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焦虑来自现实的刺激。在一些所谓国际学术交流中，西方学者总是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爷角色，而在国人面前本为“博导”、“名流”的教授，却立马扮演着小学生，提一些谦虚得幼稚的问题。当然，西方人的术语与论题就在名为“交流”实为“直流”中被不加犹疑地接受了下来，在学术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话语“转向”。中国文艺学界在外国人面前、西方理论面前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似乎只有消化与排列组合的任务。我们失去了直面事实、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也就难以侈谈什么“对话”、“交流”。

这就促使我们对一些流行话语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其“前提”进行批判。在中国的现实情境和理论本身的学理依据中，考察文艺学流行话语。这里仅就当今文艺学中常见的两种话语进行反思。

“理论死了” 西方理论家从自己的情境中提出“文学死了”、“文学理论死了”，以及诸多“终结”的命题。西方文学在大众媒介的挤压下转向边缘，姑且不论是否可以由此论定“文学死了”或趋向“终结”，起码应当注意西方文学的现实绝不能概括全球，在一些地区文学仍是主导的艺术形式，仍处于繁荣兴盛状态，西方文学的“今天”是否就是其他地区文学的“明天”或“后天”，亦殊难臆测。西方理论家一厢情愿地提出的诸多“死了”中，都体现出一种身处历史“前沿”、世界“中心”的傲慢与偏见。如此论题，我们难道可以不假思索地“拿来”么？

何况，在动辄想到“死”、“终结”的思维模式中，还存在着基督教“末世论”的影响。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与其特殊的“精神现象学”有关，其隐在的思维结构就是基督教神学。因此，“终结论”、“死亡论”的深层，乃是西方思维的“死角”，或难以解决的“死结”。以如此思维“死角”、“死结”去探讨问题，在西方情境中或有“片面的深刻”之处，但移到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现实中，则成为“假问题”。中国传统“生生”思维以及佛教“轮回”思维，更与西方基督教传统迥不相伴从一个旁观者的眼睛看来，西方理论的许多论争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方宣布某种事物“死定了”，一方来进行“拯救”，理论戏剧的底里是虚妄的思路、虚拟的情境。

对话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从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残酷的天才”作品得出的。中国文艺学研究少有认真研读文艺作品的，许多所谓的理论家乃是吴冠中先生所谓的“美盲”，缺少基本的文学鉴赏能力。他们不了解文艺学乃是“雕龙”之学，是对“文心”的“意会”与“神游”，是“通灵”的“共通感”，是“判断力”的“批判”……所以，总是西方的理论家细致精微、慧心独具地解读或重解伟大作品，从中提出问题，编织理论。而我们往往是接受别人嚼烂馒头后的理论渣滓。“对话”，在西方也早已脱离了巴赫金的语境而被用在了更多的范围。在中国文艺学中，则被用在了一种原则性的层面，其潜在的诉求，无非是要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势力下，争取发出自己的声音，力求突破西方话语“独白”的状况，而有所作为。

姑且不论“对话”理论应从其赖以产生的文学情境及相联系的哲学背景中来考察，特别重视其原创性的根由；即使仅以“对话”的本意来看，则“对话”不仅有交往、沟通的含蕴，更重要的是一种平等的精神。这是对话理论中人们反复强调的。其实，既然要平等，就需要有“对立”的抗争。在理论的“对话”乃至一切“对话”中，得到的结果除了双方的退让与妥协，或曰“整合”之外，总是有着对立的、冲突的、无法“统一”的两种观念的激烈交战。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发现的正是人物精神分裂或作者意识分裂时呈现的观念交战。每一方都想要“吃”掉另一方。每一方都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堡垒、装备武器，从而拥有理论“硬核”和“保护带”。如此，在敌对中才能“双赢”，才能维持“对话”。否则，就只能是某种理论的“权力意志”的无限张扬。

如此看来，我们文艺学界所说的“对话”，由于缺乏“对抗”的精神而显得只是一种诉求。因为要“对话”，首要条件是自己有“话”要说。自己的“话”必须说自己看到的“事”，说自己发现的问题。否则，说别人的“话”，则已加入了“合唱”，至多显示出一些“时差”，形成“重唱”，何谈“对话”？

所以，在想着“对话”之前，首先需要确立的是“独创”的精神，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对话”与否并不那么重要。一旦你真正有了自己独特的“话”，别的“话”或许会主动来“对”你“交谈”。也就是说，“对话”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理论创造的“原因”。即使在理论建构的“猜想与反驳”中，“对话”也是必须克服的情境。因为理论的原创最终是一种突破。

“对话”的“前提”恰恰是“独白”，是说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