻誉不欣，慎始如初，善作善成。保持先进性，就是要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勇于走在时代前列。”
（二）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走在前列
“八八战略”是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浙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抓手”。习近平一再强调，浙江“走在前列”首先要“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在前列”。浙江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的进一步显现，从根本上说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要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坚决改变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坚决改革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习近平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对“以人为本”的理念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曾专门撰文从理论上阐述了“以人为本”理念，认为应当从三个基本方面来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就是要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具有良性的循环能力；从人和社会的关系来看，就是既要积极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又要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人和人的关系来看，就是要强调公平正义，不断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和发展，既要尊重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也要尊重精英群体的能力和贡献，为他们进一步创业提供良好的人际环境；从人和组织的关系来看，就是各级组织既要注重解放人和开发人，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舞台、政策与规划、管理与服务，又要努力做到使人们各得其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论认知，习近平在“八八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形成了高度的思想自觉，在总结“八八战略”的实践经验过程中，在许多领域进一步拓展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为党的十八大之后概括提炼出五大新发展理念，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基础。
三、顶层设计：再创浙江发展新优势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主政者最重要的使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谋划区域或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总体战略。注重对改革发展的大局进行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是习近平从地方到中央治国理政一以贯之的风范。“八八战略”的最大特色，是着眼于整体布局，围绕创新发展来谋划整个浙江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谋划区域现代化布局完善，具有鲜明的区域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意蕴。习近平曾经强调指出，“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把手’的根本职责。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势；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谋划当前浙江，切实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全党全国全省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八八战略”就是这样一种对区域发展的总体性谋划，一种极具前瞻性、创新性的战略布局。它不是一种单一性战略，而是一个完整而独特的战略组合，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八大战略举措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一个战略布局。作为总战略，“八八战略”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内容包括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区域和国际经济合作、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文化建设等，全面涵盖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八个优势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八项举措针对浙江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就如何补齐短板进行了全面部署。
（一）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
贯穿“八八战略”的主线，就是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
一方面，“八八战略”是打造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的总体设计。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浙江发展新的体制机制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成为浙江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不仅浙江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存在着层次和水平不高的问题，浙江传统的优势即率先发育的市场经济体系也迫切需要从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并且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城市和乡村建设的品位，以及公众的文化科学素养等亟待提升。“八八战略”在科学分析浙江发展的传统优势和潜在优势的基础上，围绕突破制约浙江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浙江创新发展的八大举措。这八大举措实际上就是浙江创新发展的八大核心战略，其目的就是要突破浙江发展的主要瓶颈，推进浙江产业发展、城乡社会建设、文化科技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整个区域治理水平全面提升。虽然浙江各地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摸索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子，但毫无疑问，“八八战略”是浙江第一次从区域发展的全局战略高度，对推进整个浙江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进行科学的总体设计。
另一方面，“八八战略”是打造浙江模式扩展版的总体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精心呵护人民群众创业致富的热情，依靠体制机制创新的优势，汇聚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大众化创业的浪潮，创造出了全国瞩目的浙江现象、浙江模式。客观地讲，传统的浙江模式还是一种典型的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一直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八八战略”在全面总结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反思浙江模式存在的先天不足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的基础上，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着眼于实现浙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浙江下一步发展进行总体谋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协调”是“八八战略”的核心关键词。不仅八大战略举措对破解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对应举措，更是通过“八八战略”引领下的活力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绿色浙江等战略部署，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全面协调发展的区域现代化建设布局。这些对于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推动浙江率先纠正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偏差，努力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均衡、协调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二）强化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传统浙江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地方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有相当突出的自发性、民间性。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浙江国有经济规模很小，集体经济力量相对薄弱，而地方民众脱贫致富的创业冲动很强，在此背景下，地方党委、政府很难通过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以搞活国有经济或大力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方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性甚至支配性作用，因而很自然地将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默认、扶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由此，浙江也就形成了“大众化创业”和“老百姓经济”格局。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浙江率先培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市场主体，在想方设法突破旧体制束缚的过程中，浙江客观上充当了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并使浙江的体制创新呈现出较为浓厚的诱致型制度创新的特色。地方党委、政府在改革初期发挥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为民间的创新实践营造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保护。浙江模式的这种成长路径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了民间力量和智慧，但自发性的创业实践也不可避免地派生出诸如产业技术水平较低、产业布局过于分散以及产业竞争恶性化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有所缓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制度创新、产业规划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强化地方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的整体设计，强化战略的全局性引导和规制作用，以推动浙江模式的整体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浙江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主政浙江，顺应时势，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推进浙江新发展，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来谋划浙江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八八战略”作为浙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战略、总抓手，不仅绘就了浙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而且擘画了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升区域治理水平的战略布局，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发挥的管全局、管长远的战略导航作用，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完全一致的。
在传统的体制机制优势逐步弱化，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环境的瓶颈效应逐步放大的背景下，要推进浙江新发展，再创发展新优势，根本途径只能是深化改革。基于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习近平一再强调，“改革开放始终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浙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改革创新之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实施“八八战略”，无论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现有的优势，还是补齐短板，都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新的体制机制的支撑。习近平指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始终是加快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深层次探究，都能在体制机制上找到根源。”而要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就必须有大胆探索的勇气，有敢于创新的发展思路。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开辟“之江新语”专栏，前后发表短论232篇，署名“哲欣”，寓意正是“浙江创新”。
改革创新是贯穿“八八战略”各个方面的一条金线，是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根本动力。我们要在体制创新方面继续保持全国的领先地位，为经济发展增添更大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抓住健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这个重点，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努力营造体制机制的新优势。为此，习近平一再要求各级干部克服畏难情绪，把困难当作机遇。他强调，在困难面前，各级领导干部不应该消极畏难，无所作为，更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坚定信心，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要视困难为考验，把挑战当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他曾形象地指出：困难是一道坎，是一道分水岭。就像鲤鱼跳龙门，跳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进入一种新境界。
正因为八大战略举措都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八大战略举措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八大改革举措，不仅涉及观念、思路的创新，涉及战略的调整，更涉及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因此，“八八战略”实际上全面擘画了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谋划和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
（三）完善省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八八战略”的目标定位，是推动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早在1993年，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就明确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此后，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一直是浙江重大战略部署的主要目标参照系。党的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这一要求，2002年12月，浙江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浙江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委制定了“八八战略”，还先后作出了活力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绿色浙江五大决策部署，从而形成了一个总战略与五大战略部署相辅相成的战略布局，并在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前，率先在省域范围内创造性地完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区域现代化战略布局，浙江也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先行者。
在经济建设上，浙江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全面激发发展活力，打造活力浙江。“八八战略”就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部署。习近平把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形象地比喻为养好“两只鸟”，即“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浙江养好“两只鸟”的探索实践，说到底是从浙江实际出发，推动、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发展方式转型，以此进一步激发和释放经济发展活力，使浙江在打造经济升级版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在社会建设上，浙江率先围绕构建社会“大平安”的长效机制，在2004年作出了平安浙江的部署，在全国较早地就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长效机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更重要的是，平安浙江建设实践体现的“大平安”理念、新的稳定观，以及以民生为根本，以为民办实事为着力点，通过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夯实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平安浙江以基层为重点，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平安浙江以法治为保障，通过不断推进人民民主，提高法治化水平，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等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都极大地拓展了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视野和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以及社会管理的创新，贡献了大量原创性的实践经验。
在文化建设上，抓住浙江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的契机，浙江省委于2005年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着力通过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浙江成为全国领先的文化大省。文化大省建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省人民文明素质和社会风尚的提升，促进了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浙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进了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在政治建设上，基于“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等前瞻性理念，2006年，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就全面提升区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进行了率先探索。法治浙江实践不仅有效地提高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水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总结形成了诸如以法治政府建设为重点、以法治社会建设为基础等一整套经验，为党的十八大之后“法治中国”理念的提出，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和思想理念准备。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八八战略”把绿色浙江战略作为八大战略举措之一，并将其落实在生态省建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之中，落实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实践和“811环境整治”工程之中。习近平在推动浙江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还从哲学高度提出了著名的“两山”理论，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等一系列极富个性的治理理念。
从活力浙江到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绿色浙江，这一系列围绕“八八战略”作出的战略部署，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五大部署从根本上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是“八八战略”这一总战略的具体展开。2006年在作出法治浙江的部署时，习近平就全面阐述了这些重大决策的内在统一关系，强调，“建设‘法治浙江’与党的十六大以来省委作出的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有机构成了我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这个总体布局中，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抓手，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努力建设‘法治浙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此提供根本保证。它们之间是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四位一体’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性，每一个方面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涵，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体现了科学发展和普遍联系的整体性，以辩证的思维、从全局的高度、按统筹的方法，谋划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使之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这充分说明，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已经以历史担当的博大胸怀和政治勇气，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开创性地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四）探索省域长治久安的治理之道
浙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多年稳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一位。但实践证明，发展起来之后遇到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之前少，甚至表现得更加复杂。21世纪初，浙江遇到的“成长中的烦恼”，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广泛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各个方面，突出反映了改革不配套，以及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不协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八八战略”谋划的浙江新发展，不仅要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路子，而且还要切实提高区域治理水平，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围绕探索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习近平就区域治理问题进行了大量前瞻性的思考，相关探索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经验支撑。
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社会长治久安问题，在浙江期间多次强调，“人人平安，社会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文化渊源看，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和谐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省委根据“八八战略”的总体部署，按照“宽范围”“大纵深”的思路，于2004年5月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平安浙江建设的最大特色，是摆脱传统狭隘的维稳观念和平安观念，从大社会的视野来审视大平安的治理模式。早在2004年，习近平就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在平安浙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之后，习近平于2006年再次重申：“我们所说的‘平安浙江’是一个‘大平安’的概念，还包括建设‘法治浙江’和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平安浙江建设的目标定位是努力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五个更加”和“六个确保”的总体目标，涵盖了生产安全、公共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要求，凸显了平安浙江建设的整体性部署和系统性推进路径。
习近平还一再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扩大视野，不能为维稳而维稳，要树立“新的稳定观”。他指出：“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抓稳定，正确认识影响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特点，善于全面分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妥善把握工作展开的重点、步骤、时机与力度；用发展的观点抓稳定，努力做到在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中，不断破解发展对稳定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探索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机制；用辩证的观点抓稳定，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敏于洞察矛盾，敢于正视矛盾，勤于分析矛盾，善于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显然，习近平的新稳定观是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稳定的全面稳定观，是旨在促进整个社会有机体良性发展的动态稳定观。
基于这样一种“大平安”理念和新的稳定观，习近平就如何放权于市场和社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就率先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充分发挥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功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前瞻性探索，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区域治理创新的思想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