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布局

正如本书题目表明的：“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除了梳理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重点在于凸显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登场”之间的关系。研究时段大致从晚清北京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开始的1904年前后，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旧思潮论战。

本书讨论的是一个跨领域的史学命题，使用的学术资源与以往的思想史、报刊史、文学史、文化史均有所关联，写作思路是以历史描述的方式将资料重新整合，从“新文化运动与北京舆论环境之间的互动”的角度，为这段历史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试图弥补以往研究的某些盲点和空白。

就思想史层面而言，本书试图打破“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窠臼，将新文化运动与其发生地的城市特性、舆论状况、民众启蒙程度等联系起来考察。报刊史的梳理则将关注眼光从相对“先进”的上海报刊调整到清末民初的北京，不仅仅强调北洋政府摧残舆论和机关报纸的政争党见，同时也关注北京舆论从清末至民初自身发生的变化，它们对外国新闻理念的接纳和学习，从政党性报纸向商业性报纸转化的过程，以及它们如何调适政治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对于文学革命与新思潮，侧重于考察其核心内容在向外界传播时采用的话语策略与发生论争后自身姿态的调整，以及外部舆论对它们的挑战与回应。

原来的研究计划曾将对狭义的五四运动即街头政治、社会运动纳入考察范围，一方面展现知识者群体与北京民众的直接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北京各报纸对街道运动不同的报道角度和评论姿态，描述舆论环境与街头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希望比较京沪两地不同的舆论环境对五四运动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而讨论舆论参与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格局的变化所起的作用。然而，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感到这部分工作涉及的史料和论著极为庞杂，各种政治因素与文化倾向也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加以厘清，遂决定放弃这一计划，而将研究重心专注于新文化运动的“登场”，同时也有意剥离新文化传播与“爱国运动”之间的直接关联，正如周策纵指出的，五四运动分别受到政治方面的刺激（山东问题和巴黎和会）和文化方面的刺激（新思潮与白话文运动），本书着重考察和描述文化方面的动因。

在这种解释框架下，本书大致分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眼光向下’:《京话日报》与启蒙运动”与第三章“日本报纸在中国：《顺天时报》的启示”，重点梳理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北京称得上有“舆论环境”的出现，实自彭翼仲1904年创办的《京话日报》始。与上海等地的白话报纸如《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不同，《京话日报》不仅仅是一张白话报纸，它以白话报、阅报处、讲报所、戏曲改良等各类启蒙手段构筑了一套启蒙新体系，改变了晚清改良维新一直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为启蒙运动开辟了一条“眼光向下”的推行管道，从而有效地改变了原本大大落后于南方的北京舆论风气。除了启蒙者本身的努力，北京特殊的人文与政治环境，也为这种启蒙新形态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由于政治压迫和国体丕变，北京的启蒙传统没有在民初得到延续，造成了中上层社会与下层民众的交流隔绝，直到五四运动中，知识者走上街头，才让“眼光向下”的启蒙运动重现于北京社会。同时，清末启蒙运动未曾充分暴露的弊病，即对“爱国意识”的强调和对“知识启蒙”的忽略，也在五四运动中展现无遗。在意识到片面启蒙的问题后，五四知识分子开始自我调整，或全心投入政治运动以改变上层结构，或号召“走向民间”以深入民众，或退守校园重回文化建设的道路，鲁迅概括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其实五四一代人所面对的，还是晚清那一代已经经历的老问题——这也是何以讨论北京舆论环境要向上追溯至清末的原因。

第三章从世界舆论发展的潮流着眼，以《顺天时报》为个案，讨论由外国投资的媒体如何在舆论理念、新闻手段和版面设计等方面影响中国舆论发展的进程。《顺天时报》创立于清末，为日本外务省机关报。在袁世凯去世后的一段时期内，该报成为北京最畅销和影响最大的报纸。《顺天时报》的成就除了与日本势力在华的特殊地位有关，全盘照搬日本先进舆论经验、建立新闻报道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顺天时报》努力使自己本土化，从文化上与中国读者取得认同，并在政治性与公共性间寻求部分的妥协，也让《顺天时报》在军阀统治下的“舆论真空”时期取得空前的报界地位。《顺天时报》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北京中文报纸的办报方式与新闻理念，推进了公众舆论的逐步发展。中国舆论界在与“西方”对话的背景下逐步成长，部分摆脱政党喉舌和牟利工具的地位，也是新文化能够在五四运动前后获得传播和转换的重要条件。

第二部分即第四章“民初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与集团重组”，讨论民元以后，新式知识分子从热衷于投身政治、经营政党报纸，到自觉地疏离政治，追求舆论的独立性，试图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舆论图景。从梁启超、黄远庸到章士钊，都曾为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党斗争的舆论机构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由于深陷政治泥潭及经济上无法独立，这些努力大都付之东流。在北洋政府严厉禁锢言论的背景下，新式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向企业化与精英化的两极发展，新式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也经历了政治家——舆论家——报人的转型，代表性人物为梁启超——黄远庸——邵飘萍，这种身份转型为北京舆论环境提供了政党论争之外的声音，为政治相对宽松时期的自由表达与平等论辩提供了面向公众的平台。而坚持以政论为主的《甲寅》，鉴于国内缺乏言论空间，立足海外，成为知识精英集结的一面旗帜。《甲寅》作者群不仅在人才养成方面，更从舆论资源上，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校园内外：新文化的登场”与第六章“五四前夕：新旧论争与多方博弈”。第五章旨在描述新文化运动如何从知识精英内部的学理探讨，逐步延伸至公众舆论层面的表达和学生群体中的传播。通过《甲寅》、《青年杂志》的调整与反思，陈独秀将清末的民众启蒙思路转变成为知识分子的自启蒙，这一努力得到胡适等人的响应和襄助，“一校”与“一刊”的结合，尤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革命派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相结合，赋予了改版后的《新青年》刚柔并济的文化气质，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从政治变革转向思想建设的知识精英。从李大钊主编《晨钟报》到新文化群体同人创办《每周评论》，新文化运动从借助他人的言论机关发展至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为新文化运动与公众舆论直接对话创造了条件。而新思潮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传播，吸引了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参与新文化运动，《新潮》以更为激进的文化姿态、更为贴近学生的思想立场，在全国边缘知识青年间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借由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学生社会”为中介，新思潮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影响，在这种通过学校和刊物传播的方式后面，隐伏着社会权势在五四前后的转移。

第六章考察新文化“登场”之际，与舆论环境的交流与互动。新文化运动以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为依傍，然而政治环境的严酷与文化氛围的保守，迫使蔡元培不得不在公开表述中做出与新思潮保持距离的姿态；而来自政府和守旧派的压力，导致了陈独秀的去职，这一事件加深了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化程度。但另一方面，受到守旧派和当权者联手压迫的弱者姿态，也让新文化阵营得到了大多数中立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从而将“新旧论争”转换为争取言论自由的官民抗争。尽管舆论界主流观点并不完全认同新思潮的文化立场，但出于对政府压制言论的嫌恶，各地媒体都义不容辞地站在新思潮一边。思想层面的争论转化为政治层面的对抗，从表面上看，新文化阵营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利，然而要真正转移社会的风气，这仅仅是一个艰难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