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西僧到西儒：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试错过程

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时，就是乌托邦式的；……乌托邦有将他者理想化的危险。

——让-马克·莫哈（Jean-Marc Moura）

地理大发现与波及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给罗马天主教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极大地刺激了天主教海外传教事业的发展。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欧洲的封建体制逐渐瓦解，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也宣告结束。天主教会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一种要求整顿和改革宗教的运动。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领袖是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法国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马丁·路德最著名的神学上的贡献，就是他的“唯独依靠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根据路德的看法，基督徒唯独借着恩典因信称义，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祭司。^注200马丁·路德所提倡的“因信称义”，意即信徒可以不通过教会的神职人员，直接和上帝相通；强调圣经至上和回归早期基督教传统。宣传这种教义的结果，必然使中世纪统一的罗马教会产生分裂。“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加尔文神学思想的核心，它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主张人只能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拯救。德国北部、中部以及北欧诸国如挪威、丹麦、瑞典都相继改奉“路德教”，英国、法国、德国西部和南部，则多受加尔文派的影响。一时间几乎半个欧洲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与此同时，在天主教教会内部的改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拉丁文为Societas Iesu, S.J.）^注201的创建，即是天主教教会内部改革的产物。

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不仅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而且表现在文化的全球化上。^注202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教会开始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大陆的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派出传教士，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这些“异教徒”国家的文化征服与殖民。如果说使徒时代是保罗向非犹太人传教，而地理大发现之后则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传教士向全世界的“异教徒”宣教。^注203这种大规模的宣教活动在客观上传播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科学文化，同时也将“异教”文化带回欧洲。随着天主教内部革新派耶稣会的成立以及海外传教之蓬勃发展，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西方传教士在华居住数年、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语言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观察更加深入具体，他们笔下的中国宗教形象则是另一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