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入世以来萌发的“制夷”倾向

在另一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西方管理学说的态度，国人还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西方的管理学说在中国引起的，不全是虔诚的学生态度，而有着“刺激—反应”式的回弹。所以，西方管理学说在中国引起的，不全是学习，还有抗辩。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过程中，既有跟进和模仿，也有回应和反弹。正如人体受到异物侵入时，既有吸收和融化，又有排异和免疫反应一样。过去，中国也有不少人批判西方中心论，但这种批判，往往夹杂着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陈述，学理分析不够。所以，这种批判实业界不大认同。以往社会上的反对西方舆论，也是来自民族国家的爱国热情，而不是出自对西方弊端的理性反思。因此，在管理学领域，很少有像其他领域那样板起面孔教训西方的。

如果把文化研究同管理研究的论著中对西方的态度加以统计比较，就有可能看到很有趣的差别。文化领域是《别了，司徒雷登》的口吻占主流，管理领域则不一样，基本上认同西方。当中国人说“先进文化”时，潜意识中是排斥西方的；而说“先进生产力”时，能明显意识到必须包括西方而且承认西方的领先地位。

但是，长期受西方的压抑，总憋着一口气。过去，在文化领域可以唱出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没落的高调，而在企业经营领域则缺乏这样的底气。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人就有理由对师傅睥睨一把。所以，这十几年来，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的“反弹”也日益明显。以“中国模式”的提出和宣扬为标志，中国对西方管理学说有了另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现在还在快速增长。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可以看作是中国模式论的一个代表。（有趣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发明权，学界却要归之于西方，以崔之元翻译的、高盛的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作为提出中国模式的代表。这正好可以反映出某种不自信。既要反对西方语言霸权，又要以西方的表述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这种逻辑矛盾只有不自信才能解释。《北京共识》一文，正是90年代迅速走红的新左派人物之一崔之元翻译介绍到国内的，而崔之元又是给红色管理唱赞歌的学者。因此，可以把他作为学界反击西方管理的一个代表。崔之元以及新左派在华代表汪晖等人，他们的理论要突出中国特色并排斥西方，但他们恰恰要借助西方的学术强势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方式很值得思考。）中国模式涉及面相当广泛，当然也包括管理领域。这种中国模式对西方的反弹，有以下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学生要教师傅。这方面的代表是中国式管理的流行和传播。但是，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其成功在于普及和培训，其不足在于学术和理性。作为一种与西方抗衡的管理学说，中国式管理尚不能在理论层面展开与西方管理学界的对话。“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眼下确实取得了经济上的迅速增长，所以，中国式管理也就有了同西方式管理叫板的硬气——只有我们这只猫，才是能捉住老鼠的猫。问题在于：中国式管理排斥了西学吗？恐怕曾仕强也没有意识到，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从本质上属于西学而不是中学；用西方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儒家道家法家，那只是保留了中国元素而不再是中国学问。例如，当你采用“哲学”这个词汇而不是采用“道”和“理”的时候，当你使用“主义”而不是使用“名教”的时候，所表达的就已经是西学了。中国式管理要同西方对话，就要采用西方的方法和逻辑；要坚持国学传统，就无法向西方传播。以博弈论来解释田忌赛马，其本质依然是西学，然而要坚持真正的中学，现在已经不具备条件。学生不是不能教师傅，但必须拿出超越师傅的货色。如果是用西式科学方式解释中国元素，那么，不客气地说，不仅在管理领域我们无以相对，哪怕是在很自豪的文化传统领域，海外汉学研究也比国内的水平高出不少，国内的学者要走出去还有一定差距。

第二，“中国优势”论。中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确实有许多事情是西方无法做到的，最能代表这种中西差异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抗震救灾、举办奥运等事项上，这种优势尤为明显。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隐含的内在逻辑，是对计划体制的肯定。市场体制下也有集中甚至有垄断，但那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质上是非市场调节的。许多赞扬市场体制的学者，经常用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作为说辞，殊不知这种说辞恰恰有着致命缺陷——如果计划体制能够更优化地配置资源，市场体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从本质的意义上讲，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的区别，不在于资源配置和效率，而在于市场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计划体制强调必须服从比个体选择更优的计划安排。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是交易的平等和自愿，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恰恰在其合理性。白花花的银子不一定是市场经济，权利不平等一定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优势能否保障个体的选择权，这是它是否值得弘扬的关键。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对此给出足够的证据。也就是说，优势很有可能会走向“致命的自负”。

第三，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自从加入WTO，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差别为依据。严格意义上讲，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在管理领域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解禁。但是，多年的冷战和封闭，意识形态冲突留下的历史遗迹，不可能一下子就清扫干净。而且过去意识形态化管理的有效性，往往会使管理者引以为荣。于是，类似于“红色管理”的方式，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被发扬光大。革命时期动员社会力量的做法，包括以理想教育激发下层力量，以组织纪律保证行动统一，以打歼灭战取得竞争优势，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等等，放到现在依然行之有效。所以，“走长征路”“整风”“肃反”“三大战役”等等手段，都成为在时代变迁以后仍然可以复制的成功样板。过去的成功和辉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理由怀疑它不会继续成功。这些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不仅西方没有，就是“老大哥”苏联也没有。尤其是现在身居要职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他们的经历中渗透了这些方式的无意识积淀，用起来得心应手。然而，经济建设和现实管理又要不分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于是，“红色”不再是目的而是行为手段，由此而来的是“红色”与“管理”的脱节，价值与工具的断裂，此即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管理。这种管理在中国情境下是有效的，然而其特殊性在于它只能在中国背景下实施。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的悖论是，一旦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被非意识形态化后，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有了疑问。

显然，在管理领域，向西方学习和以中国模式应对西方，在当今依然是值得研究的主题。这里面的基本逻辑，是管理的普适性原理与国情的特殊性需要之间的种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以夏变夷”等等思考的逻辑延伸。“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历史在现实中轮回。但是，每次轮回，都是一种再生和超越。分析其中的道理，何以轮回？何处超越？哪些地方是漩涡？哪些地方有激流？这对中国走出“卡夫卡峡谷”是具有意义的。

中国崛起有着重大影响，但是不是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需要斟酌。有人说：“美国走向衰落已是全球共识，同时必然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和剧烈调整。东风压倒西风，世界权力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告别西方说了算的时代，这已经是由全球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决定了的。”对这种亢进中隐含的当老大意愿，目前还不能作为定论。风水轮流转，但明天是否就能到我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实际上，对所谓北京共识，所谓中国模式，学界争议极大。窃以为，近代史依然在重演，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相当于洋务运动；承认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相当于从洋务到维新；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相当于从维新到立宪；社会矛盾的积累相当于清末新政，会不会从立宪走到革命，要看当局的应对。当然，这种重演，角色变了，服装变了，内涵外延都在变，所以，不能简单比附。但是，如果有历史眼光，可以对问题看得更透彻。近代的同治中兴和清末新政，都曾经有过大量类似于今日“中国崛起”的说法，但不久都破产了。如果仅仅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很可能失之偏颇。只有平心静气对此认真研究，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