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是维护礼的武器

礼在唐律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法要以维护礼为首任。它一方面确认各种特权，在国和家中都建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刑罚打击各种违礼行为，使礼成为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阵地。

在国的范围内，法首先保护的特权是皇权。皇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占有人皇帝享有最大的特权。法对皇权的保护，突出表现在确认和保护皇帝对国家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权的独揽。《唐律疏议·职制》“律令式不便辄奏改行”条、《唐律疏议·断狱》“辄引制敕断罪”条等，通过规定皇帝掌有制定国家法律、修改法律的决定权确立其最高立法权。《唐律疏议·职制》“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和“官人无故不上”条、《唐律疏议·诈伪》“诈伪制书及增减”和“对制上书不以实”条等，通过规定皇帝把握国家行政的组织、指挥和决策权确认其最高行政权。《唐律疏议·斗讼》“邀车驾挝鼓诉事不实”条、《唐律疏议·断狱》“死囚复奏报决”和“闻知恩赦故犯不得赦原”条等，通过规定皇帝独霸直诉受理权、死刑复奏权和恩赦决定权认定其最高司法权。皇帝具有此法所确认的三大权后，就处在独尊地位，如同《唐律疏议·名例》“十恶”条“疏议”所言：“居宸极之至尊。”皇帝的特权也就与其地位一样，至大无边。

在国中，仅次于皇权的是官僚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唐律疏议·名例》“八议者”、“皇太子妃”、“七品以上之官”、“应议请减”和“官当”等条通过对议、请、减、赎和官当的规定，维护各级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使其逃脱犯罪后的受刑之苦。由于他们的地位不同，因而享有特权的大小也不同，其中以“八议”者为最，再依次递减，直至赎。广大劳动人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特权，尽管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由此，可见用法护礼的阶级本质。

在家的范围内，法维护的是父权和夫权。从唐律的规定看，家人之间也存在不平等关系。在家长与子女之间，唐律强调父权；在家长之间，唐律强调夫权。《唐律疏议·户婚》“子孙别籍异财”、“卑幼自娶妻”条和《唐律疏议·斗讼》“子孙违犯教令”条等通过规定父在家拥有的财产、婚姻和教令权，确保父权在家中的绝对地位。《唐律疏议·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和《唐律疏议·斗讼》“妻殴詈夫”条等还通过规定夫所有的离婚主动权和高于妻的地位，确定夫权对妻的统治地位。另外，在有奴婢、部曲的家庭中，奴婢和部曲都是被奴役的对象。在法律关系中，他们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如同物一般。《唐律疏议·名例》“官户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条“疏议”说：“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他们的地位最低，过的是非人生活。唐律就是用法维护家庭中的这种不平等关系，从而达到在家庭中始终不渝贯彻礼的目的。

法不仅确认礼的存在，还用刑严惩各种违礼行为。这种惩罚又因行为人地位、侵害对象和侵害结果不同而不同。一句话，违礼程度不同，所受的处罚也不同，处罚亦是一种护礼手段。在唐律中，行为人地位的高低是决定受罚程度的重要因素。对于同一犯罪行为，行为人地位高者受罚轻，地位低者受罚重，呈一种反比关系。《唐律疏议·斗讼》“流外官以下殴议贵等”和“九品以上殴议贵”条虽都规定殴打议贵者要受到刑事制裁，但制裁程度不同，前者要“徒二年”，后者仅“徒一年”，原因无非是后者的地位高于前者。此外，《唐律疏议·斗讼》“妻殴詈夫”条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媵及妾犯者，各加一等”。虽同是殴夫行为，但对媵、妾的制裁比妻要重，原因也是地位有差。另外，侵害对象也是决定受罚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是一个行为人、一种行为，侵害对象地位高的，行为人受刑重，反之则轻，呈一种正比关系。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十恶”条的规定，行为人杀害皇帝及府主刺史、县令所构成的罪名是不同的，前者为“谋反”罪，后者为“不义”罪。因此，处罚也不同，前者的行为人除处斩外，还要株连家属、部曲，财产、田宅要没官；而后者，仅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连及家属等。《唐律疏议·贼盗》“谋杀期亲尊长”条规定，凡是子孙谋杀期亲尊长的，处斩；谋杀缌麻以上尊长的，只流二千里，刑等相差三等。此外，侵害结果是决定用刑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同是一种行为人、一个侵害对象，由于侵害礼的行为结果不同，行为人受到的处罚也不同。侵害结果越严重，处罚越重，反之则轻，也呈一种正比关系。《唐律疏议·贼盗》“谋杀制使府主等官”条规定，谋杀制使的，“流二千里”；已杀伤的，“绞”；杀死的，“斩”。《唐律疏议·贼盗》“谋杀期亲尊长”条的规定也是如此。此条规定：“谋杀缌麻以上尊长，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此外，还有一些规定，如违礼行为的程度不同，受刑的程度也不同等，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唐律的用法轻重依据违礼的程度而定。

唐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确定礼的合法地位，并用刑罚手段严惩违礼行为，这不仅使礼成为一种人人必须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还使礼与法得到了统一，紧密结合于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