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君臣相得的条件：从汉文帝用贾谊看用人之道

领导开明，部下能干，也不见得就能成事。有时候，事业发展与个人地位的关系会造成人才作用的扭曲。

汉文帝是著名开明皇帝，贾谊是汉代著名文人。这样一个优秀的皇帝遇上了这样一个优秀文人，而且还是放手重用，却未能发挥贾谊所长，最终导致这位天才郁郁而终，其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值得剖析。

贾谊少年得志，十八岁就暴得大名，二十出头就被文帝征为博士。按本传记载，贾谊属于那种典型的聪明外露的早熟人才，每有诏令讨论的事项，诸位老先生还来不及开口，贾谊就会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把事情说清楚。文帝很器重他，一年中把贾谊破格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能言利嘴的贾谊春风得意，求治心切的文帝喜得良臣。从留下的文章奏疏来看，贾谊有极为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富有见地的政策建议，绝不是浪得虚名，其政治家的潜力远远超出文名；文帝有着极为出众的帝王禀赋和特别出色的自我克制能力，开启了文景之治的辉煌大业。而且君臣双方没有任何猜忌隔阂，高度互信。这样的君臣之配，打着灯笼都难找，却偏偏未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问题的根源，与文帝的处境有关。文帝的帝位来得太突兀，他在朝中根本没有自己的班底，由代王入主长安，在未央宫里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手下的执政大臣，基本上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元老重臣，陈平死后，为首的是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他们属于“老军头”，知道文帝要坐稳帝位就离不开他们，实际上是不太把文帝放在眼里的。尽管这些人表面上很尊重新皇帝，但不见得在内心里认可新皇帝的权威。文帝要逐渐形成自己的班底，难免会同这些老臣发生矛盾。所以，文帝破格提拔贾谊，即便是出于公心，也等于是用“雒阳少年”来压制元勋功臣。贾谊一出头，实际上就成了众多元老的“公敌”，遭到诋毁排斥势在必然。偏偏贾谊放论政治，免不了涉及元老的安置。“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汉书·贾谊传》）平心而论，让功臣列侯离开政治中心，到封国享受待遇，这是必要的政治措施。然而，文帝下令免去丞相周勃职务，让他带头率领列侯就国，等于把贾谊放到众人的枪口之下。尤其是还要破格提拔贾谊到公卿位置，更是等于给众人攻击贾谊的枪膛填塞火药。果然，一大帮元老在周勃的带领下，开始诋毁贾谊。“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为了平息众怒，于是外放贾谊，把他派到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至此，贾谊的政治生命基本终结。

作为补偿，文帝在一年多后，等众人议论平息下来，又召见贾谊。但此时贾谊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文帝召见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尊崇。当时刚好文帝在宣室斋戒祭祀，就问了问鬼神之事。而且为了表达对贾谊的宠信，谈话进行到半夜，文帝兴趣盎然，不断向贾谊凑近。对于贾谊的水平，文帝依然给予高度评价：“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连皇帝也承认贾谊的水平高过自己，这是何等的荣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心理的补偿。因为此时元老问题已经解决，对于文帝来说，他只需要听听贾谊的见解，而不再需要用贾谊作为政治武器。所以，规格很高的召见之后，还是外放贾谊去当梁怀王太傅。后来尽管贾谊还有多次上书论及政务，而且依然见解超人，但所起作用不过是一种咨询而已。

在当时的体制下，汉文帝与贾谊君臣相得，最终的结果是贾谊尽受其害，而文帝独收其利。实际效果是文帝靠周勃取得了帝位，又用贾谊挤走周勃巩固了帝位；再用周勃挤走贾谊平息了众怒，又用召见贾谊安抚了创痕。作为皇帝，这样做似乎无可非议，只是委屈了贾谊一个人。

西汉末年的刘向谈到贾谊的政治才能，把他同伊尹、管仲相比。“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班固则认为刘向的评价过高，“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不管如何评价，从贾谊个人来看，他所得到的君臣际遇，对他的事业来说等于不遇。对于文帝召见贾谊的举措，唐朝李商隐很有点看不惯，专门写了一首绝句《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讽刺文帝不能重用贾谊的治国才能。我们只能说，李商隐诗人情感太重，看不透中国政治的奥妙。贾谊固然可以写《鵩鸟赋》感叹命运，凭吊屈原以抒发自己的情感，然而对文帝来说，他已经利用完了贾谊的最大价值。

很早以前，笔者在读史书的时候一直有个疑惑，有些明显在治国才能方面有所不及的名人，为何总能得到皇帝的重用？例如本文说到的周勃，当初刘邦就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然而作为治理国家的丞相，他在能力上比起陈平确实差得太远。联系到当今的某些领导，也喜欢使用没有远见但朴素木讷的“大老粗”。后来才逐渐明白，皇帝用这种大臣，是因为他们对巩固皇帝个人的地位有用，而不是对事业有用。刘邦寄予周勃的期望，是“安刘氏”，而不是“安天下”。当然，天下是皇帝的，所以，“安刘氏”是“安天下”的前提。周勃“安刘氏”之后，以其功勋从另一角度威胁刘氏，这时，贾谊在新一轮“安刘氏”即稳固文帝的统治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并不能保证文帝用他“安天下”。在中国传统体制下，事业是皇帝的，不是大臣的；责任是大臣的，不是皇帝的。前几年随着乔布斯的去世，国内曾经热议过“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从贾谊三十三岁就郁郁而亡的历史中，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