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与法的矛盾及解决

唐律中的礼与法（即刑法）虽结合在一起，但两者毕竟不是同一行为规范，存在一定的差别。礼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内容不可能十分详尽；法则比较具体，内容可包括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诸要素。礼的内容相对稳定，皆需从儒家经典中找到论据；法的内容则变化较大，统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撰其中的规定，甚至制定新内容。礼没有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制裁部分的内容；法则有，而且制裁部分的内容与罪名相适应。这些决定了唐律中的礼与法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那么，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矛盾？唐律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

唐律中，礼与法的矛盾较突出的有两类：

第一，礼所维护的对象与严重犯罪行为之间的矛盾。据礼的精神，唐律把一部分人纳入享有司法特权的范围，并按照他们享受的不同特权作出明确规定，有的可以免死，有的可以减等受罚等。但是，当他们直接损害了国家政权或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怎么办？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又怎么办？唐律考虑到了这种矛盾，它把享有的特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不损害国家政权、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不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为限，超越此限度，特权失效，犯罪者仍须依法论罪，如同凡人。《唐律疏议·名例》“八议者”条规定，八议者犯死罪“议定奏裁”，流罪以下的“减一等”，但是“犯十恶者，不用此律”。也就是说，八议者若犯有十恶罪，议权随即丧失，特权不再有效。请、减、赎和官当等也有类似情况。另外，对老、小和疾者犯罪采用以下处理方法：《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把老、小和疾者也纳入可享有司法特权的范围，他们犯罪亦可由赎、请等方式代罚，但也有一定的限度，超出此限度，也须用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赎、犯死及加役流等下用此规定；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唐律在处理礼所维护的对象与严重犯罪行为之间的矛盾中，大多采用以上方式，即在限定的范围内充分用礼，在限定范围外弃礼用法，只有个别情况例外。《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还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此条“疏议”特别解释说：“父祖反、逆，罪状已成，子孙七岁以下仍合配没。”可见，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唐律中唯一无条件用礼弃法的实例。其实，这一实例没多大意义，一是那时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极少；二是即使这样年龄的人犯罪，对社会也不会有大的危害。所以，此规定形同虚设，并不典型。

第二，违礼与不违法的矛盾。唐律是一部刑法典，故此处所说“违法”就是指违反唐律的规定，即犯罪。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种行为应在刑法中有所规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轻微的违礼行为并不在唐律规定之中。对这些违礼不违法行为，唐律也有安排。《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规定，十岁以下儿童“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但未言及“殴己父母不伤”如何科断。为此，此条“疏议”专门作了说明：“其殴父母，虽小及疾可矜，敢殴者乃为‘恶逆’。”“于律虽得勿论，准礼仍为不孝。”“上请听裁。”即十岁以下儿童殴父母，依法是无罪的，但据礼是一种恶逆行为。对于这类违礼不违法行为，唐律本不得处罚，但考虑到社会影响，所以用“上请”方式处理，由皇帝定夺。儿童有违礼不违法行为，成年人也有这类行为。《唐律疏议·职制》“匿父母及夫等丧”条对闻父母及夫丧后匿不举哀行为及处罚方式都作了规定，但未及“居期丧作乐及遣人作”行为，因为“律条无文”。对这一行为应如何处理？此条“疏议”特别作了补充说明：“身服期功，心忘宁戚，或遣人作乐，或自奏管弦，既玷大猷，须加惩诫，律虽无文，不合无罪，从‘不应为’之坐。”其处罚幅度是：“期丧从重，杖八十；大功以下从轻，笞四十。缌麻、卑幼，不可重于‘释服’之罪。”可见，“居期丧作乐及遣人作”也是一种违礼不违法行为，但此种行为仍在处罚之列，依“不应为”制裁。以上两例都有明文规定，还有更多的违礼不违法行为虽在律中无规定，但仍可被罚，其依据是上述的“不应为”。《唐律疏议·杂律》“不应得为”条说，“不应得为”行为是指“律、令五条，理不可为者”，违礼当然属于“理不可为”之内。因此，即使法无规定，违礼行为也非可逍遥法外。此条“疏议”还叙述了立此条的目的：“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律，包罗难尽，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缺，故立此条。”不应为行为的被罚幅度是：“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这样，大量的违礼不违法行为都将受到制裁，这类矛盾也就解决了。

唐律中虽有礼与法之间的矛盾，但通过限定用礼范围、“上请”、“不应为”等方法使之妥善解决，既维护了礼的尊严，又发挥了法在护礼中的作用。这是唐律比以往各律高明之处，也是它的一个成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