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陶榖为何不得志：价值观与能力冲突时的选择

价值认同与能力才干相比，永远要放在优先地位。惜才怜能而容忍价值冲突，等于给事业发展挖陷阱。

北宋初年有一位十分聪明的文人陶榖，博通经史，无书不读，文彩过人，出口成章。从五代后晋开始，陶榖就在朝中掌管文字，历仕后汉、后周，到宋代依然在翰林院当老资格学士。宋人称其“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魏泰：《东轩笔录》卷一），然而在赵匡胤手里却碰了钉子。

北宋建立，陶榖仗着自己对赵匡胤当上皇帝有功，希望能够挪挪位子，当宰辅大臣。按说，陶榖想当宰辅，不算过分。论他的能力和资历，都能排在赵匡胤的其他宰辅前面。后晋时，陶榖的文辞就是一流的，内外制命，归他一手掌管，“言多委惬，为当时最”（《宋史·陶榖传》）。尤其是陶榖随机应变、察言观色的本事，常人远远不及。在陈桥兵变时，赵匡胤黄袍加身，返回开封，在众将簇拥下受禅。事出突然，周恭帝不知所措，禅让仪式需要正式文告，然而当时并未事先准备，一帮武将吵吵着找人写。就在这紧要关头，陶榖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早就写好的禅让文告，得意地对赵匡胤说：“已成矣。”陶榖并未参与兵变密谋，只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就事先起草好了后周的禅让诏书。这股聪明机灵劲儿，令谁都得惊讶。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劳，所以，陶榖一心想上位也在情理之中。窥测风向，以超人的文书功力为赵匡胤登基做铺垫，本来就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

但是，赵匡胤对陶榖的作为却有另外的看法。鉴于陶榖的功劳，赵匡胤让他继续担任翰林承旨，却没有提拔他的意向。陶榖坐不住了，就让自己的关系户在赵匡胤面前当说客，结果在赵匡胤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榖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榖下。榖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说客强调陶榖的文字贡献，而皇帝却认为那些文字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而已。这个话传到陶榖耳中，对他的打击委实不小，眼看升迁无望，心生怨言，就在墙上题打油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赵匡胤知道这首诗后，更生反感，彻底阻断了陶榖的晋升之路。

赵匡胤不但看不起陶榖，还波及他的子弟。乾德三年，陶榖的儿子陶邴参加科举，名列上第。赵匡胤毫不客气地说：“榖不能训子，安得登第？”并由此下诏在科举中对高级官员子弟一律另行复试（《宋史·选举一》）。他的另一个儿子陶晋阝，也因在品官子弟考试中作弊而受到处罚。陶榖不但升官梦彻底破灭，还连累了自己的后代。

赵匡胤为何不用陶榖？这是值得人力资源管理深究的一个问题。按理，陶榖对赵匡胤是有功的，从陶榖的角度考虑，我为你登上帝位费尽心机，在禅让仪式最尴尬的时候给你救了场子，现在你皇帝坐稳当了就把我撂在一边，也未免太薄情了吧！那首打油诗就是这种心境的表露。说不定，陶榖的打油诗就是为了让赵匡胤看到。因为对陶榖来说，提拔无望，就要想尽办法让皇帝明白自己应该提拔，发牢骚和开玩笑，向来是借机表达一些不太方便明说意图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成功的概率很低，但总比不表达要多一丝机会。即便皇帝看了反感，以赵匡胤的为人也不会为此惩处自己。所以，陶榖的打油诗，根据他的一贯行为，实际上也是充满心计的。

对于赵匡胤来说，当陶榖在怀中掏出禅位诏书来时，相信他被“惊呆了”。一次绝密的政变，竟然被一个局外的文人猜中，而且还想到了政变发起人没有想到的细节，事先安排了预案。这需要绞出多少脑汁啊！但是，这种“惊呆了”是双面的。一个前朝的大臣，当政权易手之时，不是去想着怎样辅佐幼主，而是提前窥测风向卖身投靠，这需要多么无耻的心态啊！所以，赵匡胤对陶榖的判断，很有可能是认为陶榖的大脑沟回太多而全无心肝。如果赵匡胤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厚黑之徒，那么，他会对陶榖绝不信任但又委以重用。如果赵匡胤是一个讲求报恩的厚道君子，那么，他会对陶榖予以优待但敬而远之。仅仅从利害计算看，陶榖横竖不会吃亏。这也正是陶榖出此奇策的心理逻辑。

然而，赵匡胤却保留陶榖原位不动，且由此而看不上陶榖的为人，用“依样画葫芦”来讽刺陶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五代之乱后北宋需要重建士风。战乱期间，士人苟活于世，斯文扫地。赵匡胤建立北宋，是要新开一个时代。而陶榖则把陈桥兵变看作五代骄兵悍将的一次寻常易位。所以，他的政治投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和聪明，却也同时展示了自己的无耻和短视。陶榖没想到赵匡胤把气节看得那么重，所以碰壁在所难免。由于两人的价值观差别过于悬殊，陶榖的能力展示，只是给赵匡胤增加了鄙视他的砝码。

那么，所谓气节，在君臣关系上是不是绝对要求“从一而终”？也不尽然。陶榖的问题，在于前朝待他不薄。传统儒家倡导的君臣关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而且君居于主导位置。孟子所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可以说是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正解。陶榖过于聪明，却只想到背叛前主为新主立功，却没想到这种立功会让新主看不起他的人品，这也可能是利令智昏的一种表现吧。赵匡胤不提拔陶榖，说到底，是陶榖自找的。陶榖此前，有着不断的背叛，俗语称“吃谁的饭砸谁的锅”，而且都能从中得利。没想到，在赵匡胤这里砸后周的锅，把自己的饭碗震裂了。

陶榖的教训，不仅是文人无行的教训，推而广之，如果组织成员与领导人在价值观上存在冲突，那么，才能再出色也不能使用。例如，柳永以文辞出众而写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就不客气地在他科举之榜上批了个“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三变词》）。很多人为柳永惋惜，实际上是只看到柳永的才能被荒废而没有看到价值观之冲突。况且，价值观的差异，也会使能力和功绩的评价随之不同。陶榖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小，赵匡胤却称之为“依样画葫芦”，两人的分歧不在文字能力，而在能力排序。在宋仁宗眼里，柳永这样的人当官会荒废政务，而在为柳永打抱不平的人眼里，文辞第一理当得到重用。双方都不否定柳永之能，但用与不用却取决于能力以外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