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敌人有很多：害怕文艺扰乱人心的专制君主、利用文艺作工具的政客、道貌岸然的神甫和理学家、无法想象“想象”与感受情趣的冬烘先生、钻到钱眼里的商人、包在套子里的庸人、穿着制服的正经人……，所有的敌人之中，集合了一切力量而能够直接对文学发言的，则是文艺批评家，以及“批评的批评”——为批评提供依据和准则的文艺理论家。理论是文艺之敌。

文艺理论与批评寄生于文艺创作，却从来是以高于创作的姿态出场。因此，许多作家都表现了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反感。有的作家甚至以最恶毒的比喻来诅咒批评家。即使是捧场的批评，也往往不能切理餍心，令创作者满意；夸的不是地方，也许还不如入木三分的痛骂。有人用“批评家之死”来发泄心头的愤怒，批评家宣布“作家死了”，自己来独霸阐释权的梦想，在这里得到了同样“如死一般强”的回击。理论批评论著中常常理想的自己与创作相亲相爱的情形，如果说不是难得一见的，那么往往是在“乡愿”的友好氛围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这里更重视的是相反的情形。

文艺理论以文艺作品为对象，两者天然有着对立、对峙、对抗等对手关系。理论审视、分析、理解、把握、阐释、评价文艺的时候，就把文艺放在对方的位置，成为一种需要从总体上征服的事物。需要克服困难，需要深入隐曲，需要抓住文艺的要害！而这样，在用理论的眼光看文艺的时候，难免存在着某种或强或弱的暴力倾向。海德格尔甚至把艺术进入了美学的视界，当作现代的一种根本现象，因为在美学之中，艺术成为可以体验的，从而成为可以被统治、被使用、被消耗、被处理的客体，美学与艺术世界处于对峙之中。即使是艺术与理论可以对视，那么，在对视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正如萨特所说，他人是地狱。他人的眼光本来就带着探索、询问和侵犯，文艺理论作为文艺最深入的探索者和观照者，其眼光对于文艺而言，往往有着无法彻底避免的敌意。

理论毕竟与文艺说着不同的“话”。理论的最高形态是哲学，文艺理论说穿了不过是文艺哲学。在任何文艺理论的根底都有着某种哲学的支撑。因此，理论的语言需要哲学般的透明与清晰，内在的理路则需要逻辑推理骨架的坚硬与牢靠。一切文艺的最高形态则是诗，诗是文艺的内在风骨和精神境界的标志。诗的话语是感性、情性甚至灵性的，因而诗的意蕴总是说不尽而道不明的。“说似一物即不中”，诗总是“似是而非”的，空灵而飘忽，无法摁死在某个“点”上、某种意义上。理论的话语与文艺的话语格格不入，理论要以清晰的哲学语言来“说”本“不可说”的文艺，是在向“不可能”挑战，是理性对混乱的情性和感性的挑战。战争总是在“不同”、“差异”的双方展开，理性与情感的永恒差异与对立，是文艺理论与文艺对立的根本因由。

古希腊曾经有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恐怕就是文艺与理论之间敌对与斗争的原型。在这场斗争中，开始是诗占据着人们精神与生活的统治地位，荷马史诗最初是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圣经》；人们从荷马的歌吟中寻找生活的准则和精神的取向，在情性的熏陶中掌握诗性的智慧。诗性智慧，在维柯看来，可以解构人类生活的万象：诗性政治、诗性时历、诗性地理、诗性经济……，“诗”，是人类生活最早的建构者和立法者。西方文化从古至今对于诗的重视，都是因为诗性乃是原创性的根源与标志，诗性的智慧不仅可以创建人类生活的结构，而且还是人类理想的生活形态本身。哲学的理性虽然确立了明晰的规律与秩序，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为“物理”、“事理”，为人类社会乃至人的精神世界，寻找出普遍而永恒的“道理”。但是，在理性坚硬的律条和整齐划一的规范的统治下，人类恰恰失去了最重要、最宝贵的自由！诗，正是在理性的铁律之外，开辟了一片自由的、虚灵的天空。因而，诗更注重的是即兴、灵感、偶然、冲动、想象、激情……

所以，对于文艺，人们追求的是原创性，是瞬间获得一去不回的微妙到神经层次的心灵震颤。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是带着作者生命特征、个性特质的原作，是最能够表现“心迹”的“手迹”。人们对于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等艺术品要求欣赏原作，复制品无论如何都无法激起欣赏真迹时那种强烈的感觉。文学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但是，至少，无论是怎样的阐释都只能破坏原作。苏珊·桑塔格的名文《反对阐释》，我们不妨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哪怕最高明的欣赏文字，正如韦勒克所说，比起原著，也不过是蹩脚的复述。因此，正如一些种类的艺术品抵抗仿制与复制，文学最顽强地抵抗的则是理论批评的复述。所有的文艺作品，一旦被理论以某种方式说出了道理，则总是有许多东西在理论阐释的过程之中流失。理论用抽象思维编织的容器去打捞文艺的水月清风时，虽然有所收获，甚至能够说得比原作更清楚，但是在理论的阐释中，原作却不复存在。真正能够完全表达原作“是什么”的，只能是原作本身。据说，有人问托尔斯泰，他的《安娜·卡列尼娜》究竟写的是什么意思？托尔斯泰回答，如果我能用几句话就说清楚，为什么还要写这么厚的书呢？要说清楚它的意思，就必须把整个小说重写一遍。这无疑有力地表明了理论阐释的荒谬。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反对阐释其实是文艺本身的性质，即文艺本来就是与理论阐释相敌对的。艺术表达是克服困难，同时也是制造困难；对理论阐释而言，这种困难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因此，文艺学必须自觉自己的限度。

然而，理论却总是试图界定文艺“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不过，这类努力的结果，或者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或者收获的是文艺创作者的嘲弄与反叛。为未来的杰作开药方，未免狂妄可笑。真正的文艺总是超越这样那样的规定、限制，追求的是独创、创新，在尚无人迹的地方披荆斩棘，从荒野的榛莽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一旦道路上走的人太多，对于文艺家来说，就成了穷途末路。理论的创新就与文艺的创新形成了尖锐的敌对关系。从已经被总结好的理论中找到创作的格套，那往往是才能平庸的标志。那么，创新的理论能否指导创作呢？在文学艺术史上有过许多运动，都是以某些理论先行宣言，形成创作的流派或团体的。这说明，一种新的理论发现是可以激发文艺创造的激情与灵感的。但是，此时，理论创造本身就可以说具有某种诗性的特征，或者是在原有的理性结构上撕开了豁口，或者在人类精神的探索中伸展到新的领地。但在很多情况下，理论宣言更多是某种思想乃至政治倾向的集合与宣泄，在相同旗帜下，真实的创作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当先行的理论成为创作的原则时，理论就开始限制与束缚文艺生命的生长与发展。理论的逻辑、理论的成长，对于文艺有着特别的破坏性，就是因为它不满足于旁观式的评论，而是企图生长到文艺的生命本身之中。但是，理论的规定与限制，总是希求扼杀文艺的变化，从而扼杀文学的生命本身，试图以“定性”、“定论”将活生生的“感性”、“情性”与“灵性”固定在某种框架之中，就像西方神话中美杜莎的眼光，是要把对象“石化”的。文艺的“通灵宝玉”在理论的拥抱与抚摸下固化为愚顽的 “石头”。“都云作者痴”，岂不知研究“荒唐言”的学者往往能够把“沧海月明珠有泪”，变成贾宝玉所谓的失去了宝色的“死珠”、“鱼眼睛”，逆向完成“石头记”。

重审理论与文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文艺发展史上，两者往往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例如，如今被奉为中国文论中成就最高的著作《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影响。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注意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文心雕龙》在当时有特殊的影响力或广为传播。恰当评估《文心雕龙》对后世的影响则更为困难。我们知道该书的流传从未中断……从唐至明，著录或引述《文心雕龙》的资料始终没有中断，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可是，清以前的重要文学批评和理论著述很少把《文心雕龙》作为权威著作来引述，该书在清以前的地位与它在今天的地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1《文心雕龙》在近代以来所受到的“无与伦比的关注”，则是因为“西方传统对系统诗学评价甚高”2，在西方理论的强势刺激下，重新认识中国自己的理论遗产的结果。无论如何，《文心雕龙》理论上的“雕龙”，对于文艺创作来说，只能是“屠龙”之技，在“为文之用心”上，很难有实际的效果。这是文艺的幸运。在文学史上，唐诗繁盛时，并无多少“诗学”可言；而“诗学”繁荣的宋元明清，诗歌创作则处于衰落的状态。理论思维过于繁荣虽然不是必然造成创作衰败的原因，但是两者的“双赢”却很难。在笔者看来，理论与创作的“敌对”容易使双方繁荣；相反，两者如胶似漆的甜蜜关系则容易“两败俱伤”。迎合理论的创作，固然因为失去了创造精神和艺术家自己的眼光而自寻死路，吹捧式的批评与理论同样因为失去理论批评自由、独立的思考而难有创新。

“爱你爱的像个敌人。”“敌对”比“友好”在很多时候更能够促进双方的了解，甚至相互之间的情感。敌人更能够准确地抓住对方的优、劣点：“知己知彼”是敌对时的深刻的精神探索和对抗。“敌人”与“爱人”虽然看似迥然不同，却有着内在的深层次的相通。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成为敌人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和情人。“不是冤家不聚头”，情人也就是“冤家”。理论和文艺正是这样的“冤家”：彼此无法分离，但是彼此又是在相互的凝视与拥抱之中探究与对抗。双方的分离、自治与自主倾向，表面上解决了问题，但是，不理睬理论的文艺创作往往陷入了最为平庸的理论，并且，不要任何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理论；而与创作分道扬镳的理论，则因为失去了思考的对象成为最空洞的东西。或许，后者在当前的文艺界更触目惊心。玄虚而僵冷的所谓理论，往往是在用大概念、大体系或者新贩卖来的翻译名词说一些正确不正确的废话。学术成为运用术语的修辞。互不相关、互不关心、冷漠成为常态之后，首先是文艺学失去了源头活水，而文艺创作则因为失去了最重要的敌手和爱人进入了自恋与迷乱之中。

其实，任何思考、任何研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向着“不可能”挑战。不同的方式都在有所“见”、有所“解”的时候，而有所“蔽”、有所“惑”。文艺与文艺理论不妨看作两种不同的眼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不过，文艺理论天然地是“盯”着文艺来思考问题的。那么，理论如何感悟、理解文艺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判断力”批判应当是文艺理论的核心任务。在文艺的感性世界之中，理论说不清楚的感情、意象和境界，既是永恒的难题，也是永恒的动力。理论如何“通情达理”，即通过文艺的情感世界而达到理性的清明，就是文艺学与美学的内在悖论。但是，无论如何，感悟与体验，“通情”乃至“通灵”都是文艺学的入门功夫。当然，也是终极目标。因为，文艺学的根本所在，无非是通过理论的探索，让人们深入到文艺的世界之中。

喜欢用耸人听闻的方式说话的英国作家王尔德，认为“批评家也是艺术家”3。他是把批判作为创造精神的实质来说的。但是，王尔德毕竟是一位审美素养深湛的艺术家，他指出：“不喜爱艺术有两种方式：一是不喜欢它，一是纯理性地喜欢它。”在当前的文艺学中，我们过多看到的是“纯理性”地对文艺的“喜欢”。王尔德则认为“批评家必备的首要条件是气质，即高度的审美感和对美给予的各种印象的敏感”。不妨说，批评家的批判不是“纯理性”的批判，而是“判断力”的批判。这应当是文艺学的常识。不过，在满眼的“学术规范”和“理论原创”之中，却少有注意文艺学之“学”，是建立在审美判断力的基础上的。因此，不客气地说，本专业的从业者很多是不具备研究的“首要条件”的。人们常常引用鲁迅的话，说不必会烧菜才可以批评菜的好坏。可是，殊不知要养成品评菜肴的敏感，可能需要比烧菜的人具备更多更深的素养和条件；甚至是需要更多的——天才！王尔德所谓的“批评家也是艺术家”，就是指比起那些蹩脚、平庸的艺术家具有更高审美天分和才能的理论家。平庸的甚至是毫无审美能力的文艺学研究者可无法置身其间哟！理论批评的“知己知彼”，恐怕首先还是表现在“知彼”上。对于文艺的审美敏感和微妙而灵动的审美体验、高级的审美品位和鉴赏能力，才是批评家和理论家能够昂然站立在文艺家面前、对文艺发表自己的见解的首要条件。那些孜孜于所谓理论建构的理论家，那些不看作品就能够发表长篇大论的所谓批评家，那些看了作品却毫无审美感受，用借来、舶来的理论去“套”，而乐此不疲的研究者，那些泡沫术语的发明者……用钱锺书刻毒的比喻来说，“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4和文艺做不成“冤家”，却容易成为文艺真正的仇敌。在这样的“美盲”和“文（艺）盲”肆无忌惮的践踏下，文艺的苦难未有尽头。文坛的荒芜曾经是现实的观念、伦理的力量所造成的，但是在今天，却往往是在学术与理论的华衮下，被铺天盖地的论文与专著的荒芜所掩埋。呜呼哀哉！

我们所说的“敌对”不是用理论对文学精神生命的屠戮，而是关于理论批评如何在对自身位置的真切体认中确立方向和目标的思考。“文艺之敌”的说法，当然也有警惕所谓文艺学伤害文艺生长发育的意旨，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试图对文艺学的学科定位有所探索。这对于文艺创作、欣赏、批评以及文学教育中理论的位置，尤其是学科发展的症结都不无意义。回到事情本身，要求文艺学反思，理论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切入”、“切中”对象。在我看来，无论是所谓“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均应从审美鉴赏的基础工程抓起。批评家就是艺术家，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批评家必须有着艺术细胞、艺术敏感，总应当是起码的要求。理论家则尤其如此。

如此，理论与批评本身就可以直接面对生活，对现实进行文艺批判、美学批判。这就是当前文艺理论界争议纷纭的“边界”问题。文艺学的边界表现在它是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去把握世界的。对象限定在文艺上，同样需要理论批评自身具有对生存世界的审美穿透力甚至洞察力；需要理论批评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叙述、重新想象、重新体察。面对文艺作品中的世界，是一种第三度的创造；面对历史与现实世界，文艺学的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也仍然是在文艺解读、美学解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思考。所以，有向着理论靠拢的文艺，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小说，昆德拉的小说，美术界的观念艺术，等等；有向文艺靠拢的理论，如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等。理论话语与文艺话语的藩篱在拆除之中，甚至有合一的趋势。理论与文艺的敌对关系能够变成相亲相爱的伙伴关系么？还是继续在相互的敌对之中，保持某种自治、自立、自洽，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各自独特的智慧和力量？

理论和文艺相同的“根”、“源”，是两者合流的“根据”。它们的“根源”在于诗性的智慧、审美的穿透力。理论之所以能够直面生活，与文艺一样用不同的话语把握世界，就在于这样的感悟事情本身的能力。理论本身就可以成为创作，或者说理论的创造并不必然低于文艺的创造。所谓“原创性”，无非是直接回到事情本身，从“实事”中求“是”的能力。在别人的话语陷阱中打转转是不可能有什么创造的。那么，诗、史、思，文、史、哲的浑融形态就是真正的文艺、真正的理论的必然追求。但是，文艺理论由于是以文艺为对象，却形成了一种自相缠绕、与理论本身特性相悖反的现象。“文艺学”与文艺敌对的宿命能够在“婚姻”的形式中解决吗？

现代婚姻中，夫妻双方还是要保持各自独立的空间，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立乃至对立也许应当是婚姻的应有之义。文艺学与文艺的关系亦然。令人深感忧虑的倒是，它们已经处于“无性婚姻”状态，却保持着不离不弃的劲头，成为正在上演的“中国式离婚”。

也许，挑明了本来具有的敌对，从冷漠之中培养敌对，倒可能重新产生真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