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众一族，可以中兴”

异乡畏月圆。1940年9月16日，恰逢庚辰中秋。中午，齐大国学所主任顾颉刚与夫人殷履安，在崇义桥赖家园子设便宴，与先期到来的研究生及管理人员杨拱辰、陈可中、黄季高、魏洪桢、魏明经、李为衡、孔玉芬、蕙兰、熊嘉麟、蒙思明等共度佳节。当晚，顾颉刚在油灯下写：“七七事变后，四个中秋，第一个在汉口过，第二个在重庆过，三四个均在成都过。”［1］此时，他来成都主持齐鲁国学所已历一年，国学所迁到此地将近百日。

初来之时，“‘昼静人闲’，此间可以感到如此趣味。予真不愿做都市人矣。”避乱乡居，又有上万册“版本不俗”的古籍，真是读书人的福气。那批书是一位罗姓粤籍藏书家所有，为避轰炸存放于华大图书馆，经多方商洽才借到的，从8月24日开始搬往赖家园子，到中秋前才收拾停当。顾颉刚慨叹：“当家真不容易，我虽从事教育廿年，但从未独当一面。今则上须对付校中当局及有力同事，中须管理研究所职员，次须管理研究生，下须管理仆人，外须对付当地士绅，实觉不易措置。”毕竟是一个新的开始，恰如他拟写的对联：“去时三年，正为前进；有众一族，可以中兴。”［2］

抗战爆发后，齐大迁到成都华西坝异地复校。历史社会学系（简称史社系）主任张维华，向校长刘世传（字书铭）建议，恢复国学所，并竭力举荐顾颉刚作掌门人。张维华毕业于燕京大学（简称燕大）研究院历史专业，顾颉刚曾是他的业师。

顾颉刚成名甚早。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中国古史乃“层累地造成”的观点，一鸣惊人，史学界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古史辨派”。战前他曾辗转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兰州大学，被誉为学界“通才”。抗战爆发流亡昆明，在云南大学教“经学史”、“中国上古史”；同时兼迁来此地的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主任。世事艰危，成事不易，他抱怨：“连日商谈结果，平研院史研所经费定为每月八百元，考古历史两组经费不分列。新聘韩儒林一人，旧职员留何士骥（乐夫）、吴世昌、许道龄、苏秉琦四人。……真是竭蹶万状矣。”［3］遂生去意，在致张维华的信中称：“刚无他技能，而组织一机关，使各个人能互相发生研究上之关系，自谓有些把握。”“刚前年到西北，去年到西南，目见许多材料未尝登于载籍，而一旦交通便利，教育普及之后，便将灰飞烟灭，此等材料研究机关实负保存之责。……我国西陲交通不便，向少调查，注意之者惟外国人，然外国人之认识中国，必不如中国人之自己认识为亲切。如能趁齐大西迁之际，任此工作，实可激起世界之注意，使本所之地位增高。”［4］

声息相通，一拍即合。1939年7月，顾颉刚收到齐大校长刘世传签发的齐鲁国学所主任聘书及一笔搬迁费。他在复信中承诺办好国学所，“为吾国学术界奠定集体工作之基础”，建议充分利用哈燕社资金，广邀深富学识之士为国学所“撰文著书，以提高国学所地位”，提出聘钱穆、汤用彤等人来所，联合北平研究院考察滇西等设想。［5］很快，他即偕妻子殷履安、女儿自明、自珍赴成都上任。

初到成都，顾家租住在市内状元街青莲巷。齐鲁国学所临时设在华大男舍两间寝室里，置办几张简易桌椅，顾颉刚就铺开摊子，开始作规划：“此间国学研究所工作，拟集中精力于整理廿四史，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再将范围扩大至廿四史之外。”［6］他争取到哈燕社提供的5万元研究基金，拟定了国学所规程，首批招收11名研究生。千头万绪，当务之急，招贤引能。他先后向钱穆、汤用彤、胡厚宣、汤吉禾、孙次舟、王育伊、韩儒林等发出邀请。上述诸人，他最倚重钱穆，以为“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他向刘校长献策，“宾四先生之来，亦不可泄漏消息，否则北大方面决不允可，尊处之聘将徒成虚语。刚意，宾四先生老母在堂，拟请其以侍养为由，到苏之后而向北大辞职，而不即来成都。在此期间，校课由人分代，渠则一意编制地图，俟北大方面不再坚留，并已觅得替人之后再邀其前来，似较不着痕迹……”［7］

顾颉刚长国学所，得与校本部、文学院、史社系发生纵横关系。久之，渐有龃龉，他不免生出“在此既不能独负责任”，“何必如此白效劳”之叹。再者，盛名之下，访客不息，他寝卧难安，况且向有失眠症。1940年初，日机对成都轰炸日甚，城区已难以安静地读书做学问。他借政府要求疏散之机，提出把国学所迁到乡下。遂与履安四下踏勘，先后考察灌县青城山、新都芙蓉渚刘家祠后，最后相中成都北郊距离坝上36公里的崇义桥赖家园子。5月29日，“访席儒，与同到泰华寺赖家，赖益兴不在家，见其夫人，导观其屋，即订下。……赖家有大屋一所……其中有亭榭、鱼池、竹林、花木，房屋约卅间。以不欲租给公共机关，以欠租和坏屋，故以廉价租以予，押租二百元，月租金卅元，便宜之至，若在城中或近郊，当在三百元矣。”［8］

再说钱穆，得知老友顾颉刚的安排，自然高兴。他不满西南联大，早有离意。晚年尚在庆幸，“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9］此刻，他依计行事，向西南联大虚语告假，回苏州侍奉老母；暗里受聘齐大，先在上海承编《齐鲁学报》，接洽印刷发行。俟机去成都。1940年5月底，他得到顾颉刚的催促信：“此间规模固小，然不卷入政潮，同人各致力于所学，亦不会播弄政客手腕。为学术前途计，为我辈安心治学计，则舍名取实，固强于国立学校十倍矣。”7月2日，钱穆回覆：“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两人才性所异则所得亦各有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能开创；弟则稍有所得，多在于折衷，在于判断。来者难诬，若遇英才能兼我两人之所长，则可以独步矣。”顾颉刚在日记上抄录此信并加按语：“老友之言当有其积久之观察。录之于此，以待他日之论。”［10］

10月，钱穆在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帮助下，赴香港乘机抵重庆，转至成都。顾颉刚在日记中记下专程进城迎候陪同的过程：20日，“接宾四信，知不日到蓉，即理装进城。”22日，“到中航公司接宾四，同饭于南台小餐。到西华饭店，为宾四定卧室。……与宾四同到校长家谈话。与宾四同游华西校园及图书馆。”23日，“在服务部早餐。到宾四旅馆，与之同出，到省立图书馆，由曹祖彬引导参观。到少城公园、游民教馆及佛学会，饭于新雅，茗于茶楼。又游书肆数处。”这番殷勤，钱穆必心领神会。

比钱穆早一脚到达赖家园子的，还有胡厚宣一家。他偕妻携子从昆明到成都，千里迢迢，路上足足走了月余。

胡厚宣1911年出生在河北望都县一个教师家庭。1934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受聘“中研院”史语所，入考古组安阳殷墟发掘团。虽是初次接触田野考古，但他悟性好，很快就学会辨认土色土质，处理遗迹，测量绘图。1935年春季发掘，他独立负责的1004号大墓，出土了两件时代最早的青铜大方鼎牛鼎和鹿鼎。发掘结束后，他受命协助董作宾清理历次殷墟发掘的甲骨，并为董氏的《殷墟文字甲编》作释文。这或许有违初衷。抗战爆发，史语所辗转南迁至昆明龙泉镇龙头村。1940年秋，傅斯年又计划再迁四川南溪县李庄，胡厚宣突然改换门庭。他解释事情起因：

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时居乡下离我处不远的浪口村，先生时常遣师母于去“街子”（集市）时，带字条予我，命查找资料。……此时顾先生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于迁校成都之齐鲁大学创国学研究所，他邀请教书于西南联大的钱先生和我任研究员。顾先生告，齐鲁大学有明义士所藏甲骨需要整理，故约我同往。这样，在史语所即由昆明迁往四川时，我于1940年转往成都来到齐鲁大学。［11］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曾在安阳一带收集三万多片甲骨。后到齐大开考古学课，著有《甲骨研究》讲义。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匆匆离开济南，将十几箱甲骨深埋于齐大住宅院地下深处。顾颉刚所言“整理明义士所藏甲骨”事，不知是其不明就里，还是许以将来？总之，胡厚宣的跳槽，成为“背弃师门”（傅斯年语）的一桩事件，让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大光其火，也让顾颉刚背负恶名。如此一来，胡厚宣不免心存愧怍，遂潜心治学，远离是非。

顾颉刚还外聘了一批研究员，相似于“中研院”的通信研究员，如四川三台东北大学的蒙文通、丁山、萧一山、金毓黻，成都华大的闻宥、吕叔湘、杜奉符、韩儒林，金大的刘国钧、李小缘、商承祚，四川大学的冯汉骥等教授。还聘吕思勉担任国学所驻沪的代理人，负责购置图书和代理开明书店出版的各类专著及《齐鲁学报》，联系资助研究人员等事宜。

此时，齐鲁国学所开出的课程，有顾颉刚讲授的上古史、春秋学、经学、古物古迹调查实习，钱穆的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胡厚宣的殷商史，张维华的中西交通史等；还邀请叶圣陶、张维思、陈中凡、吕叔湘、闻宥、韩儒林、孙次舟等来所做讲座，一时间蓬荜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