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1936年，卜凯的中国土地调查进入汇集整理的关键阶段。前期的田野工作犹如披沙拣金殊为不易，此刻的熔炼提纯更见功夫。九年多的土地调查数据如万水归流，汇集在金大陶园中心的一个阶梯教室。室内一级一级的台阶上摆放着一张张桌子，每张桌上堆满各种卷宗。一群穿旗袍的女生和戴眼镜的小伙，认真地查询表格，列出清单，一边汉字，一边英文。参与者还有老外，来自康奈尔大学和美国其他大学以及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是合作社、市场营销、农具、土壤等方面的专家。整个场景宛如一个复杂而有序的蜂房。那些运用抽样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取得的数据和资料，经过计算汇总，材料整理，条分缕析，最后形成一部名为《中国土地利用》的书稿。那是计算机时代之前的一项伟绩，凝聚着无数人数年的心血。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序言中指出，此项调查的三个目的：“第一，训练学生谙习土地利用之调查方法；第二，汇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为改良农业之借鉴，及决定全国农业政策之根据；第三，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

他将这套书按文字、地图和资料分为三册。在编排地图分册时，美国老师与学生发生分歧。照卜凯看来，调查区域十八个省，只需印出十八个省的调查地图；中国弟子坚持认为应含全国所有的省区，包括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最后卜凯理解了这种民族感情，完全按照弟子的意见处理。

1936年，《中国土地利用》英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国图书审查委员会写出评语，“极为赞许，特颁奖状，以示鼓励，而资宣扬”。此书获得国府出版局授予的“1937年最佳出版卷著奖”。同年，日本出版了《中国土地利用》两种日译本。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辞典》称，卜凯是中国农业精细调查领域公认的权威。1938年，《中国土地利用》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虽饮誉中外，却无中文本。金大迁徙成都后，经卜凯的弟子乔启明、邵德馨、黄席群、孙文郁、杨铭崇等通力合作，将《中国土地利用》译成中文，于1941年在成都成城出版社印刷出版。乔启明在序中写道：

我国农事衰微，技术幼稚，人谋不臧，地利不尽，由来久矣。近廿年来，一般有识之士，丁忧及此，殆莫不竞言以倡导土地。土地利用为今后厚生富国之要图。惟欲讲求将来之土地利用，即须首应明白现在土地利用之为状何若，究其得失，考其至此之原因，则大而整个国民经济政策，小而局部农业改进，始可行而有据，切合时殷。《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为就人地关系以剖析我国土地利用之空前巨著，其所贡献于国内朝野者，自无待乎赘言。［10］

这部近700页的中译本，是在战时状态下用毛边纸赶印出来的，字迹模糊，装帧粗糙，但各大学和农业机构争相购阅。当代学者、日本东京经济学大学教授罗欢镇说：“我们在估计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时，大量地使用了卜凯的数据。只要我们想了解民国经济，卜凯的书是必需的参考。”中共元老徐特立也称之为一部“难得的好书”。［11］中共笔杆子胡乔木也表现出对此书的极大兴趣，认为卜凯“对中国农业经济很有研究”。［12］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近现代农业和农村史部分，主要资料即来源于此。

人类的既有成就，无不受制时空条件，卜凯亦复如是。他所组织的多项农村调查，范围缺了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与遥不可及的雪域藏区；囿于经费与人力物力的限制，也不得不尽量选择在交通便易的地区，如“华北地区的调查是在京汉铁路、京奉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各县及附近各县进行的”［13］；调查员主要来自家境较好的农村学生，让他们回到本乡本土入户调查。这种取样调查可能相对集中于较富裕的地区，从而削弱了广泛的代表性。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梁方仲撰文评介《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应被视为现阶段关于这一课题的最系统、最全面的论述。”但书中有“许多次要的地区被研究，而许多重要的地区却被放弃了”。“对冬小麦——高粱区和长江稻麦区的研究比较深入，对双季作物区和四川水稻区的研究则相对较为疏忽。”“任何关于土地利用问题的讨论都不能完全不考虑农具的使用。然而，该书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一问题。”［14］

战时播迁，卜凯随金大到了成都，住在华西坝竹林院丁克生家。丁是加拿大籍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植物学家。他们走在一起，像琴键上的黑白键，一高一矮，相映成趣。金大农经系毕业生白永达回忆：

1941年春入学后，在学期末我同一位本系同班同学张莎到“学生公社”申请暑期工作。得到了在暑假中为华西大学农科主任丁克生先生调查成都四郊苹果园业经营状况的工作。丁克生先生请卜凯先生指导这项工作。当时，他已经与赛珍珠离婚几年，单身住在丁家二楼上。丁家是一所带院子的西式小楼。每逢我们去，丁太太就拉着长声叫：“Lossing，小伙子们来了。”这“Lossing”就是卜凯先生的小名（中间名）。

农经系以调查研究出名，卜凯先生设计的果园调查表不但扼要明细，而且要求的答案十分准确，不能有半点含糊。每次我们调查完一个苹果园，回来交表时，他都逐项审查。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必须重新去问明白，填写好了才算数。这对我们这两个本系的新生是个很好的锻炼。当然也有时被查问得有点“不胜其烦”的感觉。加之烈日高照，在乡间火烤似的小路奔走，很耗体力，希望他能高抬贵手。但他严格要求绝不苟且。

回忆起那两个月：我忽然想到有些文人描述说赛珍珠的丈夫是个“无味的人”。赛珍珠是个文学家，遇见这样一位对事“板上钉钉”的丈夫，有时可能会有点腻味的感觉。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问题不弄个水落石出而马虎了事也不行啊！这可真可谓“全有理的误会”。［15］

因“板上钉钉”而被误会的卜凯，就在这年秋结束了七年多的鳏居生涯，与农经系一位娴静的职员，来自上海的张洛梅小姐喜结良缘。1944年，他们有了儿子，取名保罗（Paul）。

卜凯依然不会为平庸的幸福粘住翅膀。在战时流亡的岁月里，他完成一系列论著，有对宏观经济开方的《通货紧缩——最大的战后问题》《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等，更多的是农业经济学论文，如《价格行为》《调查方法》《官方汇率和价格关系》《生产成本》《中国农场租佃》《中国的农具和农业机械》等，也写过一些专项调查论文，如《中国四川省的农业调查》《四川农民的经济地位》《四川大米的价格及其决定性因素》《中国四川省华阳县的土地利用》等［16］。

中国是卜凯的寄养国，战时中国与美国是一条战壕的同盟国。卜凯还写过一些支持中国正义抵抗，反对侵略战争的政论文章，如《是否存在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中国殖民化的可能性》［17］等。那时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卜凯教授说得好：‘民主方式即为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