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道德规律推进精神文明

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道德因素的作用、道德状况的变化有无规律可循？这一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在中国以及东方更是热门话题。人民大学成立道德科学研究院，就是想对道德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行科学研究，按规律而不是按愿望去做事。

现在，在中国，社会变动相当大——可以说从近代以来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而且变化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变动不能不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这种变动首先从生产力开始，生产力变了，生产方式随之发生变化。生活方式变了，生产单位、人们的交往方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不变。

举一个小例子，我们有一个风景名胜区叫作张家界，原来是没有被认识的一个林区。开始是怎么被认识的呢？有一年，在那里开会，去了一些记者。这些记者开完会，就在山里参观，觉得美不胜收。后来走得又累又渴，忽然看见一户人家，就进去向人家要一杯水喝。“老乡，能不能买一杯水？”老乡想，他们是远方来的，好不容易有外面的客人来。于是，免费提供水给我们的记者喝，家里仅有的半包白糖也全部加进去。记者回来，称赞这个地方美，也称赞此地民风淳朴。这里很快就成为知名的风景区。

开放了两三年之后，我去的时候，路上就有人摆摊了。摆点小水果在那里，小水果是黑的。游人问：“老乡，这是什么东西？”老乡说：“猕猴桃。”实际上不是猕猴桃，是那个地方的一种酸的、不好吃的野梨。不过三年工夫，他就从免费招待，还加上白糖——他全部的白糖，变成来骗人。这好像是市场经济使得人心不古的一个例子。

这只是个小例子，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好像人变了，人坏了。实际上，如果按照他原有的方式做下去，是没办法支撑的。他只能招待那一次。第二次他也可能招待你，但是就没白糖了，因为他全家就那一包白糖。免费招待只能变成市场交换。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认识市场交换本身所需要的规范、道德。他只知道人家问有没有猕猴桃，有猕猴桃就能多赚钱。他愿意多赚钱，也知道这些人来一次再也不会来了，骗人之后，没有秋后算账的问题。他不知道有一个整个旅游地区的信誉影响，对整个旅游地区的人都会有利。没被组织起来的这些居民实际上有一个利益共同体，开始他不可能认识这个利益共同体。这种认识，可能要经过十年、几十年。这种变化过程，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发展。

这种变化发展，有些直接影响到人的观念。比如说，深圳宝安有个富裕的村子，几百户，领导人很坚强，很有觉悟，很有道德，很廉洁，也很有能力。他们把生产发展起来，办了几十个企业。雇佣的工人达到1.5万到2万人，都是外地来的。他们也很能按才录用人，许多外地人当了厂长，当了工程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本村的子弟没有一个人能当厂长。不是教育程度不够的问题，是太有钱了，因此，这些子弟不能成才，天天泡卡拉OK，艰苦创业这种观念已经没有了。过去儒家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像这样的地方，在迅速富裕起来的情况下，二世能不能保持，就成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

这些是被看见了的变化，引起人们忧虑。还有一些变化，是整个社会奋斗的结果，但是人们并不容易感觉到这些变化的来由，而只是从自己个人本事大或者不大来考虑问题。有许多年轻朋友，今年考上大学了，考上研究生了，很得意，认为自己本事比别人大，都是自己个人奋斗的结果。瞧不起他的父亲，瞧不起他祖父，认为他们都没上过大学，他们没能耐，自己的学问比他们大。其实在他爷爷那个时候，一年全国招大学生不到1万人，现在一年100万人，现在的人口比那时多一倍多，算起来，他的机会比爷爷大几十倍。如果现在只招1万个大学生，他也很可能考不取。并不是他比他爷爷聪明，是社会的进步。——但他看不见。

这种看不见的事情太多了。我母亲去年故世了，一回想我母亲的形象，就是天天补袜子，并不是我家最穷，但是，她不能不补袜子，因为过去穿的是线袜，而线袜，我们男孩子穿两次就破。买来新袜子，母亲就要先补上袜底让我们穿，然后还是不断地补。而现在，我们有哪一位女同志补袜子呢？为什么？因为科学进步了，技术进步了，有化学纤维这些东西了。这并不是哪一个人有钱就能做到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

人类得益于整个社会的东西有这么多，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是从社会得到这些益处，自己欠社会很多，应该有所回报，至少自己不要损害它。人们常常感觉不到自己从社会得到的，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本事很大，反而社会还欠自己很多。认为是自己应该得到的，是自己的本事。什么原因？是人都没有良心了吗？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说人都没有良心了，人还成其为人、社会还成其为社会吗？不应该这么看待。

随着人类的进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迅速发展中不断扩大。从在一个村子里只认识附近十几个人、百十个人，到现在人要和全世界的人交往。职业的分工也无限地多了，交往的种类、内容复杂了，对整个社会的依赖程度增大了。但是这种依赖，都是依靠物的力量来加强的。如果没有物的发展，这种联系和依赖就不存在。所以，人和人之间被物联系起来，也被物隔断。不经过物，任何联系都不存在。因此人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孤独，感到对社会的不理解，面临一连串的新问题。

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应该找到这个规律，使得人对人自身、对人和人的关系、对人类社会关系认识的聪明程度，能够和人对物的关系的认识的聪明程度相匹配。我们对物的认识比过去聪明了，因此我们有新的发明，我们能够得到新的享受，创造新的生产力。但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自身，对我们自身的关系的认识的科学程度，如果不能与之相匹配，就会滞后。滞后就要发生许多矛盾。有的矛盾带有偶然性，有的矛盾带有必然性。

我们在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影响当中，当前很发愁的一个文化现象是，高雅的文化没人看，流行的是卡拉OK、武侠小说或言情作品。怎么社会接受这种东西？这不光是中国社会出现的现象，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出现过一个通俗文化流行的局面。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文化都退步了？

并不是文化退步了。过去的文化是少数人所有的，到了工业社会，文化要变成多数人所有。工业社会需要的劳动力不是文盲，而是至少有初等文化的劳动力。所以，文化大幅度普及了。但是，社会又没有能力也没有这种需要使人人都变成具有高等文化的人。再加上劳动方式变了——原来是个体的、农业的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劳动时间的限制。到了工业劳动，是在企业里的劳动，因此就需要有约定的时间。企业的劳动有的时间长，剥削残酷，到14个、16个小时，也有6小时、5小时的劳动，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有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劳动。都是定时的劳动。只要是定时的劳动，就有余暇时间，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社会人群：有一点文化，文化不高；有一点时间，钱不多。这样的人群所需要的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只能是一种通俗的大众文化。因此，这就成为全世界进入工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这种普遍现象有什么特点？各个国家不一样，有民族特色。中国人看的武侠小说，顶多在东南亚还有人接受，到了西方，就没有人喜欢了。日本人发明的卡拉OK，到英国没有人瞧得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样一个阶段必然会出现这样层次的广泛影响人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这当作一个必然性，那么，我们的思维方法就要改变了。就不是说一定要用一个什么来战胜这个东西，至少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应该去重视这个东西，运用这个东西，把人们所需要的正确的道德观念、思想观念渗透到这些东西（包括发展变化后的信息工具）中去，提供给人们。因此就需要研究正确的道德观念怎样影响人的科学。

过去，儒家思想影响到几乎全中国所有的人包括不识字的人。人们争论、骂人，说表现不好的人“没家教”。什么叫家教？他不知道。人够朋友，就说他“仗义”；不够朋友，就说“不仗义”；人表现不好，说这个人“不仁义”……这些观念怎么渗透到老百姓中的？他没有念过书，《三字经》都没念过，怎么能渗透呢？在一个社区里边，有一个社区整个人群的生活习惯和社区的权威。这个权威可能是最年长的长者，也可能是一个曾经做过大官的人，也可能是某一位宗教的长老……他们就是人民的教师，不管他的观念对不对，人民的许多东西是从他那儿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在农村的支部书记有许多也起着这个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群众接受各种新观念、知道的新消息，90%是听支部书记讲的。后来，报纸发行，再后来，有广播了，现在又有电视了。再去问老百姓某件事是从哪儿听来的，70%以上是从电视看来的、从广播听来的、从报纸看来的，还有20%左右是从街谈巷议得来的。从支部书记或地方上的长者那儿得来的东西，已经不过10%。这就告诉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必须更加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道德是靠人的良心和社会舆论，不是靠棍棒来维系的。良心和舆论，归根到底又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生活教育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例如，现在在北京，至少在北京知识女性中，婚恋观念跟前两年有点不一样了。前两年对金钱的重视程度要比这两年更重，现在又回归到更重视情投意合和可靠了。当时许多人重视金钱，并没想到会因此失去真情，以为真情是天然存在的。真情天然存在，要一个更有钱的不更好吗？经过实践，才看到没有真情其他都靠不住，认识才又回归。这是生活对人的教育。

生活一定会教育人，人的认识也一定会变。但是要完全让生活来教育人，有些事情可能要一二百年才能认识，这样一来，人民太苦了。因此，我们要研究，要让人们知道，生活一定是怎么样。你不相信我也要讲，你以后会相信的。他可能就觉醒得早一点，新的道德关系也会更快、更容易地建立起来。这本身也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所需要的。

既然变化是绝对的，是不停的，我们来研究传统道德、儒家道德，还有什么意义呢？只从变化中去研究不就行了？

我认为，研究传统道德、儒家道德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道德从根本上讲是由人的经济生活关系（或称经济生活方式或物质生产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但是，它又不能不受一个民族的传统心理的影响。

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很大的压力是西方比我们富，比我们生活好。因此，就有人认为西方的道德观念也比我们好，也想全盘拿来。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推行的结果，只可能在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严重混乱，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互相冲突，现代化建设就搞不成了。这对整个民族是一场大灾难。

任何人心里都有一杆道德的秤。这杆秤一定是带有民族特色的。这是从一个人生下来，生活方式和社会舞台已经决定下的。一个民族在几千年当中形成的道德传统，它曾经保证了民族的生存、发展，必然有其合理的东西。如果它完全不合理，这个民族不可能生存、发展到今天，而且还有强大的融合、改造、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例如，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就起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观音菩萨从男相变成了女相。因为中国儒家的思想，内室是不可以有三尺以上的男人进来的。他不变女相就不能进中国的家庭。迪斯科进来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可怕得很。这样吵，这样闹，这样狂，对青年人会怎么样？三年五年一过，变成老年健康大秧歌了。还是迪斯科，根本不是那种非洲的舞蹈，也不是美国人的东西。

这个民族有一种很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哪一个行政部门的命令或什么东西，而是这个民族的文化道德力量。我们今天来研究新问题，如果漠视这个力量，不利用这个力量，绝对不可能成功。

现在问题是怎么操作，怎么利用？我们有很多东西，好像丢掉了。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使人有成人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如果今天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回来，要恢复儒家的冠礼，保证不能成功，没人能接受。但把它改变一下，变成成人仪式，在报纸上发几个小消息，各地的人们就自发地学起来，自发地创造出各种形式。因为它适合青年人的需要，适合长辈的需要，适合学校的需要，各方面都认为它很好。各地的办法多种多样，有的只是开个会，有的送本宪法，有的送条领带……不需要统一规定。选的日期也不一样，有的固定在某一天，有的则不一定。但是，推广的速度非常快，比推广什么都快。这是儒家传统中优秀的内容，有用，又能够找到一个当代群众、青年、社会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当然，不能说有一个成人仪式，整个社会所有道德问题都可解决，这不可能。但是，至少可以增强某一部分人对社会的责任感。

这一件事情成功了，第二件、第三件事情很可能就不成功。所以，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探讨研究操作问题。只靠道德正确还不行，开辩论会也没用。你开辩论会，他辩不过你，不说了，但是还不照你的办，你也没办法。

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信放在最后，但总是提出了这个概念。人无信不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社会分工，人要站得住，就需要讲信用。现在搞市场经济，恐怕需要把信提到前面来。抓住这个根本之后，还有第二个问题：今天我们来提倡信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我斗胆提一个新问题，就是：我们在道德领域里，是否可以引入一个新概念——法人道德？

过去我们伦理学的书，讲道德，都是讲自然人的道德。但是，今天，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在现代社会里，生产力的诸要素也就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是在企业里结合起来的。不通过企业，生产不能进行。所以，讲信用，不只是个人的信用，更重要的是企业的信用。那么，企业的道德怎么形成，这不只是企业法人代表的个人道德问题。应该说，法人道德首先是一个企业在社会上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如果可以引进这一概念，那么，它的规律和自然人道德的形成、约束、影响等等，可能有同有异，可能需要做许多专门的研究。

这显然是儒家没有谈过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企业的市场竞争问题。但是不等于这里不需要有对儒家道德在新条件下的运用。所以，我认为，现在需要既从现实生活的道德需要来研究，也需要从传统道德因素的影响、利用和改造这个角度来研究，要把这两个角度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从传统道德当中得到精华，使得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起更大的积极影响。

在现在这个时代很需要探索许多具体的、可操作的东西，哪怕找到一件，也比讲许多道理用处大。例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交往的增加，婚姻没有从前稳定了，离婚率上升了。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我们不能说，所有婚姻都不能死亡。但是我们恐怕也不愿意说，所有的婚姻应该几年就换一次。有一个广告说每天给你一个新太太，至少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也可能我们一下子不能设想出尽善尽美的方案，但总可以做一点事情。例如：可不可以把金婚、银婚搞得热闹一点，使得人们觉得这种稳固的、长久的爱情是值得尊敬、值得羡慕的，也使人们看到他们对各种危机是怎么处理的，有些什么经验？这是不是会多少有一点用呢？又比如说，我们对于婚姻的仪式可不可以做什么改造，不是更豪华、更奢侈，而是更庄重、印象更深刻，或者更深情、更令人难忘。可不可以做这种研究？

儒家的思想、道德，除了它整个观念的体系之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既注意礼也注意仪。仪的作用是把事物规范无数次地反复，使人们在反复的实践当中形成习惯。我们可不可以更注意一下研究仪的问题。性相近，习相远，习惯了，就好像是天生的一样。实际上有许多东西是养成的。

几位日本教育学家告诉我，日本的小学生参加各种比赛，都让他代表他的班级、学校去，而不是作为个人去。我说，如果他书法写得很好，外边知道了，直接通知他去，你怎么让他代表？他说，我们不知道则已，一般他得到通知，我们都会知道。马上给他组织一个后援会。后援会可能20个人、30个人，一定开一次会。哪怕开10分钟，也要开一次。一个人讲一句话嘛，“你一定要沉着”啦，“你一定要冷静”啦，“你饭要吃饱，不要头晕”啦，然后大家拍一下手，喊一下“一定胜利”。他说，这样做，作用非常大，从一年级到12年后毕业的时候，12年中，他无数次代表过集体，也无数次作为集体成员支持过别人。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实践，他进企业的那一天，无论进任何企业，就很自然地认为，我是这个企业的成员。这叫养成教育。无数次的反复，习惯的思维定式就形成了。

我们可以为群众设计各种各样的实践，但一定要顺乎民情。不然人们不需要你，就行不通。人们需要，设计出一个东西来，马上就会产生影响。大人对孩子讲，你要节约，不要浪费，东西不要乱扔，乱扔太浪费了。孩子说，妈妈，你这种话说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不愿意听。我有一个朋友，是记者，一次高兴得不得了，说：“我女儿知道批评我浪费了。昨天，我女儿说，妈妈，这双鞋你才穿了三回就不要了，太浪费了。”怎么这个小孩会批评她妈妈浪费呢？因为她和一个农村孩子通了三次信，知道了农民怎么过日子。人家也上到五年级了，还没有一本课外书。自己交的同龄朋友跟她讲的话，她认为是真的，爸爸妈妈讲，她认为是爸爸妈妈舍不得花钱，所以听不进去，这是我们设计的城乡小朋友“手拉手”通信交友活动的成果，孩子为什么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现在全是独生子女，小孩子很孤单，她需要有朋友，顺应了她的需要，你的设计就能成功，不顺应她的需要，就不能成功。

所以，我希望，经过我们各种各样的研究讨论，在理论上有更大的发展，在实践上有更多的创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