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一

所谓新时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一时期，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一时期。新时期与以往的根本不同点，或者说它所具有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四个字：改革开放。这里的“改革开放”，是对我们现在所从事事业的一种高度概括、高度提炼。如果进一步加以展开的话，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这些内容同改革开放紧密相连，是有机的、统一的整体。

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变化，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有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人们从日常生活中，从衣食住行中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体验到。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当然是经济生活的变化。这一点，如果说10多年前还有不少人表示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却很少有人这样来提问题了。

但是说到“道德”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总体上看是好呢还是坏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道德建设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提出了什么样的课题？等等。人们的认识、判断不尽一致，党内党外的看法不尽一致。所以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二

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是担忧，认为现在的道德是滑坡的趋势；一种认为经济的发展要以道德的下降为代价。后面这种看法又分成两种：一种人认为人类社会越发展，道德就越退步，这是必然规律；另一种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先得下降一段，等到物质好了再上升。以上实际上是三种观点。这三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现在的道德不行了。

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全面下降的态势，更不认为新的历史时期思想道德水平会必然下降。人们目前思想观念的变化中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存在困难是事实。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应该从道德是从哪里来的研究起，从道德是什么东西研究起，找出我们感觉到困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道德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国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都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就是道德。这是由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的，或者说是由物质生活方式决定的。即道德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反映。同时，道德一经产生，对社会物质生产就产生作用。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例如，今天现代人的道德观念在古时候可能大部分都未存在过。但是，有两种观念恐怕是存在的：第一是要劳动，第二是要合群。这里讲的“劳动”和我们现在讲的劳动观念不一样。那时候的劳动观念强调的是要英勇，因为那时的人们在树林子里穴居野处，碰到的是比人更强大的对手，但是人有两个长处：一是会做工具，二是合群。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群体。那时，劳动好的人受尊重，把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群体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违反了群体利益，就会被群体驱逐出去。离开了群体，任何单个的人都无法生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即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仍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当有的人得了传染病时，则被称为“鬼上身”，就要把这个人赶出去。现在我们认为不人道。但这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这是最人道的。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种病，他们只能解释为是“鬼”。得了传染病就要隔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种族的生存。所以说，道德标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标准。

道德是这样来的，那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实际上都需要道德。这是社会保证有秩序、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力量。这话是针对有些人说“这个社会不需要道德”而言的。或许有人会问印假钞票的人需要什么道德，我想他起码需要一个道德，那就是他希望印假钞的纸是真的，机器是真的，油墨也是真的，否则怎么去印假钞？他希望别人是讲道德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许多问题就都可以解释了。那些江洋大盗住宾馆时，希望灯一开就亮，不希望电工不讲道德；打开水龙头时希望水是流的，不希望自来水厂工人不讲道德。任何人要在社会上生存，都希望这个社会从整体上是讲道德的。也许人们主观上没有想到这些，但客观上确实是这样的，人是依赖于社会道德的。至于我们普通人生活在社会上，对道德的依赖就更明显了。

而道德建设也正是这样，按照人们对道德的依赖，按照社会的客观需要，建设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们良好的行为规范，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道德建设不是违背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而硬强加给社会的，它是社会的客观需要。这种“客观性”是我们有信心做好道德建设工作的基础。

现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道德建设上感到困难的问题，不是说人们不认识、不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而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道德，我们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这当然也有一个如何认识的问题。过去时代的道德是用来规范过去时代人们的行为的，那么现在呢？经济在发展，环境在变化，人和人的关系也不同于以往了，过去的道德规范使人感到有些不灵验了。有的人又把它推向极端，认为完全不行了。而现实生活中新的规范又似乎没有建立起来。这样，过去的不行了，新的又没有，所以使人们感到困惑，感到困难。

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道德？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需要。不要偷盗，这个道德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私有制有了以后才开始有的。在私有制社会以前，不存在偷盗的问题，人们想不出偷盗的念头。实际上，人们需要道德规范，是需要这个规范帮助人们正常地生活，帮助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帮助人类社会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利益。人们需要道德规范，绝不是为了损害自己的利益，束缚自己的手脚。所以，人们只需要那些能够帮助人们正常地生活、健康地发展，并且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更大利益的道德行为。

说到这里，好像我们进行道德建设的依据有了，进行什么样的道德建设内容也有了。但是还不够。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然地、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否则就不需要社会科学了。什么事情对自己有利或不利，并不是自己的感性抉择所能判断的，这需要科学。因此，才需要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民群众去认识、发现自己的利益，帮助人们去实现自己的利益。

我们的这种帮助，在现代社会具有有利条件。因为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人类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比以前深刻了。同时，也有不利的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意味着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是好的，但它有一个缺点：使人与人之间隔离了。人和人交往多了，但这种交往是通过物来进行的。人与人的交往，既可以说是被中间的物联系起来的，也可以说是被这个物隔离开了。道德是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从本质上讲，在现代社会进行道德教育有一个困难，困难就在于人与人之间被物联系起来，却同时又被这个物隔断了。人看不见自己的朋友。现在小孩子最苦恼的就是没有朋友，从四合院到单元楼，小孩子的普遍苦恼就是没有朋友。成年人何尝不是如此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隔断。如公共汽车售票员、商店的售货员，不是在跟成千上万人打交道吗？但这种交往是互相不了解的，是匆匆来去的顾客，互不认识，几分钟、几秒钟交往即过去，萍水相逢，从此不再交往。

但是，困难之中也有有利的一面。前面说过了，隔断的前面是联系，是这个物的联系把人与人之间隔断了，它的基础是联系而不是隔断。我们要帮助人们认识到这个联系实际上是扩大了，人更加依赖于整个社会了。

三

除了上面分析的客观上的困难外，还有人认为存在着另一个困难，那就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好像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就和社会主义的道德的要求天生地发生了矛盾。我认为这种认识不是客观的。市场经济的实行并不注定要为道德教育带来客观的困难。

我们不讲别的，只讲我们工人阶级的道德，以大公无私为特征的道德，团结奋斗的道德，是怎样产生的，是从哪个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它并不是在新社会里才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旧社会里产生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的历史比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长。工人阶级的生产是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工人阶级的产生，也就产生了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

大工业锻炼什么样的人呢？第一锻炼的是劳动者，是靠劳动谋生的人。劳动好的人在工人阶级中拥有崇高的荣誉。从工人阶级的观念看，它鄙弃的是不劳而获。这种劳动是大工业分工协作的劳动，和手工业生产劳动不同的是，再也不能看出这块手表、这支卷烟等是谁生产出来的某一个产品，可能是50人，也可能是10000人，也可能是500000人共同生产的。他们的生产都是一种团结协作的劳动，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进工厂的门就好像进地狱的门，必须放弃自己的一切，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会使整个的劳动成果报废。这样一种劳动就使得工人阶级锻炼出一种团结协作的观念。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又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他们从团结协作的劳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只有依靠组织的力量，也就是集体的力量，才能争取自己的解放，因此就形成了大公无私的思想。

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不是从公有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中产生的。有人说，现在我们把计划经济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道德教育的基础没有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工人阶级的道德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使这种道德观念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主人翁，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个国家又有了强大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依靠这个主体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并且日益得到改善。这是铁的事实，无法推翻。对这一切，不但在国内生活的人感受得到，在国外生活的人也可以感受，人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当然，我不是说，市场经济的实行不会给道德教育带来一点困难。市场经济的实现，突出了一个工具，这就是货币，利用这个工具来实现市场的交换。市场交换越发展，这个工具的相对独立性就越显示出来，然后发展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后金融市场脱离资本、脱离企业的运转，产生了它自己独特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有可能把自己制造的工具当作崇拜的对象，产生金钱拜物教或叫作拜金主义，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

但是，这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切。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我们更多地带来了什么？我认为，至少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上我们能看见的，第一是劳动的热情。这一点有许多人看不见，认为现在谁也不想干活了。但如果谁也不想干活了，为什么东西多起来了呢？我们怎么吃得更好了呢？每个人家里的衣服比从前更多了呢？这些是哪里来的呢？现在是12亿人的东西多起来了。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12亿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总和比从前多了，几亿人劳动得更多更好了。这是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过程中发生的事实。基于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道德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了。

第二个变化是，对于知识的追求比从前更强烈了。这个变化有人不同意，并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知识无用”“文人下海”“教授卖馅饼”等。尽管这些也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对文化的追求比从前差了。兰州郊区一菜农每年出一万元钱的工资从山东寿光请来农民技术员，还包吃、包住、包路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情，难道这不是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科学、尊重文化吗？当然，现在社会上最热的是实用技术。因此，有人就认为文化档次低。没关系，实用技术的普及之后，文化层次会慢慢提高的。

第三个变化是，信誉观念增强了。这个问题也许又有不同看法，认为现在假冒伪劣产品这么多，能说人的信誉观念增强了吗？我认为，信誉观念确实是增强了。现在，搞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呼唤讲信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要想取胜必须讲信誉。这种认识还在发展。本来，信誉观念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交往，就不存在信誉问题。交往发展了，才存在信誉问题，才存在保证信誉的各种制度、规定、办法。这种制度、规定、办法被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认识了，并有许多人在研究，使之逐步完善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就是讲信誉，如果不讲信誉，交换就没办法进行，市场经济就没办法存在。

第四个变化是，市场经济比较多的带来的是集体主义思想的增强。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看得见了，有些地方还没有看见。但是，终究会看得见的，并且会越来越增强。为什么呢？我们刚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许多人只看到了竞争，看见了机会，也看见了风险，以为这都是我个人的事情。这个阶段是很难避免的，是由中国经济的不发达决定的。但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再是个人而是企业，市场中的竞争主要不是个人与个人间的竞争，而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现代社会，比过去多的就是企业，现代生产是在企业中进行的，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相结合，是在企业中实现的，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实现的。比如，生产乙烯的规模，只有达到30万吨才不至于亏本，达到45万吨才能赚钱。45万吨乙烯你一个人在家里生产得了吗？显然不行。因此，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劳动者只有在企业当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就有一个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的问题，企业是职工的“命运共同体”。哪个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好，哪个企业就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工人每天都得先在窗子前看一看，我的那个工厂还冒不冒烟，很关心企业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下命令把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工厂拆走，许多老工人起来保护，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护厂队，把机器埋起来，不让拆走。这些人不全是共产党员，也不清楚新社会是什么样，但是他们有一个观念：这些机器就是我的饭碗，机器不走我就有饭吃。我到日本访问，有人对我讲了他的一段经历：他请朋友吃饭时，其中一个在啤酒厂工作的普通工人提出要喝某种牌子的啤酒。服务员说，我们今天没准备这种牌子的啤酒。这位工人就说，那我今天就不喝啤酒了，并对请客的朋友说，我就是要让这里的老板知道，不进我们厂的啤酒，他就会失掉生意。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在工厂里也没有股份，他做这件事也不会得奖金，但他却会很自觉地维护自己工厂的利益。我认为，这就是市场经济教育出来的结果。

讲到集体主义精神，现在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跳槽”的问题。以前，我们的工作单位几乎是终身制的，这几年，我们宣传可以自由活动，日本人对此很不理解。他们说，在日本，法律上允许人才自由流动，而道义上则谴责任意“跳槽”。丰田的老板告诉我，在丰田工作的人，当年觉得工作不适合走的是有的，工作满一年第二年要走的人是极个别的，工作到第三年就没有走的了。我说，这是因为你们福利待遇好。丰田老板说，我们争取努力做好。我又问，假如有人用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奖金和更高的福利来拉你的人怎么办？丰田老板说，“最近，某厂用六倍于现在的工资来拉我的一个工程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工程师怕人骂他忘恩负义。”后来，就这个问题我又问日本另一个高级职员。他说，那当然不能去，曾有人用高工资来拉我，我就没去，怕有人骂我。他解释说，如果我为了高工资就去另外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的老板绝对不会信任我，不会把我当自己人看，等将来我没用了，或者把我打入冷宫，或者找个机会把我踢掉。这样一来，我再找工作就会很困难的。我问：那你怎么办呢？他说，第一，我不去；第二，我要让我的老板知道有人挖我，让我的老板对我更重视。我原以为这是日本的独特现象。后来有一天在北京碰到一位在北京开毛纺厂的香港老板。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工作，开始他说了一大堆好话，后来他说提点意见。他说，你们的人太重视钱了。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他说到他那里来工作的人第一句话就问：“给我多少钱？”我说，人家到你合资企业来工作，自然是奔着高待遇，当然应该问这个问题。他说，问这个也不要紧，只是这些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闭口不问工作条件怎样，能否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叫人认为他是只要钱不想干活儿。你们这里有许多的人就好像是一群人坐在一个大房子里，每个人都想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没有了之后就盯着房梁上的钉子，最后房子塌下来，大家都要压死的。一个香港资本家对共产党的一个市委副书记讲集体主义精神，这好像有点讽刺意味，我问他在香港是怎么做的。他说，很简单：如果我需要一个会计，就登报，说我需要一个会计，什么条件，然后就有人来应征，先看履历表，从中挑六个，然后一个一个谈话，问他原在哪里工作，为什么愿到我这里来工作。如果他说，那个地方的工资没有你这里高，听了这话之后我就再问几个问题，其实都已不必再问了，只是为了礼貌起见才继续问几句。问完后就说：“先生你先回去吧，我们有了决定之后，通知你。”其实我已决定了，这个人我不要。他今天为了待遇高一点到我这里来，明天还有一个地方比我这里待遇更高，他不就又走了吗？这样的人我怎么能用呢？我问他用什么样的人。他说，待遇要高一点也可以，但是要有一个总的着眼点，比如说，他原来在新界，他妈妈在香港，我的厂子开在香港，现在他妈妈年纪大了，需要照顾。为了照顾母亲近便，需要到一个离母亲近一点的地方工作。这样的人，我最欢迎，孝子工作也一定会好。还有其他原来学非所用的，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也欢迎。只为钱的人，我一个也不要。

这也许是东方资本家的观点，我想美国人不是这么看的。美国人认为一辈子不换八次工作不算男子汉。我就纳闷，美国这么大的流动量，怎么能竞争得过东方国家？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劳动大军，企业的竞争能力是要受影响的。我问过几个美国专家，他们说这里的“男子汉”是指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很多是一辈子在一个工厂里干的。例如有一个企业经营不好要垮台了，工人自己出钱集体把这个工厂买了下来，请一个经理来管理。工厂不垮台，工人才有饭吃。经营三年之后，企业扭亏为盈，全厂工人又做了一个决定，把企业卖给一个资本家，把钱收回来，工人继续做劳力。听到这里，我说，光蓝领稳定，白领不稳定也不行吧？他说，白领工人“跳槽”，有两样东西不能带走：第一是客户、第二是技术，包括他自己拉来的客户和他自己的发明创造。因为他当时是以该厂的雇员身份，而不是以个人身份拉来的客户，是在该厂得到的技术。我问这有没有保证，他说偷偷带走也没有办法，但是带去之后新老板不用。我们的报纸经常讨论为什么“大锅打不过小锅”，除了别的原因外，一个原因就是“大锅”里的人把客户都带走了。要是技术也不能带，客户也不能带，这之间的竞争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竞争了。所以，虽然我们自以为对市场经济宣传得够多的了，其实，我们对市场经济还了解甚少。

总起来看，市场经济对思想道德建设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有助于破除旧观念，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竞争、民主、平等、开创、进取、开放、时间、集体、效益等新观念，对思想道德建设产生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这是主导的、主流的方面；另一方面，市场机制本身的弊端和弱点，又必然会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蔓延和泛滥，对思想道德建设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这种状况也不容忽视。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本质。善于从事物的存在状态中把握发展趋势。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列宁曾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四

对于宣传思想工作来说，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我们应当提倡什么。因为应当提倡的已经讲了不少，问题是应该怎么做，要使中国人民在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真正成为风尚，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更应重视的问题。

从根本上、从总体上讲，我们应该把握住“重在建设”这个指导方针。我们不是靠大批判、靠搞运动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靠“建设”，就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砌。

那么，要建设些什么呢？

第一，要帮助人们解决认识问题。比如说，“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买到一切”这种认识在人们头脑中存在，我们就需要解决这个认识问题。首先，我们要从道理上明白，有钱不能买到一切。我和一些青年人座谈时，有人提出了这种观点。我说那好，你用钱买个“爹”来看看，你买得着吗？世界上不是一切都可以用钱能买得到的。有人总结过，钱可以买到文凭，但不能买到知识；钱可以买到荣誉，但不能买到品质；钱可以买到女人或男人，但是买不到爱情。可能买不到的东西还多得很。这些光靠讲道理不行，还要通过实践，要倡导许多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一个人赚了钱娶小老婆，违犯婚姻法，可以管他；他不违犯婚姻法把老婆放在老家不回去，法律就管不了。但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比如提倡举办金婚仪式，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一种空气，大家都很羡慕这种爱情。同时，还可以举行类似的其他一大批这样的活动。法律是强制的，道德不是强制的，道德是靠人的良心和社会舆论约束人们行为。有些人希望把道德强化，强化到强迫命令的程度。这不行，强迫出来的不是道德。道德和法律还有一个不同，法律是管行为的结果的，行为没结果，法律不管，心里想做坏事，怎么想法律不管，有了行为的结果了，法律就管了。道德管行为的动因，就是要使人自己不愿意干坏事，再一个是通过舆论使人不好意思干、不敢干坏事，怕别人骂。道德建设就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分清是非。有人有“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我们就帮助他认识这种观念的错误。我给你讲清楚有好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再有就是要造成一个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崇尚那些高尚的东西。

第二，要帮助人们树立信心。许多人在车上看见吵架，看见坏人坏事，他心里想动，打抱不平的心是有的，看不惯的心也是有的，但终于没有动作。之所以没动是因为没有信心，万一我起来管这事，不但管不了，还要倒霉，怎么办？所以，对见义勇为和见死不救这两种行为，舆论导向上一定要以正面引导为主。对见义勇为的事，应当有一个宣传一个，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营造社会大气候，鼓舞人的信心，使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见死不救的事，如果也是天天宣传，即使持批评态度，痛骂，读者看了也生气，也痛骂，但最后可能加入到见死不救的行列中去。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就给他一个印象，这个社会太糟糕了，别人不敢，他也不敢见义勇为了。天天宣传见义勇为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绝大多数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再加一条，想办法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让见义勇为者不吃亏，这样人们的信心就增强了。

第三，要创造机会，满足群众的道德需要。人是要互相帮助的，帮助别人是快乐的，所以说助人为乐。助人为乐不是说你应当快乐，而是使人感觉到助人的快乐。快乐是一种感情，感情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感情只能培养，要让人感觉到助人是快乐的。我们应当创造条件使人感觉到助人的快乐。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如果任何人对他都没有需要，他也可以吃、喝、玩。但没有人对他有任何需要，他是很难生存的。有人讲过一件事，兵荒马乱时如果两个体质相同的妇女在逃难，一个抱了一个孩子，一个是孤身一人，抱孩子的人要比孤身的人活命的机会多，为什么？因为她为了孩子也要活着，她可以忍受和克服更多的困难，得到更多的生存机会。这甚至是一种本能。而孤身者没有人需要她，她生存的意志、斗争的意志都会不如有人需要她那样强烈。人生没有奉献、不感到别人对他的需要，这个人生活得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创造这种机会，让人感到别人需要他，感觉到能够帮助别人是快乐的。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类型，有损人利己的，我们谴责这种行为；有损人不利己的，我们谴责加上嘲笑；有损人损己；有舍己为人的；有于己无损于人有益的；也有利国利民、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的，比如买国库券，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最后这一种好提倡。大量可以提倡的是于己无损于人有益的，这种事情社会上潜力很大，提倡起来阻力很小。例如我们提倡小孩子“手拉手”、给贫困地区的同龄人写封信，这件事党中央很赞成，也满足了小孩子的交友需要。城里的小孩子没有朋友，我们帮他交一个农村朋友，让他写封信，寄两本书去（不用花钱买，看过的不再看了的书即可）。而那个农村孩子，到了五年级还没看到过课外书，收到后高兴得不得了，一定会给他写封信，还可能寄几个大红枣给他。他就感觉到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就是助人为乐了。他的集体主义思想就开始扎下根了。有些地方对孩子进行国情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老师反复讲，可小孩子却认为是老一套。而通过“手拉手”活动，小孩子的观念却很容易改变，因为他有了亲身的体验。所以不要去埋怨哪一代人不如哪一代人觉悟高，不好教育，而应当去研究如何为人们提供适当的条件和机会。

团中央去年搞了100万对城市孩子跟农村孩子通信，大概寄了500多万本书下乡。单从物质上讲，这500万本书如果国家买，要花多少钱？城里孩子写封信，寄本书，不需要寄钱，就能有这么大的收获。团中央现在提出的要求是，最好明年搞到1000万对。石家庄市搞得好，有46万学生参加。这样的活动满足了小孩子的道德要求，投入小，产出大。

道德问题，除了讲道理，很重要的是要养成。养成了，习惯了，不需要经过思想斗争了，到时候很自然地就做了。有的记者老问跳水救人者，当时想些什么，其实肯定没想什么，如果想了就跳不下去了。这种习惯应该从小做起、从很小的事情做起。比如在小学校里组织“红领巾小药箱”活动，跟红十字会挂钩，请他们指导，每个班管一点吃下去不会死人的药，如红药水、紫药水、邦迪、万金油等。这样小学生就会有一种观念，碰到别人有困难就帮助。如看到别人跌倒了，想也不想手就伸出来了。跟女同志走到一起，位子一定让给女同志。我们要认认真真，从人心和舆论两个方面做建设工作，从认识、感情和习惯三个角度，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个领域每年做几件事情，不说空话。这就叫建设，而这种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和人民的愿望和行为是吻合的、同步的，我们的道德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做好。

（《时事报告》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