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仡佬自称的前瞻
随着仡佬自称的演变，自称的数量越来越多，但能坚持使用自称的仡佬族人口数量明显地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奇特现象。
贵州仡佬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天庭，经过四次的往返，才完成了种粮和熟食的过程注90。这个故事虽然不是事实，但却说明了仡佬族先民初来西南大地这个荒无人烟的原野，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劳动，西南地区才被一步步开垦出来。关于这一点，贵州各族人民都是一致承认的，他们莫不世代传颂“蛮夷仡佬，开荒辟草”的谣谚，莫不遵守纪念仡佬先民开辟功绩的习俗（如吃新节仡佬任采他家之新不受干涉，仡佬送葬不丢买路钱等）。在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甚至可上溯至新石器晚期）的出土文物中常可发现仡佬先民的遗迹。《尚书》中有关于仡佬先民濮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记录，也有西南濮人向周成王贡献丹砂的记载注91。先秦文献常称濮人为“百濮”，魏晋以后也常称僚人为“诸僚”、“群僚”，这都是当时濮僚民族部落群立、人数众多的反映。在商周之世，其强梁者已或据地为王，如先秦之巴蜀都各称霸一方；春秋之麜子，也能“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注92；秦汉时之夜郎、滇、邛都，都是濮人（僰人）所建，他们地大气粗，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注93这些邦国后虽降服于汉，但也长期与郡县并处。而居于滇黔桂间之句町王，自昭帝时以军功受封（前81年），王莽时因欲取消其王号曾派大军攻讨，三年不能取胜，下至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时（347年），犹赫然屹立注94，其建国已远逾四百年。至魏晋之世，夜郎、滇、邛虽亡，而濮僚之民犹遍布南中各郡，成为当时南中主要居民注95，与南下的昆叟之族共同成为蜀汉时期南中贡赋的主要承担者注96。其后由于昆叟之族的不断东向发展，迫使牂牁僚人向北转移，酿成成汉时期西南民族史一件大事——“僚人入蜀”。据《晋书·李势载记》，当时北入巴蜀的僚人达到“十余万落”，比留存的汉人还多，若以一落（家）五口计，则入蜀僚人不下五六十万，若以北迁者为牂牁僚人一半计，则牂牁僚人约在一百二三十万。史载晋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大概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也注97”。则入蜀僚人略为晋最盛时人户的4%，牂牁之僚略为晋最盛时人户8%，南中僚人当不少于晋极盛人户15%，很可能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我们再来看现代中国的仡佬族人数：据人口普查，1964年共260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027‰；1982年共有53000多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0.052‰。随着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和落实，经过民族识别和更改等工作，部分群众恢复了仡佬族成分，仅黔东北务川、道真、石阡、正安、江口等县“反本归源”的仡佬群众就达30万，到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仡佬族人口已达到430000多了。但在全国人口中也只能占到0.04%，若把这些数字和成汉时入蜀数字相比，不仅是相对数相差100倍，就以绝对数看，既不到入蜀数的80%，也不到牂牁僚人的40%，不及当时南中僚人20%。更何况晋代最盛时人口只不过是现代中国的百分之一点几，这是个很大的反差。从严格意义上讲，“民族则必须有共同语言”注98，据张济民先生的考察，当时的43万仡佬族中，“完全会说母语的人目前估计不会超过一万”，“部分会说母语的人估计在万人以上”。“日常生活只能用第二母语进行交际”，对仡佬语“只记住少量单词的人估计有两千左右”。其余的大多数仡佬族只能用第二母语进行交际，主要是汉语，其次是布依语、彝语和苗语注99。在这种状态下，能够使用仡佬族自称的仡佬人究有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民族史上考察，夜郎、滇、邛、句町灭亡之后，迄今一千六百余年，在这期间，似乎濮僚之族未曾出现过能继承他们再度建国于南中的雄豪。只唐宋间有个南平僚、明中叶在川南有个都掌濮，虽曾强梁一时，但不久亦灭。唐时，史载黔中曾有向王朝纳贡的牂牁、东谢、西赵、南谢等国，以所载属民习俗考之，实多僚人，然史臣不称之为僚，当因各国君长皆为汉姓，故学者有以此为魏晋南中大姓之裔，宜不得以僚名之，然学者又或以此为僚人之改从汉姓，然僚人既不乐用其民族姓氏而改用汉称，是已习染汉化，则史臣不以之为僚亦宜。其后，元初有个率仡佬、苗民反抗官府的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注100，所谓“葛蛮”当即葛僚蛮，或即自称为“仡”的仡佬先民，且既是“土官”，则当不是汉人，这位宋隆济显是一位仡佬先民。宋隆济领导的斗争失败了，他也被杀，宋姓的后裔被称为宋家蛮。但到明代，贵州的地方志多称这个宋家蛮的先人是“中国之裔”，是楚国蚕食宋蔡，将其所俘放之南徼注101，于是宋家蛮遂变成华裔了。宋姓在明洪武时被授予贵州宣慰同知，为黔中大邦，族人甚盛，文化亦高，有附学生员者。20世纪80年代落实民族政策时，宋氏多未申诉，是宋氏不用蛮僚之称已久，而近世的宋裔则更多已不知其先世为僚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明代割据播州以叛的杨应龙，据说其先人在唐宋时已据有播州，《文献通考》说：“僚蛮不辨姓氏……今稍从汉俗，易为罗杨等姓。”注102杨应龙之杨当即出此。贵州考古工作者据遵义（古播州）杨氏墓地出土多面铜鼓及伴随出土文物分析，认为系少数民族酋豪的殉葬品注103。其实，当地土酋杨氏本即僚人，铜鼓即僚人重器，与此正合，明初宋濂作《杨氏家传》，称杨氏始祖为太原人，入播四传至昭，无子，遂与杨六郎之子通谱，以其子贵迁为后，后世杨氏遂为杨业之裔注104。此显为民族上层不乐蛮僚之称，于是攀附汉族高门以自张大，而宋氏竟听信之而笔之于书，谬矣。宋、杨二例说明民族上层早已不乐蛮僚之称从而采用篡改家史的手法。其实，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受到汉族先进文化吸引，自愿改变其固有文化而接受汉族的文化习俗，首自用汉姓始；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迫使他们自动改汉争取民族平等。有关民族歧视的记载很早就已见于文献，先秦的《秦纪》已有僰童之名注105，汉代京师有僰婢之目注106，南北朝时，入蜀之僚人竟也“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但经被缚，即服为贱隶”，于是民间僚人多有被抑为贱隶者，而官府又“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自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注107。故唐宋之世僚族最为人贱，依傍他人为生的杜甫居虁州时也还役使僚奴注108，故当时以僚为贱称。禅宗是主张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但五祖弘忍竟斥责惠能“葛僚若为堪作佛”注109?古代僚人在这样的压迫下，要摆脱僚籍，改从汉姓，改称汉裔，不足为怪。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古代汉族统治者压迫歧视僚人，从四面进入古濮僚人区域的其他民族统治者莫不皆然。比如现在的四川凉山彝区，彝胞从不否认他们是从外地迁进凉山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初到凉山时，凉山原住着一种被称为“濮苏乌乌”的濮人，现在是早已不见其踪影了，但还留下被彝胞称为“濮苏乌乌”的坟墓。彝胞说这种濮人后来“绝”了。据深通彝语文和彝史的冯元蔚同志说，此“绝”字在彝语中可理解为“死了”、“走了”、“融合了”三重意思。近世凉山彝族中占人口50%的“白彝”便应当是被融合了的古代濮人后裔。他们已被完全彝化，但还记得他们的祖先是从天上下来的，名叫阿莫，这与贵州仡佬族的传说及《北史·僚传》的记载相符。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白彝属于“节”这一等级，“节”在彝语中有“娃子、奴隶”及“敌人”之意，这就说明他们是因被征服而成为奴隶娃子的。白彝与黑彝同是彝族，但他们被认为是“根骨”（血统）不同的异类，不仅不能上升为黑彝，而且不能与黑彝通婚，甚至婚外性关系也是严厉禁止的，如有违反，便将受到严惩，甚至处死。白彝虽较另两个等级的“节”——安家和呷西的地位稍高，但和“兹”（土司）、“诺”（黑彝）奴隶主间同样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且世世代代不能改变，虽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但却经常面临下降为安家和呷西的危险。唐宋时彝族先民昆叟之族在黔西等地建立了罗施鬼国（明代的水西土司），彝语称水西为“濮米”，意为濮人居住的地方。罗殿国建立在黔西南北盘江中上游一带，彝族称北盘江中上游为“濮吐仲益”，意为濮人凿开的江河，这都有力说明这些地区都是濮僚的故地。据民间传说，当年乌蛮王沿鸭池河东向发展时，大肆屠杀仡佬先民，因而“灭仡”一词竟成为死亡的代名词，残存者受到“十彝挟一仡”的手段强制其服劳役、当奴隶，甚至弯腰伏地当做土司上下马的马墩注110。乾隆《普安州志》载：“罗罗分三种：一曰刚夷，刚夷最贱，世为臣仆；白夷次之，世为把目；黑彝即乌蛮，最贵，世为酋长。”“刚夷”即黔语“干夷”的音变，20世纪，我在贵州考查时，有彝胞告知，干彝又称干仡佬，这就不难看到仡佬族在融入彝族后的遭遇了。
布依族在贵州是人数次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也不是早期土著，嘉靖《贵州通志》载：“五代马殷遣八姓帅邕管柳州兵讨两江溪洞，至此（惠水）留军戍之，遂分据号八蕃。”《宋史·蛮夷传》载黔州有五姓蕃，后续增为六姓、七姓，当即始此。这些都是布依先民。英人克拉克19世纪末在安顺传教时就听到“仲家（即布依）是一千年前由西迁入贵州”的传说注111。此说和嘉靖志所说年代大体相符。德人鲍克兰在《贵州仡佬的历史和现状》中引用曾在镇宁传教的鲁神父说：仲家说他们在八百年前来到贵州，曾与仡佬作战，除了人们所见的大坟墓外，现在很少有遗留的仡佬了。他们屠杀仡佬人，娶了他们的妻女为妻。这种大坟是被杀的仡佬墓，每座墓估计约五十人，在镇宁安顺的仡佬村有的还用作村名注112。田曙岚先生曾说：“贵州平坝县路塘公社的布依族祭鬼时，要仿仡佬族祭老母猪鬼的形式和念词……可能是仡佬变布依以后还部分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这说明“布依族中大量融合了夜郎国的后裔——仡佬族”注113。然而这些被融合了的仡佬族虽被认同为布依族，但却受到人们的歧视。20世纪，我在贵州就曾听说，普定县有一支布依族，一般布依都不愿与之通婚，即便是通了婚，也不同意其参拜家神；据说大方县也有类似情况。
最后再看看来自东面的苗族，据田曙岚先生的调查：“现在黔东南的台江、剑河、三穗、镇远、施秉等县，湖南城步、贵州安顺、威宁地区，还有云南文山地区的苗族，都自称‘濮’；而凯里、炉山、黄平、雷山等地的苗族则自称为‘仡偻’。”他认为这可以解释为，古代濮人“曾大量地融合于自东向西迁徙的苗族，而形成现代的苗族”注114。我认同田先生的这个看法。大概是长期居住在湘黔接壤的五溪流域的苗族先民槃瓠族在汉王朝的武装压迫下而向五溪上游迁徙，当地原住的仡佬先民部分还保持着古老的“濮”称，部分则已改称“仡偻”，故在融入苗族后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当是濮人融入苗族之较早者，至唐宋时又渐向黔中西部及滇蜀迁徙。现在的湘西州有数万“仡佬苗”，清嘉庆时作的《苗防备览》还能从语言、习俗上与土家、苗族作明确的区分。20世纪50年代潘光旦、王静如、汪明瑀在研究湘西土家族时，都承认湘西的土、苗、仡佬各是一族注115，但到80年代，这些湘西仡佬竟成为苗族的一支而称为“仡佬苗”了。这是最近期僚融入苗的显例。另贵州普定有一支被称为“苗仡佬”的苗族，据说已有百年历史，平时说苗话、穿苗服、从苗俗，而在祭祖、做丧事时则举行仡佬仪式，用仡佬语念经注116。苗族称仡佬为“克”或“蒙俫”，苗呼人曰蒙，“蒙俫”即“俫人”注117，大概因部分仡佬与俫人相近之故。大方、安顺、水城的苗族都称仡佬为“克”，湘西、黔东北苗族称仡佬为“凯”，黔西县苗族称仡佬为“克通”，克、凯、克通当都是一音之转，该字苗语为“奴隶”之意注118，虽不能据此认为仡佬是苗族的奴隶，但“克”称之起必是仡佬族人经常处于受他人奴役的低下地位。
因长期受到其他民族统治者的压迫、歧视和奴役，迫使一些仡佬不得已而放弃具有尊重意义的民族自称而改从其他民族的族称和文化习俗，故仡佬族人口日益减少。
本文写作中得到贵州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王兴骥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秦和平教授的协助，更承四川大学中国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向熹先生审正，谨并此致谢。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编：《民族学报》第十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