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成长于城邦之中

在拉丁语世界中，也有许多单词按照童年的不同阶段、背景和司法形态来代指儿童（根据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基础词是puer（小孩，儿童），但是在7岁之前，也就是儿童离开妇女怀抱、开始上学之前，被称为infans（婴儿），使用该词的原因可以参考这一时期儿童语言掌握不完善这一因素（关于其他所使用的单词的详情，请参考让—皮埃尔·内罗多（Jean-Pierre Néraudeau）的论文74）。

这些丰富的词汇有许多含义：与其说是儿童意识觉醒（菲利普·阿里耶斯所说的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而从中发现价值这层含义75），倒不如说是在情感和制度上对儿童的关心，这种关心似乎比希腊语世界中要更强一些。丰富的词汇不仅说明其对儿童的重视程度高于同时代其他社会，也显示出政府至少在司法层面的关怀（这种关怀在以后的社会现象中愈发明显，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儿童虽然比较脆弱，76但仍是重要的国民，因此需要得到公共机构的重点关注。

在各种机构之中，无论是亲生家庭，还是抚养家庭77都扮演了首要角色。在罗马社会中，从最初几个世纪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都是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主要场所；公元前4世纪最初的小学已经出现，78但在此之前，家庭是儿童唯一的教育场所。在勒瓦娜女神（Levana）的庇护下，父亲承认新生儿并允许他入户的仪式也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儿童在家中通过各种宗教仪式接受教育，79例如衔接不同年龄段的各种仪式等。在上层社会家庭中，儿童的未来发展受到众多与其生活有关的小神灵的庇护（鲁米娜神（Rumina）保护他的哺乳，库尼娜神（Cunina）守护他的摇篮，艾杜拉神（Edula）关心他的饮食，艾伯纳神（Abeona）站在他身后教他走路80）。首先教导儿童的是母亲，她在罗马所起到的教学作用比在雅典更为重要，81不仅负责哺乳和呵护儿童（由乳母辅助），而且感情投入也多于雅典母亲。如苏维托尼乌斯（Suétone）在讲述奥古斯都家族时提到的一样（《奥古斯都》（Auguste），64，4），小女孩在家中妇女周围待的时间要更久些，小男孩则很快就在父亲的带领下投入到系统性的社会和文化学习中。他要直接参加某些宗教仪式（作为朱庇特祭祀中的助手（camillus：帮助祭祀的贵族儿童））。某些小女孩从6岁开始可以成为供奉女灶神的贞女，即女灶神维斯塔（Vesta）的女祭司。82

虽然罗马的教学也依赖榜样，但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并不相同。在罗马社会中，介绍给儿童的榜样并不久远，让他们作为榜样来学习的并不是历史或神话中的伟人，而是他们的父母和祖先；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榜样，所依靠的更多的是公民道德，他们的虔诚（pietas），为国捐躯的热诚，而不是他们的近乎神化的事迹或者过人的机敏。父母对子女承担有更重的责任，这种责任得到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尽管一般来说，人们并不反感展示会成为家庭累赘的畸形或虚弱的婴儿83这种行为，84但与之相反，子女不多的家庭或者无子女的婚姻会受到道德谴责，85以至奥古斯都（Auguste）制定了法律来鼓励婚姻，86后来的其他皇帝延续了他的做法。人们同样不能忘记从图拉真（Trajan）到塞维鲁（Septime Sèvère）期间，政府都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援助。87

从很久远的时代开始（公元前5世纪，提图斯·李维（Tite-Live）的《罗马史》，Ⅲ，44，6），儿童在7岁时进入学校这一对家庭起补充作用的新社会适应场所（但贵族家庭继续为子女聘请家庭教师，88某些家庭在家中为年轻奴隶建起奴隶学校（paedagogia）89）。与希腊世界的小学一样，分布甚广的罗马小学（ludus litterarius）并非集体出资，而是由家庭或者特殊情况下的私人捐赠者进行资助。90这就是为何对学生的选拔和家长对教育的控制比希腊更严格的原因：人们认真选择学校，确保儿童能从中受益。91在学校，小男孩（小女孩也一样，如果家中没有家庭教师的话92）和罗马所借鉴的希腊化世界一样，学习阅读、书写和计算。93陪伴儿童上学的是教仆（paedagogus），通常是一名比其他奴隶受到更多剥削的希腊奴隶，他负责让儿童背诵课文（他在课上旁听），在路上看护他，有时如果教仆是自由人的话，会教儿童伦理道德。94

在这种比希腊化世界更为制度化的体系中，某些成年人专门负责管理儿童，罗马儿童的日常生活似乎并未变得更加艰苦（他也了解各种各样的节日、同学和游戏，对于平民的儿童来说，95街道是最主要的适应社会和休闲娱乐的场所96），但是主要围绕着一些儿童未来要仿效的榜样。罗马儿童的发展道路比希腊儿童更加线性化：儿童的学习榜样数量变少（最主要的是父母），但更加协调；儿童参与的公共活动数量减少，需要学习的道德标准更加统一，并且包含在同时囊括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共和国（res publica）理念中。虽然发展道路是线性的，可是至少在理论上儿童拥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年轻的罗马人要接受父亲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是一项公民义务，但人们也倾注了强烈的感情，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感情表现为子女死亡时的痛苦（昆体良（Quintilien），《演说术原理》（Institution oratoire），Ⅵ，序言；奥索尼厄斯（Ausone），《根源》（Parentalia），Ⅺ，1—8）97，以及比希腊进一步发展的墓碑碑文和浮雕（人们有时会在其中介绍夭折的年轻人的一生98）。

温柔并不意味着宽容。罗马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是专制的象征：即使他们疼爱子女，对其关怀备至，将其视为礼物，父母依然会密切关注子女的进步，确保选择合适的人来教育他们。父亲象征着监护与权力，政府法律通过父亲传达到家庭和儿童身上；他有拒绝接受新生儿，将其抛弃、卖掉或送给别人收养以及决定女儿婚姻的权力。各种各样的惩罚无处不在，学校的老师利用声名远扬的体罚（例如贺拉斯（Horace）在《诗艺》（Épîtres），Ⅱ，Ⅰ，70—91中提到的鞭笞者俄尔毕利乌斯（Orbilius）的体罚）来体现这一权力。面对这些喜欢毒打的老师们，孩子们用嘲讽和花招回应（在他们没有对其进行挑衅时），人们在庞贝一所学校的墙上发现了一些报复性的雕刻图案。99除了父亲具有特殊威严的惩戒、学校老师的惩罚（这种惩罚更加卑劣，因为他只有一种代表权），儿童面临的还有陪伴他们上学的教仆的惩罚（昆体良，《演说术原理》，Ⅰ， 2， 25和Ⅰ， 3，14）。100

儿童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上学的儿童）可以通过更为丰富的文献重现：亨利—伊雷内·马罗（Henri-Irénée Marrou）101对一本公元3世纪的希腊和拉丁语对话课本的细节描写让我们发现了这种生活（伪多西修斯的《希腊—拉丁语双语教程》，les Hermeneumata du pseudo-Dosithee）。一天从凌晨时在奴隶帮助下梳洗开始；然后，儿童温柔地向父母告别，在教仆的陪伴下离开家，教仆帮他拿着学习用品；早饭在路上买；然后到达学校，见到同学和老师；吃午饭时，儿童回到家中；下午返回学校，最后洗个澡结束疲惫的一天。相关文献是一本教材，或许它把一些事情理想化了，后人又有些添枝加叶：教仆保护儿童人身安全，101不受大街上危险的侵害；102学校的建筑通常最简陋，103班上也有一些小女孩，她们的日子似乎每天都是相同的节奏；学校老师非常严厉，但低于学生的社会地位使其更容易成为学生恶作剧的对象（这些学校老师（magister ludi）的薪金由学生家庭支付，这种地位并不体面104）；随着学生数量增加，按年级分班105和某些交互式教学（高年级管理低年级）的雏形开始出现106；和希腊一样，阅读和计算的学习漫长又令人疲惫，最好的学生会获得奖赏（贺拉斯，《讽刺诗集》（Satires），Ⅰ，25—26）。

对于这种打着纪律和上进招牌的教学方法，107更加关注儿童的特殊天性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昆体良（《演说术原理》，Ⅰ，3，14—18）对于老师体罚处于柔弱阶段的孩子而感到遗憾，建议家长、教仆，尤其是老师去研究儿童的特点：只有在一个适合于学生并充满游戏趣味的学校氛围中（11—12），观察儿童天性才有可能有最好的效果，这种天性（如果不想被表面早熟所蒙骗的话）结合了灵活的思维、惊人的记忆力和模仿能力。研究儿童的特点，关注其行为举止所表现出的特征，主张耐心对待儿童的问题，而非采用成年人的方法（如塞尔苏斯（Celse）在《论医学》（De la Médecine）中表明的一样，Ⅰ，3；Ⅱ，1；Ⅵ，12），遵从朱文纳尔（Juvénal）倡导的尊重对待儿童世界的建议（《讽刺集》，ⅩⅣ，47），这些就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童年（这也是昆体良的著作的主张），这就是建立在罗马式公民道德基础上的教学方法所必须参考的内容。虽然不像希腊文化中表述得那么明确，但我们所知的文献中论及的罗马儿童依旧理想多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