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

（一）屈辱的开始

直到17世纪末，中国还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9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沦为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根据研究，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元年前后，中国的经济绩效水平与古罗马帝国非常接近，在公元前500—1400年间还要高于欧洲水平。根据研究，欧洲开始赶上中国是在公元1400年以后。欧洲赶上中国的原因，开始并不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从美洲新大陆带回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所以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迅速提高。到了18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变迁速度加快，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迅速落后了，而且这种落后还在不断加剧。根据麦迪森的研究，按照1990国际货币单位来衡量，18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523，当时美国的是1287，英国的是1756（世界最高），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0%，英国的30%。到了19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变为614，美国变成9573（世界最高），英国变成6847，中国是美国的1/15，英国的1/10，可见收入差距在扩大。随着收入差距与发达国家的拉大，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例如在清朝中期以前，中国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周遭的国家都来中国朝贡，中国成为它们的宗主国。英国派使节到中国来，中国翻译英国为“猁”，意思是蛮夷之邦，不知礼节。然而在184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发生不到一百年后，中国就在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战败，接下来在一系列的战争中接连受到战败的屈辱，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每次战败的经历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重创。接连战败不仅让中国失掉了可以让周遭国家纳供的国际地位，例如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和保护国，却让其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本身虽然没有变为殖民地，但实际上已具有了半殖民地的性质，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在很多城市划出租界。另外，中国还把土地割让给英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家。丧权辱国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

有不少人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认为，中国从一个天朝上国在短时间内迅速衰弱下去，主要是因为清政府过于腐败。但这一说法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因为清朝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让百姓民不聊生的昏君，民间的反清势力也主要是源于民族情绪而不是出于对皇帝个人的不满。尽管当时官僚体系的贪污腐化现象的确存在，但是贪污腐化的情形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鲜见。因此，将中国一朝走向贫弱的过失完全推卸给清政府是不公平的。中国在近代之所以不断遭受外国欺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迅速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了。在欧洲借助于科学实验的方式加速进行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中国却在科举考试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之下不能形成自主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只能固守着旧有的技术与生产水平在原地踏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国在真刀实枪的战场上的屡尝败绩，只是让这种差距以最残酷的方式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和科举制度的教育之下，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处处以天下为己任。面对这种千年巨变，中国的知识分子油然生出一种让中华民族重新强盛起来的使命感。但在另一方面，面对着战争的屈辱和国势的日下，这些知识分子又有极大的挫折感。中国过去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被一些在过去称之为“蛮夷之邦”的国家打败，并任由它们欺凌，所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来说，努力实现中国的复兴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当务之急。理解这一努力是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线索。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与一个新崛起的文明发生了冲突，而战争就是冲突的激化。正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种文明的冲突中，知识分子对于国外文明的反应和理解必然会涉及文明和文化的含义。

（二）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救国救亡的探索

对于文明和文化，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加上上层建筑就构成了一个文化体系。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他把文化定义成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当然，这种分法与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并无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指的就是器物层面，上层建筑其实是另外两个层次的相加，即同时包含了组织的层次和行为伦理规范的层次。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三因子论，三个因子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当一个文明与另外一个文明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上的普通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反应是如何理解清楚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对于清朝政府而言，这是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遭受败绩，这在之前是连想都无法想象的。对外战败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反思，反思过后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在器物层次上有很大差别。所以在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内容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一方面仍要坚守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和伦理价值标准，另一方面要学会利用西方的器物文明成果，向外国购买枪支、大炮和轮船。他们认为有了这些枪炮和轮船，中国就可以强盛起来。可以看出这时的知识分子尚未能摆脱“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式，仍然认为中国在文化的社会组织和价值体系上都具有优越性。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从某种角度上说，洋务运动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中国建立了北洋、南洋以及福建水师，也就是以山东的威海卫和福建的泉州以及马尾为基地的三支海军舰队。

第二次冲突的激化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产生的原因是当时的朝鲜受中国的保护，后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力量发展非常快，对朝鲜有殖民的企图，所以和中国发生了冲突。日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都是闭关锁国，后来在美国海军舰队的外在压力之下才被迫开放门户。日本开放以后，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极大反思，出现了所谓“尊王攘夷”、幕府还政于天皇的思潮。在权力由幕府大将军交还天皇以后，明治天皇开始推动维新改革，日本与英国一样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引进了现代的学校、军队、银行、工厂等组织体系，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开始的时间上差不多。在甲午海战开始之前，国际上的评论普遍认为中国应当能打赢。因为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军舰，拥有从英国、法国购买回来的最先进的战斗武器。日本没有中国的财力雄厚，买不起大吨位的军舰，所以只能自己生产小吨位的海军军舰，使用的枪炮也比不上中国。有一段野史的记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状况。甲午海战之前，清政府采取孙子兵法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在上海的黄浦江举行盛大的海军阅兵典礼，邀请各国驻华武官前来参观中国的海军舰队，目的是吓阻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的驻华武官也被邀请，他在参观后回去给政府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虽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比中国落后，但日本仍能打赢中国，原因是中国的军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观念，没有纪律，即使有现代的枪炮也发挥不了作用。当然这只是野史，没有经过考证。但仍能反映出洋务运动只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在组织层次上并没有任何改革，比如教育制度的改革、政治体系的改革、经济体系的改革等。文化的三因子应该是统一的整体，单单有现代化的枪炮，而没有相应的组织体系，枪炮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于是又掀起了另外一场社会反思。原来的反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输给欧洲主要是因为枪炮的落后，现在枪炮和欧洲一样的情况下还是会打败仗，那就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反观日本，同样是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短短三十多年，从闭关锁国到锐意革新，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中国。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中国如果要奋发图强赶上西方，就必须像日本一样，采取君主立宪制，废除科举。上一讲我们讲到，科举考试的问题主要在于内容，而不是在于形式，这个形式能够挑选有能力的人进入政府作为治国安邦之才，所以说还是好的。科举考试的制度还被英国学习，在英国建立了文官制度，只是没有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当时推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运动被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很快就被保守的清政府官员镇压下去，唯一得以保留的成果就是在当时名为“京师大学堂”的今北京大学。

与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社会认识不同，一个另外的思路就是来自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孙中山原为广东人，后移民到夏威夷，之后到美国接受教育。他看到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也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强盛起来。他在美国的时候看到美国的制度非常先进，认为总统制要比君主立宪制更为优越，所以需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制国家。当时，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所提倡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推动一场组织层面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知道变法已是势在必行。但是，到了这个保守分子也开始主张要变法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清政府很快就被推翻。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的积弱是因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只要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国家，中国就会迅速地走向富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也是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但是巴黎和会却不把中国当做战胜国看待。当时青岛原本是德国的租界，既然在一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那么租界理应归还给中国。但是，当时日本已经变为列强，在列强幕后交易的《凡尔赛和约》中，把青岛从德国转手给了日本。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北大学生以及在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就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建立了初中、高中、大学，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改变。但是，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还是会被欧洲列强欺辱，原因就是光有现代的器物和组织制度还不够，还必须有现代的精神和价值观，所以需要提倡“民主”与“科学”。

（三）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1．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从认识到武器的作用，到认识到这种武器在什么样的组织状态下起作用，到最后认识到不仅要有西方的组织状态，还要有西方的思想，这是一个渐进的思想转变过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建议培养与西方一样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器物也要一样；另一派主张社会主义。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星火燎原，从一点点规模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社会政治运动。

社会主义思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中国盛行起来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社会有反西方的情结，因为在历次战争中西方列强让中国受尽了屈辱。在坚船利炮面前，虽然不得不认输，但内心里始终不愿屈服，这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精神状态。所以，如果有一种制度能够替代西方的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表现得比西方更优秀，就很容易被接受。当时的西方社会处于资本主义早期，确实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动荡不安、工人的生活状况非常悲惨。当时西方的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虽然由于工业发展，城市化的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大部分的劳动力还在农村，进入到城市里的人并不多。城市的收入比在农村高，所以农村的劳动人口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就是巨大的失业大军，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状况下，资本家会把工资压得很低，因为城市里的生活始终比农村好，不必担心没有人来。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本家的收入增长非常快，一般工人的生活状况却没有什么改变，于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就会频繁发生。针对社会存在的这些问题，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由原始共产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时兴的说法，叫“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包含很多这样的说法。“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其中的民生主义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共产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很多社会问题，革命要彻底，就必须把所有的问题一次性解决，也就是所谓的“毕其功于一役”。连孙中山这样倡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思潮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其次，俄国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后，单方面取消了过去对中国所立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的社会情绪中有很多不满是针对列强的，因为它们给中国施加了很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丧权辱国并失掉了和列强平等相处的机会。当时社会运动的强烈愿望就是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这时突然发现，一个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对中国愿意以兄弟相待，主动把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取消，就好比一个农民欠了地主很多债，有一天地主突然主动上门免除了所有的债务，农民当然会对这个地主产生好感。现在仔细研究起来，苏联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顺水人情。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自己的状况岌岌可危，连生存都有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取得和要求原来在沙皇时代订下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情绪普遍认为苏联的这一举动是对中国的平等相待，孙中山也开始推行起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到了30年代之后，苏联的逐渐强盛又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之后最主要的理想就是救亡和图强。在30年代，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开始，西方出现了十多年的经济大萧条，社会上到处都是失业现象，经济发展水平在短时间内下滑了30%—40%，而且不止是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了冲击。这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即将来临。相比之下，苏联从1929年开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当时世界上的工业化军事强国。这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无疑充满了吸引力。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等一批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有一系列的理论和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爆发。资本家掌握了政权、财富，单个工人没法抵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就需要把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仅仅一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还不够，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发生暴动、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时，旁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害怕国内的工人也会闹革命推翻自己，所以它们会帮助这个国家把工人革命镇压下去。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抵抗不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队伍的联合。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会取得革命的成功，要想在单个国家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与后来出现的列宁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单一的国家也可能成功，而且还不一定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必须有一批社会精英来组织这个共产党。这些社会精英也不一定完全是工人阶级，但必须是有组织、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团体。以他们作为核心，团结无产阶级大众，这样革命就有办法在单一国家完成。实际上，俄国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首先建立了共产党，联合城市里的工人进行暴动，后来果然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中国在1921年成立共产党之初，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且共产国际还派来了代表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革命活动。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遵循的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先成立一个精英党，然后发动城市暴动。这样的模式在俄国非常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按照列宁主义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工人发动城市暴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没有一次取得成功。

3．列宁主义模式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列宁主义模式在苏联是成功和正确的，但是应用到中国却不成功。当时中国共产党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进行社会运动和革命，结果却屡战屡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条件不同。在俄国基本没有外国租界，在中国却有很多。俄国在沙皇时代，工业就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企业主要是贵族拥有，当然也有一些职业企业家和外国资本家拥有的企业。而在当时中国主要的工业集中在租界，例如天津、上海、武汉、福州的外国租界。在沙皇时代，如果出现工人暴动，政府就要派军队镇压。工人阶级是一个弱势群体，容易引起社会的同情，政府的镇压会使得社会把怒气和怨恨指向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保护资本家剥削穷人的不公正的政府，于是整个社会都把矛头对准了沙皇。在中国，大工厂都是在租界里。以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为例，当时日租界里的纺织厂工人发生暴动，日本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后来工人联合起来，发展到其他租界，英租界里的工人也发动暴动，同样被英国巡捕使用武力镇压下去。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武力镇压，社会上当然是抱以同情，但是愤怒的矛头却指向了列强政府而不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因而渔翁得利，号召工人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把中国建立起来然后才能抗击列强。所以，同样是工人暴动，产生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沙皇俄国时代，工人暴动时沙皇派出军队镇压，结果是沙皇失掉了人心，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工人暴动时外国政府直接派出军队和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当时的中国政府反倒渔翁得利。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学习外国理论的时候应该非常小心，任何经验或者理论在具体应用时都有一定的前提，假如前提发生了即使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产生的效果也会完全不一致。不要把一个理论当做真理，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理论作为一种假说，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得以应用和实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理论，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也不一定就能获得成功。列宁主义没有真正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4．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

在第三国际所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屡屡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意识到了不能完全依赖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于是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毛泽东就提出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按照马列主义，如果要发动社会革命，就必须要保证社会当中存在有社会不公平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在中国农村，有地主、贫农和无地农民的差别，按照50年代革命刚刚成功时的统计，中国占人口总数3%的地主控制了26%的耕地，而占人口68%的贫农拥有的土地只有22%，所以这种土地分配的差距非常大。城市里的工人和资本家当然也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但差距远不如农村明显。按照马克思主义，农民不见得是最先进的阶级，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按照毛泽东所讲的“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贫穷的农民，那么这些农民当然就会支持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在中国农村地区，政府的影响非常薄弱。在传统社会，政府的管理只能到县一级，县以下要依靠士绅（也就是地主）进行管理。正因为如此，如果在农村领导农民发起“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国民党政府就要派军队前来镇压农民，其效果就像沙皇派军队镇压工人暴动一样，因为保护了富有的地主、打击了应该被同情的贫穷农民而受到社会正义力量的一致指责，从而丧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暴动实际上产生的结果就相当于俄国的城市暴动。当然，依照列宁主义，革命应该由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来进行，而不是依靠相对保守的农民阶层。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他活学活用理论，而不是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是他通过对很多农村进行调查，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分析才最终提出来的，最大程度地结合了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政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先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慢慢地把矛头对准城市里的资本家。这是军事上的战略。在政治上的战略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当时在城市里有工业和商业，但是这些工业和商业都为民族资本家所有，相对那些外国列强在租界里的工厂而言，普遍规模较小，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时常受到欺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说法，这些民族资本家也应该得到保护，要打击的“一小撮”是官僚资本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和欧洲资本家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工厂，包括日伪政府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日本战败后，这些工厂都被没收，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资产，由国民党中的官僚权贵把这些资产继承过去，变为官僚资本。1947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把前面的几项战略具体划分为三个方针：一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穷的农民；二是没收垄断官僚资本，把它变为社会主义政府直接掌握的国家资本；三是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且保证在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下民族资本家至少有50年的黄金时代。中国要想从农业社会迅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进程需要进行“补课”，在这个“补课”的过程中，民族资本家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民族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下，至少有50年的黄金时代可以发展。这些民族资本主义过去受到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欺压，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得到了平等的待遇，就可以发展得更快。这三个方针都得到了民心的支持，保证了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战争中的胜利，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中国有句俗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从1921年建立到1949年，不过短短28年，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从一个由几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运动的组织变成了统一中国的政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一个旷古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