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权力的支撑：资源·智力·时势

权力不是无中生有的魔术棒，它需要人财物各种资源供其支配，掌权者要有足够的智商和判断力，用权方向要同时局态势相吻合。三者俱备，青史留名；三者缺一，昙花一现；三者抵牾，徒留笑柄。

如果按照上文所说的坐标来分析，不难发现，历史上任何一种用权，都可以在这个坐标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真实的用权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收益巨大，有的亏损严重。成败得失才是人们真正要关注的重点。用这个坐标图来思考，问题就可以转变为：坐标的衡量尺度是什么？在什么区域用权才可有效？如何划定坐标的边界？

从经验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把支撑用权的因素归纳为资源、智力、时势三个方面。换句话说，这三个因素，决定着用权的有效区域，给出了用权坐标的边界。

1．资源

任何权力都需要资源支持，没有资源，权力只是一种幻觉。所谓权力，主要表现为人财物的支配权。很多人只看到帝王的权势，而稍微注意就会发现权势背后的实力支撑。一般来说，资源获取越快速，越巨大，权力走向强暴的倾向也就越明显。秦始皇用权的成功，在于统一六国的不断进取，可以给他带来十分惊人的资源补充和扩展。汉武帝能够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也在于文景之治给他积累了大量资源。汉文帝的英明，正是因为他作为势力单薄的藩王入主朝廷，能够清醒地看到自己资源的局限。作为名义上号令天下的皇帝，文帝面对的是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朝中没有自己的人马、元老重臣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境况，可供自主支配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他把自己用权的边界划定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从而造就了俭约爱民的形象，推进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文帝也曾试图展开自己的权力，例如他曾经打算通过破格提拔贾谊来培育自己的班子，但在遭到周勃等元老不客气的抵制后，文帝及时地收回了用权的触角。在物质支配上文帝尤其谨慎，连一个需要花费百金的露台也放弃不建。类似的事例无须赘举，道理明摆在那里，要取得用权的成功，首先需要准确地判定自己手中拥有、可以掌控、能自主支配的资源，按照资源的多少划定权力域的大小。一旦权力超越了资源的支撑范围，再庞大的帝国也会轰然倒下。

资源不是静态的，所以，根据资源变化趋势，要对权力运用进行适当调整。秦始皇时期有着对外战争的巨额收获，所以，他的权力快速扩张在短期内是可行的。到了秦二世则不然，过去的史书往往过分强调秦二世的昏聩和权力向赵高的转移，却忽视了秦统一以后不再有通过兼并战争扩张并大量补充资源的渠道。二世固然不成器，但他手中没有了资源增量后，却依然要维持高增量的资源消耗，这无异于自寻死路。即便增量不变，资源的消耗情况也值得领导人重视。汉武帝晚年，对外扩张，大兴土木，导致好大喜功的他遇到了资源困境，但汉武帝能够及时收手，以轮台诏宣告政策转变，从而保证大汉公司渡过危机，也为昭宣中兴留下后手。后来的隋炀帝则不然，论理来说，隋炀帝掌控的资源要比汉文帝大出许多，同汉武帝差不太多，但是，隋炀帝上马的项目太多，摊子铺得太大。平心而论，修运河，征辽东，开西域，建洛阳，都是关系帝国命运的大手笔，而且单个项目都没问题。但是，多项目齐头并进遇到了资源瓶颈，而炀帝又忽视了重大项目的沉没成本过高造成的影响，总是存着“再坚持一把就会成功”的期望，硬挺下去不能收手，导致他的这些项目几乎都成了烂尾工程，葬送了自己的帝国。

2．智力

在用权上如何做到明智，同领导人的智力水平直接关联。遇上晋惠帝那样的智力水平，什么样的资源也无济于事。现代领导人的选拔机制，可以防范晋惠帝现象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把“白痴领导”问题放在一边不予考虑，而专门讨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从历史可以看出，有不少聪明的领导人也会失败，有的还失败得非常惨烈。例如，前秦的苻坚不失为明主，他重用王猛，治理关中卓有成效，东征西讨统一北方，但淝水一战彻底输光。究其原因，在于对资源的误判。苻坚只看到自己数量上的优势，自信“有众百万，资材如山”，“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而没有看到北方刚刚征服的力量没有整合，其他民族的首领与自己貌合神离，文化差异使东晋依然有足够的软实力抵御前秦，导致苻坚兵败如山倒。

即便对实力没有误判，智力还表现在选择策略与恰当指挥的智慧上。明朝的靖难之役，建文帝掌握着雄厚的资源，燕王朱棣在起兵之初不能与之相比。然而，建文帝先是误用李景隆，继而对李景隆的失败不罚反赏，再加上不适当地表达自己不愿杀害叔父的愿望，一误再误，不断把自己掌握的资源优势消耗掉，有些等于拱手送与对方，最后把自己的皇位断送掉。而朱棣的表现与建文帝相反，他不但能恰当估算自己的资源，而且还拼命扩展自己的资源，采取恰当的策略，挟持宁王兼并了朵颜三卫的骑兵，在山东德州遇到顽强阻击后绕开敌手直下南京，始终以“清君侧”的旗号掩饰自己的篡逆并增加行为的正当性。经过几年交手，终于获得优势，客主易位。从靖难之役可以看出，当资源没有问题，起码是支撑初期行动没有问题时，领导人的智力就是关键因素。

关于用权的智力，如果不纠缠于智商高下，则要考察误判是怎样形成的。国人往往迷信“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说法，如果具有历史眼光就可发现，多数情况下，重大误判是一个个的细小误判积累形成的。越是低能，越会在用权上孤注一掷，甚至破罐子破摔；越是高手，偶尔的用权失误对他的成败影响越小。淝水之战中苻坚的失误，并不在“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那一瞬间，而是从王猛死后就逐渐开始的多年失策积累。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败亡，也不是败在燕军攻入金陵的那一刻，而是从即位之初的削藩政策失当就埋下的隐患。就此而言，用权的智力问题，首要关注的应当是解蔽，其次为决断，再次为反馈调整。说到底，用权的智力表现在持续性决策上，而不是表现在灵机一动上。

3．时势

在资源和智力都足以保证用权的情况下，权力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时势。从古到今，人们往往把“英雄造时势”和“时势造英雄”当作对立的两极，实际上二者本质是一回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的各路英雄，如何能干也造不出汉唐盛世；秦二世的暴虐统治可以造出陈胜吴广这样揭竿而起的英雄，但这样的英雄只能为楚汉相争铺路。时势和英雄的关系，在历史的“大数据”中，不过是尽人事而知天命。“英雄造时势”是尽人事，“时势造英雄”是知天命。就是说，用权也要做到“天人合一”。

道家和儒家都讲天人合一，但二者的行为方向不一样。道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强调“道法自然”，消极顺应，知雄守雌，如水就下。由此形成的用权思路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强调克己复礼，积极进取，彰显天理，“知其不可而为之”。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在讨论权术时，儒家往往用《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例来批判老子。郑庄公的母亲喜欢小儿子共叔段，郑庄公以顺从母意之名，纵容弟弟胡作非为。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方式，最终诛杀了共叔段。儒家认为，正是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权术，葬送了共叔段的性命。对于老子的这种权术，朱熹的批判最透彻：“《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作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王夫之、曾国藩、章太炎等人的看法也同朱熹类似。在用权中，消极顺应时势和积极响应时势，是儒家和道家不同权变思想的分水岭。但不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不能无视时势，都要尊重时势提供的约束条件。把握这一点，才能防范逆天行事。一旦权力运作到“弯道超车”的路上，就隐含着逆天行事的危险性。

资源、智力和时势三者，到底哪一个起决定作用？即便三者共同作用，其中各自的权重如何把握？对此进行思考，影响到现实用权中对三个因素的排序判断。从历史来看，三者的权重是变量而非常量。具体何者应当优先，要根据具体情境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