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城劳燕分飞

1920年，卜凯接到金大农林科主任、康奈尔大学校友芮思娄（J. H. Reisner）邀请，离开宿州来到南京金陵大学。一年前，赛珍珠生下一个先天智障的女儿，因产期缺乏良好的护理，患下产后并发症，从此绝育。丈夫的归来，总算给这栋忧郁的小楼带来几丝光亮。

卜凯依然很忙。在金大理学院二楼东南角的两间小屋，他开始筹建中国高校第一个农业经济专业，自兼农经系主任，身边只有助教华伯雄一人。卜凯开有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场管理学与农村工程学等四门课。1922年，农经系学生崔毓俊协助系里工作，边读书边帮助卜凯计算和校对农业调查表。在华伯雄那间拥塞的办公室的地板上，堆满了同学们陆续交来的英文表格。一些名词，需要卜凯亲自辨识，再由华伯雄译成中文。随着调查材料天天长高，他们已无法应付计算、整理和分析等海量的工作。系里增聘助理统计员林锡麟、徐才龙、杨树凡等人。后来，卜凯又从康奈尔大学聘来华伦、路易斯、雷伯恩等六七位外籍教授；从英、美、澳、德等国聘来气象、土壤、食物营养、统计、人口、农村合作、农村金融、土地利用、农业史等方面的专家。但他很快明白，“外来的和尚”与西方经典，未必完全适合这片土地。比如美国标准教材“农场管理学”只针对北美大地，所分析的理想规模的农家是300英亩（1821亩），中国的农户通常只有十几亩至多几十亩地。教学须从实际出发，而“中国是一个没有可靠典型统计数量的国家”，首先得摸清中国的家底。

卜凯培养的学生徐澄、孙文郁、乔启明、崔毓俊等，相继毕业留校，逐渐撑起农经系的梁柱。但面向整个中国，要收集整理各地的农业状况统计数据，犹显势单力薄。卜凯让每个人成为本领通天的孙行者，然后各自拔出身上的毫毛，吹气变出无数个“者行孙”。卜凯在征得金大校长包文和教务长夏为思的同意后，从1922年夏天开始，对选修“农场管理学”的学生做出规定，要他们利用回乡之机，调查100户以上的农家经济情况。当年就有陶延桥、毕汝藩、刘同欣等同学完成调查，收回问卷。

一次，一孙姓同学向卜凯报告，怀疑崔毓俊对家乡河北盐山县所做的调查不实：年工资一项，农村长工16元，而金大农场工人却是72元。卜凯遂请崔毓俊解释。崔回答：北方农村长工的工资不能与南方农村长工工资相比，更不能比南方城市农业工人；所调查的那家农户给长工的付酬包括现金和非现金两部分，现金16元，全年管吃住，还提供草帽、毛巾、肥皂等用品。卜凯一时无话，到了1924年暑假，他叫崔毓俊再回盐山，选择远离县城的地方调查。他也专程前往，观察崔毓俊如何向农民问问题，如何获取信息，如何验证信息的准确性等。最后，卜凯让崔毓俊带他去前次调查过的村庄。在大树荫下，卜凯与农民闲谈，他把崔毓俊调查的统计资料一一讲给农民听。透过农民的反馈，他才释然。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他想通过这一个案，验证调查表格设计的科学性以及调查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当然也在考察崔毓俊的学术品行。

谨小慎微，默默耕耘，积沙成塔。经过众师生八年之久的努力，到1930年止，共完成7省17个地区2866户农家调查。最后，卜凯在助手的帮助下，汇总资料，用英文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谢家声、章之汶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本书不特材料丰富，持论亦复公允，盖一切论断完全根据于调查所得之数字，故其准确程度，远非一般仅能代表个人观感之著作所能同日而语也。”英文版由太平洋学会拨经费付印出版。1933年，张履鸾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经典著作。卜凯用数据述说，不同于欧美的庄园农场，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中国农业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农佃制度，而在于农业技术、田场管理的落后，可以通过管理的优化和技术的提高来解决。

卜凯更大的雄心是调查清楚中国的土地。1927年亚太地区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开会，建议在环太平洋各国进行土地利用调查，中国是会员国。第二年冬，太平洋国际学会派员考察金大农经系后，正式委托后者主持一项“了解农村社会现实而为农业改进提供依据”的土地调查，每年提供1万美元的经费。卜凯承接下这项他本想开展的工作，然后将全国划成十几个区，每区设一名调查主任，下聘调查员若干。他把弟子乔启明、孙文郁、崔毓俊、应廉耕等“分封”各地，担任调查部主任。

参与这项工作的伊尼德·桑德斯（Enid Saunders），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墙上的豁口——旧中国的回忆》（The Breach in the Wall: A Memoir of the Old China）的书，内中写到调查的过程：

年轻的地区调查员和各地困惑而又聪明的农民之间的问答：“你有多少头驴子？”“多少头猪？”“多少只鸭子？”“多少个孩子？”“你冬天猫冬吗？”“这个地区有多少土地用于坟墓？”等等。统计数据总是惊人地多变，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却要有比平常更多的因素需要考虑。为什么一个理智的老农会回答一个素不相识的来自数千英里之外的洋学堂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小伙子的询问？这所大学真正存在么？调查者解释说他们的回答将会被印在一部书里，这部书将会使得大家改善耕作，变得更富裕。农民想，“真的么？”“一个可能的故事。”很多农民怀疑这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目的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税收。完完全全地承认收获的数额是愚蠢的，不理智的，可笑的，可能也是不幸的。至于关键统计数据，孩子，自然只指男孩。大家都知道所有这些具体的问题，表面上与实质是有差距的。

但是调查者又不能空手而返。表格必须要填。一些农民事实上还是很配合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大量的数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精巧的作物清单，给出作物的古代的有诗意的名称，还有很多关于田地的充满智慧的民俗。［6］

各地情况有殊，调查员经历各异，但多受过兵匪，饥馑，染病等威胁。

那时的卜凯，除了遥控指挥，应付教务，还在准备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他们家在金大北园。赛珍珠回忆：“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里，房子四周是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我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7］他们抱养了一个与女儿年龄相差无多的女孩。

如果说结婚之初，赛珍珠与在淮北农村调查的卜凯是如影随形，而此时已各自单飞。严谨有余、活泼不足的学者多少有些忽略妻子的感情需求。赛珍珠的好友玛丽安说过，“农业研究就是卜凯的生命”。也因丈夫对历史、文学与艺术心不在焉，赛珍珠颇为沮丧。她曾对一位闺密倾述，作品《北京来鸿》里曾写到的那位中国友人与自己有“不寻常的关系”。后世研究者推测，赛珍珠钟情的是“中国拜伦”诗人徐志摩。但似乎只有赛珍珠单方面的言说。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他们的婚姻出现危机，而卜凯还浑然不觉。

赛珍珠在金大外语系教英语与美国文学。“但无法在教学上投入太多精力——‘批改作业和考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学生也因她的教课方式向校方提意见。”据叶延燊回忆，“记得上英语课，是著名的赛珍珠老师给我们讲课。她要求我们每星期看一本英文原著。有一次看《飘》，一星期读完，我的眼睛都花了。真不容易啊。”显然，赛珍珠的教学偏重文学且多发挥。这种启发式教学法未必会受中国学生欢迎。有学生告到校长室。陈裕光校长委婉地向她转告学生意见，生性高傲的赛珍珠认为伤了自尊竟扬长而去。校长叹息道，“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属可惜。我也深感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扔掉教鞭的赛珍珠转而伏案，把旺盛的精力和压抑的激情发泄在打字机上。早期从保姆那里听来的故事，当年随夫农村调查采集的素材，逐渐在脑海里发酵。1931年她创作出一部表现农村题材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小说第一部描写以王龙、阿兰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生活方式。王龙如同田野里的黄褐色泥土般淳朴厚重，他沿袭祖宗所过的那种生活，带着虔诚的喜悦把一点一滴的精力倾注给土地。人勤地不懒，大地也以丰收回报诚实的农人……作品的主题恰恰扣合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的结论。陈裕光的儿子陈农文讲：“父亲替我兄弟二人取名为农文、农安，后来我发现P．Buck（赛珍珠）的书《大地》里主角王龙的两个儿子的名字与我们相同。这是巧合，还是P．Buck从她的邻居（我家）借来的？”［8］答案不言而喻。

小说《大地》以迥异于欧美的题材和风俗画，影响西方阅读界，1932年获普利策奖。但在中国并不被看好，很多人认为《大地》丑化中国人，伤害民族感情，如江亢虎、巴金、钱锺书等人都有批评。

1932年，这对夫妇回到美国。卜凯去康奈尔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赛珍珠则是参加一系列公共集会、演说。出版商兼经纪人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负责安排她的行程，如与社会名流聚会、同出版社和电台签约、出席讲演等等。几个月的寸步不离，两个人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赛珍珠也为沃尔什的出版公司带来丰厚的利益。

异样的感情波涛，正在颠覆卜凯与赛珍珠的家庭之舟。据崔毓俊回忆，基督教要求信徒“不抽烟、不饮酒、不赌博”；而赛珍珠抽烟，且不顾影响。获奖后赛珍珠买了辆汽车，沃尔什来南京时三人乘车郊游。呆子卜凯教授在前座开车，沃尔什和赛珍珠在后排说笑。这位出版商还邀赛珍珠到各地旅游。跟随一位会献殷勤的男子玩赏异域风情，肯定比跟着学者丈夫在乡下跑更有趣。1933年，他们自印度旅游3个月后，赛珍珠就提出与卜凯离婚，并不顾一切地跟随沃尔什去纽约同居。1935年6月11日，赛珍珠拿到卜凯同意离婚的法律文书，一小时后宣布与沃尔什正式结婚。

失伴的孤雁有些心灰意冷。陈裕光校长为挽留卜凯不遗余力。据陈农文回忆：

卜凯先生与父亲是朋友，最近在耶鲁档案里找到不少父亲关于卜凯所写的信，其中一封是给纽约托事部的（1934年），内有“……有一件事请帮忙……金大需要卜凯这样的人才……他单人薪水不够维持家用……”云云（按当时规则，外籍教员薪资有两种：单身或结婚，前者较少，而卜凯当时与赛珍珠已离婚）。父亲费了不少时间与教会达成协议，卜凯得以留在金大安心工作，后来撰写《中国土地利用》有重大贡献。［9］

冰心在《平绥沿线旅行纪序》一文中写到，1935年8月18日在包头，“宴后在社中晤及金陵大学农学院美人卜凯先生（Mr.J.Lossing Buck，其夫人即《大地》三部曲的小说作者赛珍珠），相见甚欢，互询近况。卜先生是到五原临河一带，调查土壤农产者，后闻亦因阻水未果。”那时卜凯已离婚，但仍被前妻的光环所笼罩。

“剪不断理还乱”的还有赛珍珠，她虽与沃尔什再婚，却没能像通常的妻子一样使用夫姓，而是一直沿用前夫卜凯（Buck）的姓氏，因普利策奖证书是发给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赛珍珠英文名）的，出版界不允许她放弃这巨大的商机，她也不会割舍巨大的名利和众多粉丝。

其实，对这桩婚姻不必投注太多的悲情。他们自1917年结合到1935年分手，共同生活了18年，赛珍珠完成了获普利策奖后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卜凯为后来出版的巨著《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奠定了基础。倘若今生两人未曾相遇，彼此的造化抑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