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亮之憾

初到赖家园子，钱穆曾语顾颉刚：“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33］这番“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愿景，顾氏内心未必认同。

1941年1月5日，顾颉刚外出考察返回赖家园子，即发现情况大异于前，“予出门不及二旬，而所中纪律已归松懈，所中时间较城中已迟一小时，而犹七时不摇起身铃，则早饭开时必近九时矣。闻开早饭时尚有不起身者，可见人情向下甚易，向上绝难。宾四在此乃一切不问，我真不能作长期旅行矣。”［34］于是，顾颉刚连续数日“晨，唤老周摇铃”。

当初，顾颉刚对钱穆有举荐之恩，而“有为”与“无为”，是二人之思想分野，这会不会也是立在他们之间的界石？

钱家乃江苏无锡望族。钱穆早年丧父，中学肄业即去小学中学教书自给。他精通经史，博闻强记，早有著述。1929年顾颉刚回苏州养病，偶然读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大为惊叹，即去无锡访钱穆，告诉他，“你应该到大学去教历史。”还邀他为《燕京学报》撰文。经顾氏推荐，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他考证伪造经书问题，与康有为的观点大相径庭，引起轩然大波，也因此卓然成名。顾颉刚还向北大文科学长胡适力荐钱穆，“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从此钱穆登上大学讲坛。晚年钱穆犹记：“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35］

此一时彼一时。赖家园子的研究员需在齐大文学院兼课，两位老友无异于同台打擂。顾颉刚为齐大史社系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等课。他常着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背微驼，不苟言笑，苏州口音重且略显口吃，学生不易听懂。他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钱穆为之叹：“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中小学教员出身的钱穆，在史社系教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课，则大受欢迎——

时《国史大纲》甫问世，授课即以此为讲义，并多所发挥。班中同学甚众，多有来自外校者。宾四先生善言辞，长于演讲，……讲课时颇带乡音，蜀人初听之下，颇有茫然之感。久之，我对先生的乡音渐有所悉。再久之，更不觉先生言辞中有乡音，如听一般的普通话。先生授课，于兴至之处，时高举双臂，慷慨激昂，间更纵声而笑。［36］

钱穆教授教我们的中国通史，他在课堂中总喜欢拿些小故事串联历史中的大事件，生动有趣历久不忘。那时大学生已经很多，对社会似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更甭说带动的力量了。钱教授就举了一个东汉时大学生的故事，……在汉代有个大学生叫郭林宗的，一天正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了，雨点把他的四角帽的一角打垂了下来，变成了五角帽。第二天，长安市上，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戴起了五角帽来了。现在的大学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37］

登堂执掌教鞭，化育莘莘学子，诚人生之乐也。严耕望曾转述老师钱穆的感受：

“一登上讲坛，发言讲论，讲到得意处，不但不见下面有大群人，也浑忘天地人世，连自己都忘掉了。只是上下古今毫无顾忌的任性尽情的发挥，淋漓尽致，其乐无比！”他说得兴高采烈，最后得意的大笑“哈哈！好痛快！”那状貌神情真像个天真的老小孩，我也被逗得大笑！［38］

顾颉刚的不快是人之常情，而最大的不快是要在人前若无其事。

1941年1月11日，顾颉刚收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信函，邀他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许以每月经费5000元。“数非不多，无如我精力不济，且抓不到工作人员何！”［39］动心的不独待遇，还有他与朱家骅的交情。1926年，留学德国的矿科博士朱家骅主政广州中山大学，即邀顾颉刚前往办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1933年，顾颉刚与同事在北平组建“三户书社”，出版通俗读物，遭人举报宣传赤色思想。陈立夫以此为由要查封书社。1936年1月，顾颉刚携所出书刊去南京面晤朱家骅。朱翻阅读物后，公开表态支持，随即介绍顾颉刚加入国民党。顾颉刚并未推辞，却未办入党手续，回到北平后也未与市党部接洽，却收到朱家骅寄来的入党证书，还收到中央党部寄来的“三户书社赞助费”2万元……追忆前事，俯瞰今日，顾颉刚心绪难平，他在1941年1月31日的日记中补写：“校长于二月一日召见，谓西山自崇义桥归，谓钱、胡二先生对于研究所极热心，极有意见，拟此后照文学院例，开所务会议云云。所务会议当自开，惟钱、胡二位有意见何以不对我说而向西山说，西山何以亦不对我说而对校长说，必由校长以传达于我乎？此中之谜，不猜亦晓。予太负责，致使西山无插足地，故渠必欲破坏之。渠对宾四，忠顺万状，其目的则联甲倒乙而已。”钱是钱穆，胡即胡厚宣，“西山”指张维华，皆与之有隙。到了5月，“刘校长必不让我辞职，但行心既动，已按捺不住。谁教他和西山在此两年之内处处束缚我乎！我即缓行，当使此一机关渐变为宾四所有，予则渐渐退出也。”［40］

6月5日，顾颉刚以临时有事为名，先去重庆探路。此行，他既有蒙蒋公召见且赐宴的宠幸，也有财物遭敌机轰炸的损失。7月9日，“我所住室落一烧夷弹，自己带去的零碎东西全没有了。唯衣服篮子为工友张某取藏防空洞，尚得保全。我的日记、账目、信件，以及别人的稿件托我看的，一切成为灰烬了。”［41］

7月19日，顾颉刚回到成都，赶上西南联大的梅贻琦、郑天挺及罗常培等人访问坝上。罗常培写道：“至于三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齐鲁由顾颉刚主持，另外还有钱宾四、张维华、张维思、胡福林、孙次舟几位……这三个研究院的风格，大致齐鲁偏重历史，金陵偏重考古，华西偏重语言，不过中间也没有严格的分野；经费的来源都是由哈佛燕京社供给的。”［42］

9月13日，顾颉刚回到赖家园子，“整理书物，为人写字五件，出布告三通，与宾四、厚宣、洪桢等谈所事。二时半开茶话会，与所中同人作临别赠言，五时半毕。……连日，将经费、组织系统、房屋，都作一分配。”14日午饭后，就此离去。“北平传说予与西山不合，愤而走渝，学界之人何消息之灵也？”［43］

顾颉刚出走的原因，胡厚宣有不同的解释：

钱先生来齐鲁，顾先生本应高兴，但钱先生又会讲又会说，学生非常拥护，顾先生名义上受不了。钱先生学生都是好学生，顾先生学生却有些没出息的学生，加之顾先生用人不成，无像样的人，固“不可一日留”，非到重庆不成。顾先生至渝做事，与朱家骅编《文史杂志》，国学研究所主任所长职不交钱先生。钱先生非常不满，同我抱怨道——不来又不交。顾先生曾想让我代理他，我只是研究所秘书，我说我虽是研究员，但是给你们当助教，先生是我的老师，钱先生亦是我的老师，有钱先生在，我怎么能代理，这是给我为难。［44］

1942年3月4日，在重庆的顾颉刚致信钱穆说，“研究所者，弟费了两年心力所建设者也，自身虽去，终不忍其倒塌。去年时，所以仍担任主任名义者，即恐因弟一走而致人心涣散，故欲请假延长时间，使兄之力量可渐深入，则至弟正式辞职时可无解之忧也。”5月4日，他在致郑德坤的信中说，“我在重庆忙得不〔得〕了。……成都事，我已不能担任，去函辞职……”查阅顾氏当年日记：8月5日从到渝的刘世传处得知：“宾四态度颇模棱，究否留齐鲁；如留，究否主研究所。均不可知。”9月25日，“刘书铭来，谓宾四对我有误会，我想，我是竭诚要宾四作研究所主任者，若宾四真对我误会，则宾四为不智矣。”10月4日，“前日书铭来，谓我写与彼信有‘只要钱先生任主任，将来刚幸能摆脱尘世，必仍有为齐大专任研究员之一日’等语，使宾四对我起误会。今日丁山来，又谓在三台时，（蒙）文通适来，谈及钱先生对我有不满意处，而文通谓是宾四对。丁山又云，杨拱辰得崇义桥信，谓钱先生对我不高兴，不欲我回去。三人成市虎，得非宾四对我确有不满意处乎？我对宾四尽力提携，彼来蓉后，要什么便给他什么，且我自知将行，尽力造成以他为主体之国学研究所，我对他如此推心置腹，彼乃以此相报乎？人事难处，至矣尽矣！”［45］

人师也是人，同样不离七情六欲。顾颉刚不愿撒手，钱穆不能接手，此或是问题关键。当事人胡厚宣证明：

汤吉禾被解职后，顾先生又回研究所来，但顾先生始终未辞所长主任职，始终未交权给钱。钱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交钱穆，事实未交，顾钱两先生讲的都不对。我身历其境。在两位老师之间，我绝对诚实，绝对忠实，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好，我绝对不敢说一句假话。

钱穆先生做学问，主张“学以致用”，讲“内圣外王”之道。与顾先生相比，钱先生以主立为主而顾先生以主破为主，顾先生是要弄清事实真伪，钱先生则是讲事实是怎样，同时钱先生讲做人、人生应该怎样。这大概是二人的区别所在。［46］

事实真相就像“罗生门”，历史叙述的意义或在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性，人情物理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