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报纸的群众性和思想性

我们的报纸，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工具之一。我们《北京日报》如果办得人家不愿看，看不懂，不能解决人家的疑难问题，那就得不到全市人民的欢迎。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群众性，使人家爱看，看懂；一是加强思想性，能够解人之“惑”。

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类最需要的是和他关系密切的或有关的信息。资产阶级的报纸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资本家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看行情，测动向，这是他们时刻要注意的事情，报纸每日必登，而且尽量详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报纸要为主人提供什么信息呢？一切经济活动的最后结果，都化为消费，指导消费，也就可以调整生产、促进生产。指导群众消费，是我们党关心群众的具体体现，而这些信息也正是群众所需要的。

去年《北京日报》办起了“市场短波”，告诉群众配单只手套，皮的到哪儿配，布的到哪儿配，毛的到哪儿配；要买粗铅笔，到哪个店去买，很受群众欢迎。北京的居民喜欢吃麻豆腐，我们只写了约20字的消息，没做标题，登报后第二天就有160多人去那个小店吃麻豆腐，有位老人还提着麻豆腐到报社来表示感谢。去年年末，新华社发了提高储蓄利率的消息，千分之几，到底是多少？记者当天晚上找到银行负责人，请他们算出存款半年、一年……应得利息多少，登报后，群众说，真方便，一目了然。实践证明，群众对这类信息是很需要的，报纸传达了这些信息后，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现在，有的群众遇有疑难问题就来找报社，有些群众还登门或来信委托办事。他们把报纸当成“自己人”，信赖报纸，这样一来，报纸就有了群众基础。这样做正是为了恢复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用实际行动提高党的威信，树立党的形象。我们不能小看这些信息，它是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党和军队的威信，开始就是从为群众打水、扫院子、上门板等一类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的。

当然，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对那些违反群众正当利益和不健康的信息，不但不能传播，反而要加以禁止和批评。比如，去年在王府井发现十几张小广告，贩卖医治性交无力的假药。报纸会同市有关部门，对这种对群众精神上的污染，经济上的坑害，及时加以揭露。

通过传递群众所需的信息，反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起作用，反映干部的作风在转变。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认真贯彻调整的方针，各项事业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取得的这些成绩报纸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持久地加以宣传。今年元旦，《北京日报》发了一条消息，讲有5000个大院不用到院外打水，院里安上了自来水。还报道了去年全市铺了多少路面，修了多少公厕，增加了多少商业服务网点等。这些信息的背后，反映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过去就应该搞这些事，但由于比例失调，想搞搞不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路线改变了过来，事情才办成了，这就是关键所在。但是，没有坚持执行路线的干部也不行，干部作风不转变，这些事也办不成。试想5000个大院安上自来水，从区长到基层干部，从技术人员到工人，要多少人操劳才行！这些事情可以反映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正在增加，干部的作风正在转变。

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精神文明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不要怕结合实际，不要怕批评群众中的不正之风。比如，一个姑娘自己打扮得很漂亮，车床却很脏，美不美？工人8小时应完成的任务完不成，美不美？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有个小工厂产品质量是第一流的，但设备简陋，条件很差，工人为确保质量，夏天再闷热，也不开窗子，拼命拼出第一流产品。这种思想境界是美的，值得提倡。去年年末，《北京日报》发了一篇报道，《手术室里静悄悄》，就是讲手术过程中，不讲一句废话，全神贯注工作。这篇报道得到了群众的称赞，同时有关卫生部门很重视，把它列为医务人员“五讲四美”的内容之一。这是对人民健康负责的表现。有些手术事故，并不是技术水平问题，而是由于责任心不强、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造成的。

报纸这样从小处着眼，从实际入手，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必要的，它会使好的风气逐步树立起来。要这样做，必须肃清一个流毒，就是“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从严要求，这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干部、领导干部作风好了，群众也不一定都自然而然地向他们学习，也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陈规陋习存在，这也只有通过宣传教育才能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读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很不少的，而且往往都是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一位老工人给报社提了个问题，他的儿子工作了，一月收入40元，买了顶帽子用去50元。老工人讲，真高级！我一辈子也没买过。儿子讲，你是50年代，现在是80年代，还有80元的呢！老人气得说不出话，问报社这个问题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搞理论的同志也许觉得不值一答，也许回答不出来，其实这是个对青年人的教育问题，有普遍性。试想，老工人当年也买一顶50元的帽子，儿子能长大吗？是不是高级的东西，青年人就非有不可呢？说这个青年不对，是说他没有按他的收入安排生活，与今天的生活不合拍。这一类的问题，应该从理论上通俗地加以回答。因为有些群众明知不对，可就是说不清楚，希望有人能代他们说。报纸的理论宣传应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如果我们的理论不屑回答，或不能回答，或写些群众似懂非懂的大块文章，群众当然不看你的理论文章。

前不久，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有个颇为流行的观点，似乎喜新厌旧是对的，并片面曲解革命导师的话，找理论根据，有些文艺作品也鼓噪一时。很多群众气愤，觉得这样做不道德，不正确，要反驳，但讲不清所以然。报纸如果能深入浅出地讲一讲，批评这种喜新厌旧的思想意识，群众会拍手称快的。

归结起来，报纸的宣传应加强群众性，加强思想性，群众性和思想性是分不开的，不能只讲一方面。我们办报是给群众看的，应该用一切群众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去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但绝对不能去迎合少数人的落后意识；同时，要使报纸宣传让群众感到亲切，能解除他们心头的问号，说到他们的心里，所讲的理论不是望尘莫及，高不可攀。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在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精神文明的方面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北京日报通讯》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