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文化的“登场”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对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并无多大关联；另一派则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如胡适就坚持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就是新文化运动，只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的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持有更广义的理解，即用这一名词同时包括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认为，“五四时代”可以以“五四事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一些新起的知识分子集中精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里，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已超出纯粹思想界以外了”。

讨论五四运动的思想成因，新文化运动自然不可不谈，而新文化运动本身，又是晚清以降各种思潮互相冲击、碰撞的结果。史华慈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不言而喻，1919年和2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高潮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成的……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包括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和对新文化发起者的延揽、《新青年》号召的白话文的日渐流行、爱国民众对国家命运的日益关注。他还强调“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提出”。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与讨论，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新文化运动从思想界即知识精英内部的讨论，经由公众舆论及学生群体的传播与力行，影响社会公众以至于形成一场浩大的社会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传播、推行的思想平台与社会环境，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共同营造的结果。

从早已存在于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到由北京学潮延伸至全国各地的五四爱国运动，对于知识精英思想文化建设的初衷而言，是一种传播，同时也是一种转换。这种传播和转换的功能，当然不仅仅在于使一场文化运动政治化，其性质也并非“救亡压倒启蒙”那么简单的二元对立。两者的关系，的确包含了文化与政治的传统纠葛，也反映出知识分子解决社会问题的歧见异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同时又传递了政府、知识者与民众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社会位置与互动态势。本书关注的焦点在于：在这种传播和转换的过程中，知识精英的言论和思想是如何通过报刊这种媒介，作用于知识分子内部及周边的舆论环境，从而影响政府和社会，而报刊媒介又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改变和转换这些言论与思想，将之整合到社会的公共话语中去的。把新文化的传播和转换称为“登场”，表明本书的视点主要锁定于“知识精英与舆论环境的互动”，并试图将之描述为一种新异的思潮如何通过媒体中介逐步呈现在公众面前，并赢得他们的关注和同情。

对于新文化的提倡者来说，认识并适应周遭的舆论环境，是“新文化运动”拓展自身空间的必然过程。而与舆论界打交道，对于新文化群体中的多数人而言，并不是一种陌生的经历。陈独秀、胡适在清末启蒙运动中就已有主编《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竞业旬报》的经历，李大钊自就读北洋法政学堂起，就参与《言治》、《民彝》、《宪法公言》等刊物的编辑和撰稿，《新青年》其他撰稿人如高一涵、蓝公武，也多有过报刊方面的从业经历。因此，新文化群体同人从一开始就对新文化的传播扩展至舆论界的途径怀有预设和想象，如陈独秀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李大钊对“大新闻社长霍列士”事迹的向往：“其组织虽云一新闻社，而宛具政府之雏形。论其势力，且逾政府而上之”；在美留学时即“以舆论家自任”的胡适，对此的表述尤为详细。

胡适所说的“舆论家”对应英文中的“Journalist of Publicist”，意即“新闻记者或政论作者”，他理想中的“舆论家”应当具有以下特点：

 

（一）须能文，须有能抒意又能动人之笔力。

（二）须深知吾国时事史势。

（三）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

（四）须具远识。

（五）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

（六）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

 

胡适后来分析陈独秀何以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指出陈独秀有三点背景：“一、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根底”，“二、他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书”，“三、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可以看出，陈独秀是符合胡适留美时对“舆论家”的想象的，因此胡适归国后选择了加入《新青年》团体，与陈独秀并肩作战。

尽管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对晚清启蒙运动进行反思时，强调不能再区分“我们”、“他们”，但是他们所持的舆论观，基本上是自康梁以来形成的精英舆论传统。毛泽东曾经批评“新文化运动”脱离工农群众：“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新文化的传播没有深入到下层社会，主要取决于新文化群体同人采取的舆论策略。正如前文述及，民初知识分子试图依照英美公众舆论的发展方式，在政府与公众之外，建构一个“文学公共领域”，作为社会的平衡力量。比较《京话日报》群体与《新青年》同人的启蒙方式，我们会发现，新文化的传播并不热衷于利用传统的启蒙形式，也没有太强的接触下层社会的欲望。胡适在1930年代谈论《独立评论》的设想时，描绘了他心目中“舆论家”的实现途径：其一，“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其二，“发起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新文化同人自行设计的“登场”，不外乎如此。至于王敬轩“双簧信”，新旧思潮的论战，倒是吸引社会关注的题中应有之义，即钱玄同所谓“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五四运动的兴起，打断了新文化运动按部就班的舆论路向，突然将注目文化建设的新文化运动，与以“爱国”、“反帝”为诉求的街头社会运动打成一片，反而将新文化运动放置在一个尴尬的不由自主的境地。胡适的学生罗家伦反思五四运动时称：“‘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了“也有未可乐观之处”：“（一）是觉得根基太薄弱，成熟过早；（二）是觉得大家真正了解的少，而多半借新思潮当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符咒。任这种情形延长下去，实在有种绝大的危险；出版品虽多，是没有用的。”胡适等人不是没有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帮助了新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但他们仍然将这场政治运动看做“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正在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做好向下层社会深入的准备，同时五四运动也反过来加剧了政治势力对新文化的压制。

五四运动打破了新文化群体同人对于舆论的想象与认同，从而为他们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陈独秀的被捕和离京，《新青年》随之迁回上海，是研究者公认的新文化运动转折点。陈独秀明显更喜欢五四运动带来的狂热政治气氛，他拒绝胡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的提议，理由是“近来大学空气不太好”，实际上是对五四运动后北京舆论环境的重行收缩与压抑表示不满，而胡适要求的“不谈政治”和周氏兄弟提出的“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可以解读为希望《新青年》的姿态调整回到五四运动前的起点，即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入手，从事思想文化运动，而非直接讨论政治。胡适并非不愿意讨论政治，而是无意成为社会运动的领导者而直接与政府对抗，仍然坚持“作为平衡势力”的舆论想象。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坦承这种姿态调整含有收缩新文化运动的涉及范围，避免遭受过多政治压力的用意：

 

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狠遭犯忌讳，狠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

 

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曾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也是出于对五四运动后北京政治压制与舆论激进共同干扰新文化运动的不满，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前撤去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以“保存机关”的苦心是一致的。同样是迁往上海，陈独秀的南下与胡适等人的动议，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