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得其所哉

赖家园子的钱穆，是无名分的主事人。其问学背景，也表现在教育理念上的“无为”——

赖家园处境静僻，不仅离城远，即离附近一小市，亦在五六华里之外。孤立在乡野中，四邻皆农村，宾客稀少。研究所诸生，除临时偶有增添外，既无毕业年限，又不逐年招收新生，彼辈在所有年，亦能各有研讨，各自进修，不啻是一研究集团，各安所业。并无规定之课程，只在每周六下午有一讨论会，每由余主讲一题，约一小时，余乃由诸生各别发问，各别讨论，直到晚餐前始散会。又讨论会每择研究所附近茶店中举行。围坐小园丛树中，借作郊游，备极舒畅。［47］

讲论会通常选一二研究员或助理员讲演，众人讨论，然后钱穆总结。严耕望写道：“其时余亦来所从先生，深感最得益处，乃在讲后听先生论评其是非得失，或作补充。往往诸生提出具体丰富之资料，得出正确结论，但不能伸论此项结论之意义；经先生加以发挥阐明，乃见此项结论意义重大。如此教示，真如画龙点睛，乃见生动灵活，启发诸生能于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后，站在坚强材料基础上，作笼照全局之凌空发挥，以显现论著之光辉性。”［48］钱穆这样教诲学生：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假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亏很大！……

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着！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49］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谈到过一种书院式的理想教育模式：“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当年国学所的学生即躬逢幸运。严耕望写道，“星期天，诸生到附近场集玩，先生有时也参加。若星期天气候不好，就另择风和日暖的天气放假一天，率领诸生投身大自然中。有时坐在乡村茶馆，喝茶吃花生、闲谈；有时席地藉草，或坐或卧，看青天飞鸟，望白云幻变。诸生可随意提出问题请教，先生即海阔天空的随意漫谈。在这些随意谈话中，我每每得到不少启发。再者，先生貌似严肃，而实随便有风趣，有时且显得很天真，在这些师生平日游乐活动中，时时显露出来。”［50］大师之大，不全在学问高深，还在于处世的通透出俗。胡厚宣回忆：

在北大之外，又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钱穆先生相处几年，暇时一道逛小茶馆、幺店子，当地习俗有茶馆中吸竹筒烟、洗脚，有大铜茶壶；幺店子中吃茶、吃点心及瓜子花生、橘子干、地瓜。其间与钱先生谈天，几无所不谈，非常爽快。于消夏亭、于村中小路，朝夕间，钱先生手牵我的小孩散步，口中以无锡话唱出自编童谣，一老一小的背影，带来无穷回味。［51］

距离赖家园子二十多公里的新都县，是蜀中古邑，有闻名遐迩的宝光寺与杨升庵桂湖。1942年9月28日，钱穆偕弟子严耕望、钱树棠等前往赏桂。金风飒飒，师教谆谆——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例如你们两人（手指钱树棠与严耕望）现在都研究汉代，一个致力于制度，一个致力于地理，以后向下发展，以你们读书毅力与已有的根柢，将来成就，自无问题。但结果仍只能做一个二等学者。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52］

严耕望自视愚钝，恐负师恩。钱穆鼓励他：“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53］

钱穆独自来川，家眷仍在无锡，故多闲暇。“余赴齐鲁上课，则每周仅有两日之往返而已，故得精力集中，光阴悠闲，绝少作无聊之浪掷也。”他在赖家园子完成《清儒学案》与《中国文化史导论》两部重要著作。

《清儒学案》原有徐世昌所辑208卷，资料详备，未有别择，被讥为“庞杂无类”。钱穆受教育部委托重编此书。他去四川省立图书馆及严谷声的藏书楼“贲园”，遍览所藏江西宁都七子之书；还托友人彭云去西安代购清代“关学”遗书。在备齐资料，熟读清诸家集的基础上，方才动笔，历时经年，最后成书近五十万字，既详且精，新见迭出。当时手抄书稿寄至重庆国立编译馆，未录副本。抗战结束编译馆东归之际，将此书稿装箱，雇江轮载返南京，不料箱置船头，坠落江中，永沉水底。唯有载四川省立图书馆主编的《图书集刊》（第三期1942年11月）之全书序目，让后世读书人椎心痛惜。

1941年10月中旬，钱穆在华西坝“东西文化讲座”连续做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军人》与《中国革命与中国青年》两次讲演，讲稿刊登在当年11月《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上。蒋介石读到，深以为意，下令翻印为军校生必读书。胡厚宣曾记叙，蒋到成都华西医院镶牙，特召见钱穆先生并赐宴。蒋请钱先生上座，问先生对政治有无兴趣。钱答有，念书就为了学以致用。蒋很高兴，称那我想办法。随后转告陈立夫。陈立夫来成都也接见钱穆，请钱陪同游青城山，沿途交谈甚欢。陈想让钱出任教育部国立编辑馆人文组长。后来，钱穆还被请去重庆为中央训练团演讲。但不知何故，总不见政治进步的迹象。

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接受官方经费，办有一份《思想与时代》杂志，主编张其昀邀请钱穆参与编务。钱穆与之志趣相投，虽未前往共事，但先后在此刊发表四十多篇论文，经增补辑为《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此时钱穆，以延续中华文脉自命。他认为民族争存，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争存。“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政体，同时也非阶级（或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专政，……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中国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之考试，又分配其额数于全国之各地，又按照一定年月，使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之意见，不啻即民间之意见……”［54］他甚至认为，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比较，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于我国情”。

身处异地的顾颉刚，对钱穆仍很关注。1941年11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荫麟等均为其羽翼。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树帜［55］读之，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